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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于右任、周佩箴、孙科、宋子文都赫然在内。可知这些人见张是个“大手笔”，久借不还已是常事。后来因为这些呆账常年“挂”在那儿，已成为账务上的累赘，李力经就请示张该如何处理，张竟说：“看来都是些烂账，算了嘛，不必再记，把它全部勾销了吧！”于是一笔勾销，人们更可以有借无还了。
事实上，张静江并非永远是富翁，相反，他始终在为民国尴尬的财政绞尽脑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1908年，他在法国的通运公司，因多次为革命大笔汇款而发生资金周转不灵，当时的同事又以这样的汇款漫无节制而对张静江心存不满，终于导致一些人跟他分道扬镳，另立门户。他的开元茶叶店也因同样的原因而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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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张静江（6）
于是他联络中外友人，筹措举办通易银行，可惜并非所有的人都热心革命，投资者大多热衷近利，取观望态度，终使这个银行流产。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成为战场，贵族们人心惶恐，保命要紧，中国的丝绸、瓷器、古董等不再是人们争相抢购的奢侈品；况且因战事交通阻滞，张静江在巴黎的生意受到巨大的冲击，他不得不再次东归。但那时国内民国初建，南北对峙，袁世凯在北京坐上了大总统的宝座，时时梦想复辟帝制当皇帝，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的确“尚未成功”，正是需大量用钱的时候。1915年，张静江被中山先生任命为中华革命党的财政部部长，居上海经商筹款，部长职由次长廖仲恺署张代行职权，而张肩上的经济使命就更重了。
革命军队所需的款项是巨大的，不得已，只能以他的信誉和影响，向海外华侨借贷。据1917年1月31日张静江通电各地的报告说，借款的总数已达日金174万、英洋111万，另借日本人久原房之助私人款日金80余万、犬冢信太郎15万、山田纯三郎5万，还有国内借款若干。后来，不仅他在巴黎的开元茶叶店卖掉了，在上海马思南路的6幢花园洋房也卖掉了，全都成了革命的经费。所以后来人们称他是“毁家襄助革命”，实不为过。
事实上，张氏家族中，不仅张静江本人多次向革命大笔捐款，南浔张家的其他人，如张石铭、张弁群、张乃骅等都曾经在张静江的带动下，多次向革命事业大笔捐款。
根据现在的不完全统计，张静江在辛亥革命前后对革命的捐款达到了110万两白银，这个数字按购买力的比价如果折算成2006年的钱款，大约相当于2000万美元。张氏家族其他成员在这一时期的捐款大约为20万两白银。所以，张氏家族为辛亥革命的捐款总数，大约在130万两白银以上，相当于2006年的2600万美元。
这个数字意味着，张氏家族的捐赠在国民革命中的确意义非凡。虽然国民革命迟早总会成功，但是，在当时如果没有张氏家族的财政支持，孙中山先生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实际上，通运公司在大家拆伙后还有一段后续的故事——张静江的小舅子姚叔莱（姚蕙的弟弟）仍旧坐镇公司大本营，而原在张静江家里当大菜师傅的卢芹斋和在张家典当铺当“朝奉”的吴启周，他们自行在巴黎先后办起了来远公司和卢吴公司，继续从事文物的出口贸易。也许他们不愿被张静江的革命需要所牵累，也许他们原本与张就不是一条心，总之，通运公司后来是走下坡路了，但卢吴公司却还兴旺。他们中的主要人物除了卢、吴两人之外，还有吴启周的外甥叶叔重（苏州人，人称叶三）。他们的分工是，卢坐镇巴黎销货，吴在上海办货，叶则中间跑运输，他们都发了大财，尤其是卢芹斋，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俨然欧美古玩界的大人物，声名显赫。
这个卢吴公司一直到中国大陆解放才不得不结束在中国的业务，因为他们在国内收货的叶某出事了。叶某因过去的文物走私而判了刑，被送到青海劳改，后来就死在那儿。但是他在解放初向国家捐献的各式文物有3000件，这在上海博物馆的档案中有记载，而且在该馆的捐献者的人名墙上，至今还刻有他的名字。再后来，卢、吴二人也不在人世了，但是卢吴公司仍旧还在，是卢芹斋的后人在经营。卢吴公司在巴黎的那栋仿中国古代式建筑，如今被视为古董建筑而受到保护。
浙江省长上任后的第一件要事
民国初期，当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发动内战，并下令解散国会、撕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时候，同时在全国通缉捉拿国民党主要人物，张静江也名列“乱党”之列。他本人在南浔镇的住宅被查封，在上海的资产也受到监视，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他的族人见势不好，生怕受到连累，因为所谓张静江的财产，有些实为张氏大家族的公有财产，是大家庭兄弟们共有的。为了保全共有财产，族人们曾联名向吴兴县政府呈文，要求驱逐张静江出族，不认其为弟兄，请求备案。这在张氏大家庭中是件不得了的大事情。
5。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张静江（7）
张静江时在广州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讨袁运动，风闻“后院起火”，极为震惊，自是牢记在心。
然而事情是发展变化着的，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12年之后（即1927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张静江又回到了上海，并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当年的“通缉犯”一下子成了政府大员，形势遂大变。据李力经先生说，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吴兴县政府调阅“南浔镇张氏弟兄驱逐张人杰出族”的全部档案，阅后并嘱咐秘书：“此件要传之子孙，存入银行保管箱！”15
此话一出，张氏族人们慌作一团，赶紧摆下宴席，欢迎他衣锦还乡。张静江内心虽未释然，但面子上还是要顺水推舟的，即席作了一番讲演，主要内容是请父老乡亲为革命捐款，他说：“革命是破坏工作，现在破坏成功，我要开始建设了，请诸位多多帮忙！”大家自然一致鼓掌，一致拥护。后来张静江在大办建设的时候，果真借助了不少家人和同乡的经济力量。
至于那一份卷宗，张命李力经一直保存到解放后。1955年有关部门要接管这批档案，连同他所有的股票、合同、单据等档案，均被上海法院取走了，现在大概仍在上海法院的历史案卷中。也有消息说，已经被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囊括去了。
孙中山先生的挚友
陈立夫先生在张静江百年冥诞时写的纪念文章中说：“张静江先生，彼既以其富裕之家资，协助国父革命；复以其豪迈之气魄，协助蒋公主持全国建设委员会，以有限之经费，为国家建造若干铁路，开发若干矿产，成立若干电厂及无线电台，并规划导淮灌溉等大规模工程，为实现国父实业计划开其端。其时政府苟能宽筹经费，听其发展雄才，则国家早已由农业进入工业化”；“静江先生乃国父挚友，其意气之豪，魄力之大，时贤罕有其比，故国父曾有‘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一联书赠，而静江先生对于国父遗教，乃最能信守力行。”16
文中，陈立夫将张静江称之为伟人之一，可见对其推崇非同一般，并且强调了张对中山先生遗嘱的忠实执行。这后一条是在中山先生逝世数年之后的事，足见其于公于私，践诺笃行，表里始终如一的高贵品德，也证明了他不愧为是孙中山先生的挚友。
张静江天生是那种危难当中见真情的人，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就越能显现他的品行的高贵。他与孙中山先生相见于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当时同盟会还刚刚在组建，还看不到成功的曙光，眼前最棘手的事情也是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武装暴动要枪、要粮、要子弹，组织部队要军饷，没有这些物质基础，武装夺取政权就是一句空话。孙中山先生作为一个“赤手空拳”的思想家，革命的先行者，不仅需要钱来组织军队，需要张静江的帮助，而且，有时他自己的生活也需要张家关照。
张静江的侄子张乃凤先生在他的《读随笔》一文中曾讲到这样一件事。他说：“孙中山在巴黎时，可能有时就在张静江寓所开会，而且会后住宿在张静江家里。为什么我这样说呢？请看下面的一件事。张静江全家从南浔去巴黎居住时，他们的大女儿蕊英、二女儿芷英可能才五六至多七八岁。那时南浔街上常看到要饭的，南浔方言叫做告化子（南浔方言“叫”字音读“告”）形态可怕，一般躺在地上，有时腿上生疮，或有残废……而且有时要拉住人要钱要饭。小孩子一般见了都害怕。上面写的可以说是背景，下面是真的故事。后来我和蕊英、芷英见面时有时就谈到孙中山先生。提到孙中山，蕊英和芷英就相视而笑说，就是那个叫化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她们说，在巴黎时，她们早上开房门出来，看见有人躺在会客室的地毯上睡觉，怕是要饭的人，急急忙忙去告诉母亲说‘那个叫化子又来了’，其实是孙中山。我回忆这个故事没有轻视孙中山的意思。只是说明革命的人是不拘形式的。一心为了推翻满清政府，奔走全世界的人，可以随便而不拘形式的。”
5。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张静江（8）
不仅如此，张静江还是孙中山先生政治智囊团的核心人员。辛亥革命爆发，中山先生回国，眼看大清王朝已被推翻，接下来就是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中山先生遂召集张静江、黄兴、陈其美、胡汉民、宋教仁、马君武、居正等召开最高干部会议，讨论将要成立的新政府实行总统制还是实行内阁制的问题。会上宋教仁主张实行内阁制，而中山先生力持不可，认为内阁制断非眼下非常时期所宜。张静江在会上率先支持了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指出这是中国国情所必需，此项争论方告平息。17
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财政依然非常困难。张静江与禇民谊等就以商人身份，再次捐赠和筹办款项，以充军饷。
在南北对峙过程中，扬州的大盐枭徐宝山被袁世凯招抚，任第二军军长，手握重兵，成为重大祸患，威胁着新生的南京民国政府。张静江毅然设计，针对他嗜古董的特点，派人装扮成古董商潜入其家，在其看古董时，将炸弹引爆，为革命除掉一害。18
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重时，张静江抱病北上探视。中山先生病危中亲签遗嘱时，张也是在其身旁签名证明的人员之一。3月12日，中山先生逝世，张静江为12位丧事筹备委员之一。最后，他又亲自着手办理南京中山陵的选址、定方案、筹备资金、挑选承建单位等等事项，直到最后的“奉安大典”全部完成，总算了却了一件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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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静江与蒋介石的恩恩怨怨（1）
南下北上，数次助蒋脱危机
张静江虽系病残之身，却是那种一言九鼎、为了哥儿们可以粉身碎骨的硬汉。他不仅倾其所有，资助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事业，还多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帮助危难中的蒋介石。蒋介石一生曾多次面临政治危机，尤其在1927年北伐战争之前，历经坎坷，屡战屡败，在他的盟兄陈其美（著名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后任沪军都督）被袁世凯刺杀后，他更需要一个有钱、有义、有实力的人物做后盾，尤其需要一个在孙中山先生身边说得上话的上层人物。这时，他选中了同为浙江人的张静江，与之交换兰谱，结为把兄弟。1
蒋介石没有找错人，因为张静江正是那种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的血性义士。有了这样一个盟兄为之铺路，蒋介石才渐渐地羽翼丰满，一步步走向权力的峰巅。对于这一点，现在无论是蒋介石的传记还是张静江的传记，以及国民党大员陈果夫、陈立夫、李石曾、李宗仁、杨恺龄等人所写的文章，均是直言不讳的。
张静江与蒋介石相识于民国初年，那时正是新旧交替、南北对峙、天下大乱的年头。张静江从海外回到上海，蒋介石也从日本赶回了上海，他们相聚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那时，张静江因多年有功于国民革命早已是孙中山先生的座上宾，能参加孙中山主持的最高级核心会议了2，而蒋介石还只是个受人差遣的、刚从日本陆军学校留学回来，在必要时当个部队小头头的基层干部。
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由于张静江的堂侄张乃骅（仲平，张石铭的四子，1892~1918）的引见。张乃骅与蒋介石的相识则是缘于张静江的族侄张秉三的介绍。因为张秉三与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是同学，更重要的是因为，蒋介石的父亲原本是张秉三家在奉化的盐栈的经理，相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