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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我参观了闻名于世、历史悠久的牛津大学，没有想到校园建筑是那样的古朴。我还考察了伦敦泰晤士河出海口的防潮闸，这里设备比较先进，起闭闸门全部采用计算机控制。
在访问意大利期间，我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交谈。虽然意共在议会中占了不少席位，不少党员还当上了省长，但显而易见，很难通过选举取得政权。在菲亚特汽车公司，我询问董事长是如何保护国内汽车市场的。他说，主要是车型适合大多数意大利人的消费水平，另外意政府不允许外国汽车公司在意大利开设修理厂，从而保住了菲亚特公司国内市场的销售地位。
此外，我还访问了若干非洲国家，本部分只选录了我访问突尼斯和苏丹两国的日记。这些非洲国家虽然已独立，民族已解放，但许多重要的经济命脉产业仍掌握在原宗主国手里，因此它们仍面临着繁重的经济发展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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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
第二部分《逐步突破对华制裁 巩固发展睦邻友好》，主要记述的是1988年4月至1993年3月，我担任国务院总理第一个任期内的外事活动。
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使中印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结束了近30年来关系恶化的历史，双方就处理两国边界争端达成重要共识。1993年9月，他的继任者拉奥总理来华访问，双方签订了保持中印边境安宁的协定。
在这段时期，我国在内政外交上也曾出现困难局面。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使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事业得以继续前进。事件发生后，一些西方国家纷纷干涉我国内政，宣布对华进行全面制裁，断绝一切高层来往，企图给我国制造更大的困难，阻挠我们走自己的道路。
从1990年开始，一些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每年召开的会议上都提出针对中国的“人权议案”。中国尊重人权，参与制定并遵守《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坚持关于人权的普遍性和多样性的原则，但坚决反对以西方人权观为标准来干涉别国内政。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坚持正义国家的支持下，反华议案先后10次被否决。后来欧盟内部也改变了态度，到1997年人权会议时，法、德、意、西等国退出了反华议案的提案国。事实证明，反华不得人心。联想到2001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改选时，一向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竟然落选，更加发人深省。
本部分还记述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没有受到上述事件影响，积极采取措施，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发展。我们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以及东欧国家建立和保持了正常的国家关系。
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外交战线的“丰收期”。中国与印尼复交，与新加坡、沙特、韩国和以色列建交，同越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开创了我国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的新局面。这无疑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方发达国家看到中国政局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出于对他们自身利益的考虑，纷纷开始与中国恢复高层交往。从1991年8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华，到1992年1月在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期间我与美国总统布什会谈，宣布对华制裁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先后同我国恢复了高层交往，所谓“制裁”已被打破。
1992年6月，我参加了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首脑会议，并在大会发言中阐述了中国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呼吁发达国家对全球环境改善担负起更多的责任。我还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三部分《抓住机遇扩大开放 广交朋友推进合作》，主要记述的是1993年至1998年初，我担任国务院总理的第二个任期内进行的外事活动。
1994年，我访问了哈萨克斯坦等中亚4国和蒙古，就解决中哈、中吉边界等问题达成一致。中亚与我国在经济上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发展贸易有着广阔的前景。中国与蒙古签订了友好合作关系条约，这对中蒙长达4000多公里的边界线保持长期安宁将发挥重要作用。
本部分还以较大篇幅记述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俄关系。中俄双方在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互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建立了睦邻友好关系，两国元首实现多次互访，两国总理建立了定期会晤机制，为发展两国经贸合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中俄先后签订了东段、西段国界协定，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0年普京总统执政以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加稳固，向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2001年，双方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这期间，我还先后访问了墨西哥、智利、古巴和巴西等4个拉丁美洲国家。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土面积和中国大体相当，但人口只有1亿多，矿产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气候良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也是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还参观了世界第一大河亚马孙河，目睹了被称为“世界之肺”的热带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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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3）
1995年我再次访问了加拿大，与克雷蒂安总理达成引进坎杜型核电设备的协议，并与加拿大9个省的省长座谈，他们介绍了各省的特点，表达了与中国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强烈愿望。1996年3月在泰国曼谷召开的首届亚欧首脑会议，不单显现了西欧与亚洲国家合作的兴趣，也显示出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1996年4月我再度访问法国，就两国合作生产客机达成了协议。
1997年5月，我对非洲7国进行了访问，本部分中选录了访问喀麦隆、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3国的相关日记。喀麦隆自独立以来政局一直稳定，被誉为非洲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第一大国，是我国在非洲重要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伙伴。坦桑尼亚是中国的老朋友，我国帮助他们修建的坦赞铁路，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苏联解体后，美国式民主一度风靡非洲，带来严重后果，一些非洲国家政局混乱、经济下降、人民生活贫困。在结束对非洲7国的访问时，我总结了进一步发展中非关系的意见。非洲各国都是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对外工作的基础，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在逐步加大对非洲经济援助的同时，也应该实现合作方式的多元化。
199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我于11月再次访问日本。在与桥本龙太郎首相的会谈中，我特别强调，日美防卫合作的范围不应包括台湾，否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访日期间，中日两国还就NEC与上海华虹公司合资建设具有现代先进水平的芯片生产线，以及本田汽车公司与广州汽车公司合资生产小轿车达成了协议。我还乘坐了最高时速300公里的###列车，感觉平稳而舒适。
在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一直处于时好时坏的状态。克林顿总统在竞选时发表了许多对华不友好的言论，因此在他当政初期中美关系处于低潮，特别是美国同意李登辉访美，向台湾出售先进战机，都严重违背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中方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强大，政局保持稳定，克林顿政府逐步调整了对华政策。1997年10月###主席正式访美，1998年6月克林顿正式访华，两国关系得到改善。
本部分还记述了香港回归祖国这一重大事件，以及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政策，这一政策对于保护香港乃至亚洲地区金融安全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部分《积极开展议会外交 维护和平促进发展》，起止时间大体从1998年初至2003年3月，主要记述了我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身份出访若干国家的经历。我除开展议会交往活动外，还与到访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就彼此关心的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广泛而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达到了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加强合作的目的。
1999年4月，我访问了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爱琴海之滨的世界文明古国希腊，还访问了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土耳其，对两国政府现行政策和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999年11月，我访问了南非。这是一个资源十分丰富和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国家。经过长期斗争，南非刚刚脱离了种族隔离制度统治，虽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选出了自己的总统，但种族矛盾依然存在，贫富差距悬殊，社会不够稳定。从长远看，中国与南非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合作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1999年11月，我还访问了世人关注的中东“火药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巴以冲突由来已久，武装冲突和自杀式爆炸时有发生，每天都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中国一贯支持巴勒斯坦收回被占领土的正义斗争，也支持“以土地换和平”的方案。通过访问以色列，我对这个犹太人建立的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和经济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我再次见到了多年的老朋友阿拉法特。他已苍老许多，但还是尽其所能热情地接待我们一行。通过与巴以两国领导人的会谈使我感到，巴以实现和解的前景并不乐观，道路曲折而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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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4）
2001年9月，我再次访问了越南。这些年来越南实行的革新开放政策取得显著成绩，经济增长了，市场也繁荣了，人民生活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中越历史遗留的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都已解决。在会谈中越共总书记农德孟和越南其他领导同志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重要思想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2001年11月，我访问了拉美的古巴、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国。11月4日，我们乘专机到达哈瓦那后，立即得知“米歇尔”飓风即将来临的消息。我们下榻国宾馆后不久，“米歇尔”飓风即至，狂风伴随着暴雨，许多沿街树木被连根刮倒。哈瓦那全城停电，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只有我们下榻的宾馆还有少量自备电源。当晚，卡斯特罗主席与我在宾馆进行了会谈。会谈一结束，卡斯特罗不顾年迈和双腿带伤，立即奔赴重灾区，查看灾情，慰问灾民。“领袖和人民在一起”，这可能是古巴能够在美国长期严密封锁和制裁下得以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吧。
阿根廷曾经是南美最富裕的国家，幅员辽阔，土地肥沃。但是该国长期接受美国推销的“自由经济”政策，导致经济逐步失控，国力衰败，负债累累，货币贬值。在我们结束访问回国后不久，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首都发生了严重骚乱，政局也陷入混乱。
2002年9月，我最后一次访问泰国，受到泰国官方、民间和华人华侨的热烈欢迎。泰国已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我会见了泰国国王普密蓬，双方就水电建设、伊拉克局势、禁毒、反恐等内容，坦率地交换了看法。我们还参观了泰国著名旅游胜地普吉岛，留下了美好印象。令人遗憾的是，在2004年12月底印度洋发生的那场巨大海啸中，普吉岛遭受到直接冲击，昔日的美景荡然无存。欣慰的是该岛的旅游业正在迅速恢复。
中美关系一直在起伏中前进。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国是充满经济活力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一贯希望两国关系得到正常发展。这一时期，中美在南海发生了撞机事件，美方严重侵犯了中国领空和领土。在这场中美危机中，美国自知理亏，向中方道歉后，事件得到妥善处理。经过多次曲折的谈判，中美最终达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并取得美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双方实现了“双赢”。
2002年是中澳建交30周年，9月，我再次访问了澳大利亚，与霍华德总理举行了友好的交谈，他表示中国的发展是澳的机遇，希望继续扩大深化与中国的全面合作关系。访问期间，双方就澳大利亚向中国广东输送液化天然气取得一致。中国已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且还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议会外交是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议会成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因此加强与各国议会的了解与交往，对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000年8月30日，我在联合国千年议长大会上发表演说，强调国家不分大小、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得到与会者的广泛赞同。2003年3月10日，我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