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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在法国又遇到了吴稚晖（吴稚晖慕名前去访问他）。这一相遇非同小可，把一个商人的张静江，居然变成了一个热衷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张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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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张静江（3）
当时的巴黎，是各种社会思潮的荟萃之地，无政府主义也是当时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个派别。张静江受到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影响，思想锐进，言论开放，俨然以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宣传家自居，在公开场合大发议论，逐渐在留学生中出了名。他思想激进，但公开身份却是清廷驻法国公使馆的一个外交官，所以他的过激言论就受到了怀疑，甚至有人怀疑他是清廷派到旅欧学界的间谍，有一次还差一点挨了打。这使得张静江的处境就十分尴尬，他没有料到事情竟会是这样。但是他很快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确是个主张思想解放、实行社会改革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革命派。9
吴稚晖也是一个民国奇人，其性格上的豪迈不羁，比起张静江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大张静江12岁，在日本时，曾因中国驻日本公使蔡钧（和甫）不肯保送留学生进成城学校之事，而率众大闹公使馆，最后被日警押解出境，由蔡元培先生陪伴回国。他回国后参与创办爱国学社，又为《苏报》撰文抨击清廷。1903年《苏报》案发，他被怀疑告密而出走伦敦、巴黎，当时是个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家。他与张静江的见面颇似当年李石曾与张静江的见面，两人一见面就长话不止，感慨万分，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能看法一致，一拍即合。他们两人又都认识李石曾，共同语言就更多了。
张之识李，已如前述。吴之识李，则首先是因认识了李鸿藻。当初吴稚晖参加壬辰科（光绪十八年）会试时，李鸿藻就是四总裁之一，因此亦可以师生视之。后来李家老太爷请齐令辰先生（齐竺山、齐如山、齐寿山之父）来家教读，王照（小航，甲午进士，也是李鸿藻的门生）也常往来于李氏家塾中，李石曾从王照的谈话中，多次听到吴稚晖的大名。所以在李石曾赴法前到上海等乘法国邮轮时，即去访问过吴稚晖。现在他们三人都到了巴黎，来到了一个无政府主义思潮盛行的、最适合他们的性情发展的自由世界，他们的满腹经纶就算找到共同的喷发点了。10
为张静江管过三十年账的账房先生李力经在《漫谈张静江》一文中说，吴稚晖终年布衣大褂，手携布伞，说话口无遮拦；李石曾亦是一样的落拓不羁，蓄着满口大胡子，在上海住在张家时，张家的佣人从其床底下发现一大堆脏衣服。他衣服脏了从不交佣人洗，而是上街买新衣服穿。
张静江的举止行为倒没有什么怪癖之处，但是思想上有时甚至比他们二位走得更远，笃信西方的所谓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等学说，比起他们两位似乎更加来得“煞根”（彻底）。其关于男女关系之界说，尤其颠人魂魄，认为：“世人过分重视性的关系，最为错误。盖社会所以划分男女关系，如此明显，乃传统的习惯使然，而种种罪恶即缘是产生。此种习惯未尝不可改革，譬如我们的手可行握手礼，口可以行接吻礼，则性的关系又何尝不可用以行礼乎？”11此时还是20世纪初，中国人的思想还在孔孟学说的轨道上，不知那些穿长袍、梳长辫的人们听之，有没有昏过去？
尽管如此，他们三人还是非常情投意合的，所以他们合作的产物很快就诞生了。1906年，张静江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在巴黎创建了著名的世界社，第二年又刊发了《新世纪》（周刊）杂志（吴稚晖担任主编，张静江供应所需经费）。该刊的宗旨，在其创刊号的“趣意”中指明“本报议论，皆凭公理与良心发挥，冀为一种刻刻进化，日日更新之革命报”。还出版新世纪丛书和大型知识性画报《世界》，以此为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基地。这些刊物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还大力鼓吹革命排满的思想，反对君主立宪的主张，广泛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革命壮举、地理风俗、民主制度，猛烈抨击了清廷的专制制度，号召进行社会革命，与同盟会在日本的《民报》遥相呼应，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果。故其影响，不只是留欧学界，对于唤醒旅欧华侨的觉悟，亦颇多贡献。《新世纪》周报一直出版到1910年5月，终因财力不济，无法支持，只好停刊了，共刊行了121期。《世界》画报第一期就印行了一万册，第二年出版第二期，还增刊近代世界六十名人传。这些书刊，都曾在知识界风行一时。12
5。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张静江（4）
他们三个人勇于任事，敢作敢为，思想锐利，行动果敢，在欧美华侨中影响深远，也就成了旅法华人中勇敢的“三剑客”。
自然，所有办杂志和出版图书的钱，都是张静江掏腰包。为此，他还不远万里，亲自东归筹办具体事项，其中最为不易的是，将中文字模和一中文排字工人从新加坡带到巴黎，时间是在1906年春天。为了使这些书刊在国内广为发行，张静江还以其夫人姚蕙的名义，在上海成立发行所，并由姚蕙担任《世界》画报的发行人。张乃凤先生在他的《读随笔》中说：“《世界》画报，我在南浔时看过这个画报。画报的大小跟现在的《人民画报》相仿，印刷精良不亚于现在的《人民画报》，共七八页。姚蕙（张静江夫人）任主编。该画报满载彩色相片，主要为暴露满清政府的腐败，宣传革命，介绍欧美文化和风景。还记得有一张康有为的相片与类人猿相对照，其他记不起来了，画报很美丽。”
这个世界社后来在上海望平街204号设立分社，几十年间做了很多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事情，在中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该社曾代表中国参与各项国际教育文化会议，与有关方面合作，办理“勤工俭学”，先后创立了里昂中法学院、北平中法大学、上海药学专门学校、上海世界学校，以及在日内瓦、上海和纽约的中国国际图书馆等，还在上海福开森路（今武康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建筑世界大厦和世界文化协会会所……
其中，上海世界学校是世界社创办的一所非常有创意的新型学校，被认为是中国教育界的一朵奇葩。该校学制七年，教材和教学方法都自成系统，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法语，三年级时，中文、英文、法文并举，延聘了一批绝对有责任心的中外教师任教，目的是培养优秀的出国深造的人才。按原计划，学生在该校毕业后可直接升入日内瓦世界大学（这个计划由于后来抗日战争爆发而未能实现）。张静江的大女儿张蕊英曾在这所学校教过法文，张静江的一个外孙陈平（张静江的三小姐张芸英的大儿子）是这个学校的二期毕业生。现在，尽管这个学校早已不存在了，但是校友们始终保持着联系。目前陈平和他的校友们，都已到了白发盈鬓的年纪，他们正在积极筹办母校七十周年校庆活动。
耐人寻味的是，在后来的“四一二”事件中，张静江是主张“清共”的主要骨干，但是他所创办的世界社却掩护了大批中共人员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客观上保护了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将近80年过去了，这里面的奥秘，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与孙中山先生邂逅于船上
当张静江往返于东西方之间，为他的贸易和出版而辛勤奔波的时候，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相遇出现了，这就是在茫茫大海上的一艘轮船上，他与孙中山先生不期而遇，时间是1906年春天（一说是1905年冬天）。
据胡汉民后来回忆（载周贤颂《纪念张静江先生百岁冥诞》），这年春天，孙中山先生为了开展革命活动，乘船绕道前往日本，在这艘海轮上遇到了张静江先生。“彼时，他是清廷驻法国公使孙宝琦的商务随员，要求和国父谈话，国父有戒心，回避他。不意静江先生在甲板上拦住国父，说：‘你不要瞒我，我知道你是孙文，你不要以为我是反对你的，我却是最赞成你的人！’”会谈之后双方有了了解，最后静江先生与孙中山先生约定，将来如果革命起事需要钱的话，可拍电报给他，并约定暗号，如拍“A”字即是一万元；如拍“B”字即两万元；“C”字则三万元，以此类推即是。孙中山先生将他的地址记在了小本子上，当时并未很在意。
1907年孙中山先生前往河内，计划再次发动起义时，经费没有保障，他忽然想起了张静江，对胡汉民说：“我上次在船上碰到一个怪人，脚微跷，说要帮助革命，约定三个字，第一字即一万元，第二字为两万元，我怕此人是清廷的侦探。”胡汉民听了则说：“反正横竖不亏本，拍个电报试试又有何妨？”于是按张留下的地址拍一个字的电报，不多时果真一万元汇到了。过了一些时日，又拍出第二字、第三字，钱均如数收到。不仅如此，1911年3月广州黄花岗武装起义，还有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杀清廷大官僚良弼，以及蓝天蔚在关东起义等行动，均得到了张静江财力上的资助。13只要孙中山有电报来，他从不回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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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张静江（5）
所以孙中山先生称其为“奇人”，民国后又称其为“民国奇人”，以后又称其为“革命圣人”，并题“丹心侠骨”相赠。事后孙中山先生让胡汉民代笔函谢张静江，并详述军事行动及款项开支情况，张静江则复信说：“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14以后孙中山如急需求援，他总是如期按数汇到。所以孙中山曾说：“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后来张静江因骨痛病加剧，在家养病时，孙中山先生还特意推荐留德回来的名医李其芳为其诊治，劝张安心养病，并在信中说：“俾贵体恢复常态而再出为国尽力，这岂是一人之幸，实为吾党之大幸也！”（原信现存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从那以后，张静江的政治倾向渐渐从无政府主义，走向了孙文主义，他口袋里的钞票也就有了更为广阔的用途。
民国###戴传贤还曾向人讲述张静江在护法战争时的壮举。当时蓝天蔚在广州起义，张静江一次就送他大炮4门，步枪3000支，都是他在国外设法买来的。
“民国奇人”的大手笔
世人皆知张静江是倾其所有赞助革命的功臣，但究竟赞助了多少，向无具体的统计。近期笔者通过大量的调查，又参考了为张管理了30年账务的李力经先生的回忆录（《漫谈张静江》），方才有了些具体的印象。这些资料证明，张静江不仅从经济上大力支持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又鼎力支持蒋介石。从他到法国创办通运公司，到国民党北伐战争胜利这几十年间，处处都显示了他超乎寻常的经济才干和舍家取义的大手笔。
除了在海外的大笔捐款，在上海时张静江亦是如此。据李力经先生说，辛亥革命时，张静江正在上海。陈英士率兵攻打上海制造局时，张负责后勤供应，为筹措各种军需，两天两夜未合眼。李力经又说，在他担任张的账房后，曾看见有一木箱的沪军都督府的公债票。当时曾有人劝张，可将这批公债票向国民政府索款，但张不同意，说是他在辛亥革命以前就为革命用去许多钱，从未去要过。这些公债票是陈英士在上海起义时的一部分垫款，就更不必去计较了。于是就关照李力经烧掉算了。烧掉的时间是1932年春天，是由李力经亲自办理的。究竟烧掉了多少公债票，也就是说，沪军都督府时期他究竟赞助了国民政府多少钱，已永远是个谜了。
李力经还说，张静江不仅倾力支援革命，国民党中一些高级人物私人向他开口借贷时，也总是有求必应。张在辛亥革命后最初住在上海南京路西藏路的大庆里，后迁至成都路的广仁里，不久又迁居武定路的鸿庆里，最后才搬到马思南路的花园洋房里。
在大庆里时，蒋介石常来向他私人借款，每次二三百元不等。每逢年终时，蒋总要张的账房间抄一账单给他，煞有介事地像要准备还钱的样子，可是从来没见他来还过。其他借钱人基本也是如此。李力经接手正账房时（最初是副账房），发现账面上应收的款项内，绝大部分是私人借款，诸如戴季陶、蒋介石、于右任、周佩箴、孙科、宋子文都赫然在内。可知这些人见张是个“大手笔”，久借不还已是常事。后来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