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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湖州南浔闯进上海滩的“大象”（1）
上苍给南浔人的一份厚礼——辑里丝
张家人如此“牛气”，如此新潮，如此慷慨，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张家的祖先、张石铭和张静江的祖父张颂贤（1817~1892，字竹斋）一手创下的千万家业。
张家的祖先是安徽休宁人，休宁是个有经商传统的地方，历史上著名的徽商所在地。不少资料都记载说，张家的祖先在明末为避战乱，举家从安徽迁居到浙江，另有一支到了江西。到了清康熙年间，在浙江的这一支才落户南浔这块风水宝地。1
但是，张家后人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们的祖先原先在福建，具体地方大约在福州一带。不知是哪个年代，有个来自高加索的犹太女人嫁到了张家，所以张家的血统中就注入了犹太人的遗传基因，致使张家后代中有一部分人长得浓眉大眼，颇似外国人，如张石铭、张智哉（张石铭的女儿）、张叔驯都是这样。而且，历代张家人大都很有经济头脑，善于做生意，似乎也是继承了犹太人的秉性。据说原先在福州市内有个张家祠堂，里面供奉的列祖列宗中就有这位犹太老太太。直到现在，据说那支犹太人后裔仍在福州居住，当然是早已汉化了的犹太人了。2
虽说张家有经商的传统，世代都在做生意，但是在张颂贤的曾祖父张振先、祖父张秀升时代，他们还只是以弹棉花为生的小手工业者。到了张颂贤的父亲张维岳时代，才开始做些小本经营，但也只是开个小糕团店、小酱盐店之类。或许在这期间，张颂贤凭他的聪明才智，已经在协助其父从事经营了，逐渐积累了经商的经验，这为他后来的崛起，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当一个时来运转的机会降临到南浔的时候，张颂贤及时地展现了他的才干，开始了大手笔的运作。他一生频繁地往返于南浔、上海、杭州之间，从事生丝和食盐的贸易。商海风波，瞬息万变，但靠他大智大勇，稳健地进退，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到他1892年辞世时，已经神话般地聚敛了一千多万两银子，成为南浔的一头“大象”。3
南浔人有南浔人的幽默，把发了财的富户依家财多少，分别唤做“大象”、“牛”和“小黄狗”。依南浔之富，镇上竟有“四象八牛七十二条小黄狗”。家财一百万两银，在别处可以耀武扬威，称百万富翁，而在南浔，却只能屈居“小黄狗”。而要当“大象”，就得赚上一千万两银！
一千万两银，这在当时是个何其了得的数字！要知道1900年庚子事变后，八国联军退出北京时，大清帝国全年的税收也只有八千万两银。而区区一个南浔小镇，仅“四象”的家产，就能抵得上庚子年全国一半的税收，这是何等的富有！
张家的奇迹还在于，张颂贤的先辈，数代人都是土生土长、小本经营、默默无闻的小老百姓，而到了张颂贤手里，骤然“一个跟斗翻到青云里”，彻底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
这就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叫做“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主要是指上海开埠这个历史性的转折，给张颂贤等天才商人带来的机遇。
那是一个中国对外贸易空前大发展的时代，打破了过去只有广州的十三行（俗称牙行，是十三家官方特许的从事外贸的商行）才能做外贸生意的垄断，从上海可以直接进行出口贸易了，从而大大节约了从江南把货物运到广州的人力、物力，也就大大地节省了出口成本。这样一来，从南浔到上海，水路运输一下子繁忙起来，到了蚕丝交货的时候，远远望去，苏州河里全是装载着丝包的帆船。后来一位有影响的洋大人，大清帝国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秘书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在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写道：鸦片战争后“上海立刻取得了作为中国丝市场的合适地位，并且不久便几乎供应了西方各国需要的全部”，这足以说明上海开埠对于生丝出口贸易的至关重要的作用。4
1。从湖州南浔闯进上海滩的“大象”（2）
这个千载难逢的发财良机，谁抓住了谁就会赢得市场，赢得成功。
上海开埠那年张颂贤26岁，正是年富力强、血气方刚做大事的年龄，他及时地接住了时代抛给他的这个绣球，聘请了得力的“丝通事”（联络生意的掮客），在镇上丝行林立的丝行埭开设了恒和丝行，全力经营辑里丝。
当时的普通做法是，低价从乡下蚕农家里把蚕丝收购上来，加价后卖给前来南浔收丝的洋行买办，从中赚取差价。后来他自己打进上海滩，在上海洋泾浜桥一带附设了自家的丝行，直接把蚕丝运到上海自己组织销货，这样可以省去很多中间费用。于是张家就有了从南浔到上海的一条龙生意线。尤其是后来与洋行里的买办合作，上下联手做生意，就更加消息灵通、进退裕如了。由于经营得当，不出多少年，张家跃为镇上巨富。
所谓“地利”，则是上苍恩赐给南浔以及太湖周边地区的特殊恩惠——让这个地方气候温湿；让这个地方水域广阔，而且水质优良；让这个地方的桑叶长得特别茂盛，特别有利于蚕宝宝的生长；让这个地方劳动力充足，足以应付市场的需要。于是这块地方就神奇了，孕育出了只有在这块土壤上才能生成的一种优质蚕丝——辑里丝。5
用辑里丝制成的衣服，柔软、亮泽、耐用，在历史上，当地除了要供应历代朝廷之需，它还是英国、法国贵族妇女的最爱，是她们日思夜想的上等奢侈品。因为这种丝织品不仅色泽鲜亮，而且拉力好，弹性足，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是海外市场的抢手货。洋商是无孔不入的，开埠的政策，海外的需求，廉价的商品，丰厚的利润……令上海洋行里的大班、买办、跑街和掮客们空前地忙碌起来，纷纷把眼光瞄准了太湖南岸。他们平均每年要从这里买走六七万担生丝（一担100斤），这就更加助长了南浔的人气。6
南浔历来是鱼米之乡，家家户户世代植桑养蚕，所产辑里丝在明朝初年就已“名甲天下”，到清代初期，已经出现了世代从事蚕丝贸易的丝业世家。后来南浔镇上的居民，大半都围着丝业转了。这种“地利”到了上海开埠以后，就必然吸引并诞生一批丝业巨商。
现在人们若来到南浔，仍然可以看到当年进行蚕丝贸易的集中地——丝行埭，丝行埭前面是一条小河，小河通向大运河、太湖、苏州河，苏州河又连着黄浦江，黄浦江通向太平洋。生意谈成后，重如大米包一样的生丝包就被一包包地扛上了船。那时停靠在黄浦江边的外国轮船，货舱里不是茶叶就是蚕丝。
至于“人和”，那是一门更大的综合性学问了，除了商场的种种技巧，还包括了传统的豪门联姻和借助官力，这是只有张颂贤个人才明白的超级智慧，是他对“天时”、“地利”的清醒把握和综合利用。关于这一点，后人在他经营盐业的过程中可以看得更明白些。
有了这三条，“小黄狗”就长成了“大象”。
现在从上海西区驱车向西，只要两个小时就可到达那个诱人的小镇——南浔。这个地方方圆不过百里，老城区依旧粉墙黛瓦，河道纵横。镇上现在也只不过四万人，解放初只有一万二千人，在一百年多前的张颂贤时代，恐怕固定人口不会超过五千人。但就是这个弹丸之地，因为有了小小的、白白的蚕宝宝而变得不同凡响，每年源源不断地向世界输出着中国最好的生丝。
这在南浔而言，使小镇成了中国最富的一个小镇；这对上海来说，使上海在当时通商的五口当中，成为其中最富活力的一个城市。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浔，是中国近代水上丝绸之路的源头。
％半个江南都吃张家盐公堂的盐
关于张家老太爷张颂贤，著名状元实业家张謇在1896年写的《乌程张封公墓碣》中说他：“公仪度广颡丰颐，声若巨钟，饮食兴止有常节，独居危坐，竟日无怠容。言行守慈俭，践然诺，应事敏而无机心，亦诙啁而不触人之隐”。几句话，把一个神完气定、仪表堂堂、举措有方的智者形象勾勒出来了。还说：“浙人尤喜道公纲纪斡盐之善。”说明他在浙江办盐的成果是得到了大家的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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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湖州南浔闯进上海滩的“大象”（3）
张颂贤三十来岁的时候，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横扫浙江，各地官府一片混乱，“小乱住城，大乱居乡”，大家望风而逃，作为历代官府所依为赋税重课的盐官，也逃得无影无踪。
这下可解放了盐民，私盐得以产运销旺盛，也不用交税了，而原先拥有官府特许专利的、有营业执照的盐商就失去了黄金饭碗，拿着“盐票”（经营盐数量的凭证）也没用了。于是，杭州城内小粉墙一带的大盐商朱恒源，就急于将手中的10万“盐票”脱手。当时路人皆视“盐票”为废纸，以为大清王朝气数已尽，将来就是太平军的天下了。恰恰张颂贤独具慧眼，他认为食盐乃生民之日常必需品，历来是国家专营而私民不可为，眼前的混乱是暂时的，即使是太平军坐了天下，也要将私盐收为公办的，“盐票”目前不值钱，而将来必定大有可为。于是把朱家的10万盐票全部“吃进”，使张家于丝业之外，又诞生了一个张恒源盐号。10
那时的规矩是，沿海“煮海为盐”的盐民只有生产权，而没有经营权，也没有运输权，只有获得了盐票的盐商才能到盐场收购，之后从事运输和销售。盐票是官府掌握下发的，假如盐民私卖和私自运输食盐，那就是私盐贩，手握盐票的盐商就有权力缉私捉拿。
如同做丝的生意一样，张家自己并不直接从事食盐的生产，而是低价从沿海的盐户那里一家家地收购上来，集中之后运到指定的地方，再转运到各地销售。那时无论是运盐还是卖盐，没有不发财的。张恒源盐号的总号（俗称张家盐公堂）最初设在杭州，后来迁到上海。
没过几年（1864年）太平天国果真失败，大清王朝重新恢复官盐了，“盐票”的价值一路攀升，小票值500两银，大票值1000两银，向人出租一张“小票”一年也可赚500两银子，张家的财富一夜间暴涨10倍，骤然成了浙江盐业巨头，连李鸿章的亲家江苏宜兴任家（李鸿章最小的女儿嫁宜兴任德和，任家后代称之为“九公公”、“九婆婆”）业盐，也要仰仗张家的鼻息了。所以，后来张颂贤的孙子张静江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时，想开辟一条中法之间的贸易渠道，托孙宝琦写信给上海的实业巨擘盛宣怀，求其与之沟通，孙宝琦在信中称张静江“其家世代饶于资”，即是指此。11
张颂贤的“盐票”后来还不止于此。张謇为其撰写的《墓碣》（即《乌程张封公墓碣》）中还说：“同治初年，寇乱甫平，改引额为票运，继又规复旧章，而私贩充斥，引滞课诎，商用愈病，浙西盐法大坏矣。巡抚召商集议，令愿弃引者听，弃则悉畀公。”12这就是说，在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的时候，清政府又要恢复正常的盐业秩序和税收制度了，浙江巡抚大人曾召集过一次商业巨头的会议，而张颂贤也被召集在内，这就很清楚地说明了他当时的地位和影响，此其一。不仅如此，巡抚大人还看中了他的才能，要他出来参加整顿盐务，并在会上动员各位：凡对大清“盐票” 失去信心者，全部将“盐票”让给张颂贤好了！如此一来，张颂贤有了官府的支持，更加大胆地收“盐票”了，先后共得20万引（一引为380斤盐），成为浙江最大的盐业垄断者。
至于巡抚大人为什么这么看重张颂贤，为什么动员大家把“盐票”让给张颂贤，为什么甘做他的后盾，回答这个问题，用得着张静江对他儿子张乃昌讲的一句话：“因为张家人对朝廷立了功，作为回报，官家给了盐票，从此经营盐业，就更加发财。”13
至于张家祖先究竟为朝廷立了什么功，朝廷具体给了张家多少权限，为什么他居然能调动前任安徽按察使张学醇和知府沈平章，来先后为他“总其事”14，如今已经难以详加考证了。总之张家确实是得到了官府的支持，是在有“尚方宝剑”的情况下，来从事具有垄断性质的盐业的。如何获得官府的保护伞，这是张颂贤留给后人的又一个谜。
然而光有“盐票”还只是得到了官方的许可，有了营业执照，想要真正生利，并能如数交纳盐税，就必须有效地遏止私盐泛滥。于是，他“连约诸商，变通成法，并江海、浦靖之巡为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