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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一生做事一丝不苟、嫉恶如仇、性格耿直。当年他翻译名著《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精益求精，一译再译，几易其稿，但一经定稿竟不许编辑改动一字一句。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决不会让自己的清白受到环境的污染。9月2日傍晚，傅雷在批斗暂告一段落后回到家中，与夫人朱梅馥在次日凌晨双双自缢身亡。
临走前，他没有忘记托自己的内弟朱人秀上交当月55元的房租，没有忘记给自家的保姆周菊娣留下一块女表、一个旧挂钟、一张600元的存单作为她过渡期的生活费。他说：“她是个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最后剩下的元又托付朱人秀，作为自己与夫人的火葬费。没有一丝一毫的疏忽，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当夜，他和夫人留下了最后一封家书，这是写给朱人秀的遗书。他在遗书中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一介书生痛彻的自白：“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但在英明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涮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就这样，“士可杀不可辱”的傅雷夫妇辞别了###的人世。
20年后，劫后余生、与傅雷相交达40年的国画大师刘海粟，对傅雷的死作了这样的评价：“傅雷的死，是6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是中国知识界的损失。然而，在那个时候，在那种气氛下，像他那种犟脾气，有这样一个结局似乎是难以避免的。从那个时候起，中国知识分子便常常做噩梦。”“今天，人们已从噩梦中醒来。中国共产党及其几代卓越的干部们共同从痛苦的记忆中总结出了沉痛的教训……一切要实事求是。”
农民作家：赵树理
身份：中国作家
死于：1970年9月23日（终年64岁）
死因：被迫害致死
地点：山西太原
评价：赵树理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农民作家。他出身于农民家庭，长期生活在农村，所写的作品也都是反映农村的各种变革、反映农民群众的生活和思想情绪的，具有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特色。主要作品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等。作品语言富有个性化，适合人物的身份、状态和心理，并且极富幽默感。
1965年2月，在整风运动中，赵树理一家被逐出了工作、生活了16年的北京，下放到山西，担任晋城县委副书记，主管文化宣传工作。在这个职务上，他迎来了“文化大革命”，继而戴上了“黑帮分子”的帽子。对于这个高帽子，赵树理说：“你们说我是黑帮，我不敢当。我这个人长得黑，这是事实，可是心不黑，也没帮没派。至于我的作品，那尽是豆芽菜，连西红柿都够不上。要说大毒草，我真不知道怎么种呢！”他的话激怒了红卫兵，好在运动初期还没有武斗，红卫兵们采取了较温和的车轮战术，逼他承认罪名。
进入1967年，赵树理在全国被点了名，这一下决定了他的命运再难扭转。家被抄了，家人被扫地出门，赵树理也开始被拖上汽车到处游斗。即使这样，幽默惯了的他在说话时还不时带上几句俏皮话。有一次，被批斗完回到县机关后，他倚着门框对朋友说：“唉，今日可受苦了，今儿的导演不好，心太狠，给咱们来的是真的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真打真踩，差点儿把我给踩扁了！以前的那些次就不是这样，那些次的导演心好，让人把我们轻轻地按倒在地，背上那只脚也不怎么真踩，我趴在那儿尽是休息了。”
但很快，他的俏皮话便说不下去了。在批斗中，他的两根肋骨被打断，断骨戳穿了左肺叶。自此以后，他只能用双手捂住胸膛，斜着身一步步地移动，而每移一步都要剧烈地咳嗽一声……
在一次批斗中，造反派用3张桌子重叠着垒起一个高台，强迫赵树理爬到上面跪下低头认罪。他“认罪”完后，一个造反派狞狰着笑脸对他说：你不是写过《三关排宴》吗？今天我就给你来一回真正的“三关排宴”。说完，照他的后背就是一推。“哗啦”一声，3张桌子倒了下去，赵树理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昏死过去。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的髋骨已经断了。此后，他坐不能坐，睡不能睡，只能斜倚在小板凳上，背靠火炉，胸伏床沿，趴着度过黑夜，而白天他还要出去继续接受批斗。
1970年6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奉命成立“赵树理专案组”，赵树理被隔离审查。此时，他的病情已急剧恶化，被打断的肋骨使内脏发生多种炎症，烧得他浑身冒火，穿不住衣裳，而且大小便也已不能自理，只得由他的儿子每天给他送饭、护理。
9月17日上午，在太原市最大的湖滨会场，召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批赵大会。赵树理被人架着走到会场。因为他确实站不住，造反派便让他把双肘撑在桌面上，胸部抵住桌沿，两只手捧着脑袋，认真地听取批判。随着一声声“赵树理站起来”“低头认罪”的口号，他艰难地站起、弯下，站起、弯下……
不久，他的神志开始昏迷，脸上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身体也逐渐地支撑不住，最后，终于一头栽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然而，他并没有被送往医院，而是仍被押回了囚室。
9月22日中午，赵树理突然浑身打颤，双手乱抓，口吐白沫，嗓子中呼噜作响。专案组批准将他送往医院。23日凌晨2时45分，一代著名作家带着无限的愤恨和迷茫离开了这个生活过、描绘过的世界，为活着的人们留下了许多沉重的思索。
浪子悲客：古龙
身份：中国武侠小说家
死于：1985年9月21日（终年48岁）
死因：酒精中毒
地点：台湾台北三军总医院
评价：古龙原名熊耀华。他豪气干云，侠骨盖世，才华惊天，浪漫过人。他热爱朋友，酷嗜醇酒，迷恋美女，渴望快乐。30年来，他以丰盛无比的创作力，写出了超过100部精彩绝伦、风行天下的作品，开创了武侠小说的新路。他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一代巨匠。
“对于酒的执著，大概没有人能比得上古大侠。他三番两次地因酒住院，换了别人，早已怕酒怕得要命了，可是我们的古大侠却照喝不误。”第二次出院后，在医生的叮嘱下，在妻子丁秀玲的看管下，在弟子丁情的提醒下，高阳酒徒古龙着实戒了一段时间的酒。但不喝酒的古龙，觉得日子是如此难以打发，“好像一天多出了20小时，长得不得了！”他无限感慨地说，“原来一天有这么长！”
在戒酒的那段时间里，为了打发日子，同时也为了实现自我“突破”，古龙曾计划要写一系列短篇，总标题叫“大武侠时代”。1984年，《猎鹰·赌局》发表，这是古龙的绝笔之作。写完后，古龙似有如释重负感，同时也感到身体好转了，又可以喝酒了，就又故态重萌，拿起酒杯喝开了。在古龙看来，“一个人死一两次再活过来，还有什么事看不开呢？”刚开始还是小杯子喝，到后来小杯子已不过瘾，索性用大杯子灌；刚开始还是喝一些低度的葡萄酒，到后来就喝高度的白酒。丁秀玲苦劝也劝不了。大病初愈的身体，怎禁得住这种猛灌狂喝？古龙的肝昏迷再次发作。
古龙又被送进了三军总医院，这次病情急剧恶化。医生经过3天3夜的抢救，才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生命垂危的古龙，想到自己一生风流快活，身边美女如云，但到最后却只有贤惠的丁秀玲陪伴着自己，不禁感慨万分：人们都说我古龙薄情，可她们又何尝不薄情？她们怎么就不来医院看望我呢？
凄苦的古龙，看着日夜守护着自己的丁秀玲，握着她的手，艰难地说：“这些天来，真是辛苦你了。真对不起你，我的好妻子……唉，也对不起那些爱过我的女人。”伤心欲绝的丁秀玲泣不成声，轻声地安慰着古龙：“你不要这么说，只要你病好了……比什么都好……我们好好地过日子。我们以后的生活……会很好的。”古龙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欣慰，带着一丝愧疚地说：“阿秀，你真好……有你在我身边……我……真开心……开……心。”接下来，古龙没再说话。良久，古龙喉咙中似乎又发出一些低微的声音，丁秀玲将耳朵贴在古龙的嘴上，费劲地辨析着。“阿秀……我……对不起你……我们……回家……我……”下面的声音越来越弱，只是嘴唇在微微地蠕动。丁秀玲见状，忙喊道：“古龙，你怎么了？你怎么了？”病床上的古龙似乎睡着了，没有反应。丁秀玲将耳朵贴在古龙的心口，听到古龙的心跳非常微弱。她急忙把医生喊了来，医生对古龙进行了一番抢救，然而他依旧昏昏如睡，不省人事。1985年9月21日，昏迷了3天的古龙终于没能再度醒来，一代武林大侠离开了人世。一颗璀璨的流星，就这样划过了天空。
古龙的追悼会，由香港著名作家倪匡（笔名卫斯理）主持。陪着古龙走完人生最后一站的丁秀玲痛不欲生，号天哭地，令人心碎。古龙的初恋情人郑莉莉，经过这么多年也已原谅了古龙的薄幸与无情，带着她与古龙的儿子郑小龙也来参加了追悼会。古龙的发妻梅宝珠，也带着她和古龙的儿子赶来参加追悼会。台湾知名作家诸葛青云、百里奚、乔奇、高庸等，都参加了追悼会，并献上花圈和挽联。古龙死后，他的朋友们花了近30万台币，购买了48瓶轩尼诗XO白兰地，放在了棺材内，让喝酒成瘾的古龙长眠于美酒芬芳之中。
万古人间四月天：林徽因（1）
身份：中国建筑学家、作家、美术家
死于：1955年4月1日（终年51岁）
死因：肺病、肾炎
地点：北京同仁医院
评价：林徽因是当年被北京上层文化圈誉为“第一才女”的绝代佳人。她出身名门，与当时几位最富才华的绝世佳公子有过美丽的情感交往，最后嫁入名门。她以天纵之才气，精致之观察力，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美术及建筑学等领域，都留下了自己的风华、业绩。
1954年入秋以后，林徽因病情开始急剧恶化，完全不能工作了。“每天都在床上艰难地咳着、喘着，常常整夜不能入睡。她的眼睛仍然那样深邃，但眼窝却深深地陷了下去，全身瘦得叫人害怕，脸上见不到一点血色。”她人生的旅途至此已经走到了最后的关头。其实，对于林徽因而言，自从1945年被医生警告最多只能活5年起，生命就已经时时笼罩在死亡的阴影里。她奇迹般地坚持到1955年，分分秒秒，都是以精神做支撑，从死亡边缘所努力争回的。正如1947年秋她给费慰梅的信中写的那样：“你看，我就这样从水深火热中出来，又进行了这些所谓‘不必要的活动’。要是没有这些，我早就死了，就像油尽灯枯……暗，暗，闪，闪，跳，跳，灭了！”
其实，在时时面对死亡的日子里，林徽因心境虽无太多悲观，但下意识里也为人生之终做了某种准备。1947年，林徽因肺病已到晚期，肾脏严重感染。在住院期间，她曾托人捎话给徐志摩元配张幼仪请求一晤。张幼仪携徐志摩之子徐积锴赶往医院，林徽因仔细地望着张幼仪母子，却虚弱得说不出话来。这次会面所求为何，林徽因没说，张幼仪也无从知道。但从当时的情境来看，林徽因无疑想以自己的方式来完成一件临终的心愿，以了结她与徐志摩20多年的情感纠葛。
1949年以后，林徽因以欣逢盛世的喜悦投入地工作，常常通宵达旦，忘了病痛。历史记载了她生命的最后3次拼搏。第一次是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她是梁思成、莫宗江、朱畅中、汪国瑜、高庄等同志组成的清华国徽设计小组中唯一的女性，绘图、试做、讨论、修改都是在病中完成的。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治协商大会一致通过了梁、林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而她已病得几乎不能从座椅上站起来。第二次是抢救景泰蓝，这个代表中国艺术极高成就的国宝工艺就是在她的带领下发现、发掘、设计、制作，才在新中国不致失传而发展壮大的，她带学生、跑工厂作坊，谁能相信这时的她已是肺布满空洞，肾切除一侧，结核菌已到肠而一天只吃二两饭只睡四五小时觉的人呢？第三次是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主要承担纪念碑须弥座的浮雕设计，这也是她生命最后的英雄乐章。
1953年，林徽因出席第二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遇到萧乾。萧乾坐到林徽因身边，握握她的手，叫了她一声“小姐”。林徽因感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