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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花园的旧主人不舍得，他最终还是卖了花园而不卖火车，这让张家人至今想起来，仍是极大的遗憾。
有趣的是，花园的新主人也不乏模型细胞，而且是两代人一脉相承地热衷模型！但是他们热衷的最初不是铁路模型，而是船模。他们甚至比那个英国人在模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玩得更为煞根。他们没有长久地停留在船模的“玩具阶段”，而是最终买来了一艘真正的船，一艘80英尺长的进口高级游艇！那是张家孩子们的骄傲，每逢假日有空，张叔驯就高高兴兴地带领全家乘上去，从黄浦江一直开到太湖！
20世纪30年代，是苏州河里充斥着运输货物的小木船和帆船的年代，即便是租界里的高等华人，也是很少人家玩得起进口游船的。南浔“四象八牛”之中，只有一个张叔驯。宁波籍的成筐成篓的上海富商中，只有一个周纯卿（华人房地产大王周湘云的弟弟）。安徽籍的诸多晚清旧僚的后代中，也只有一个周今觉（晚清两江总督周馥的长房长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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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钱币大王的前卫理念和海派生活（2）
更有甚者，张叔驯对进口的高级游船并不绝对满意，过了几年，他嫌不够过瘾了，觉得速度太慢，就通过在江南造船厂任总工程师的好朋友，美国人摩根（Morgan），在该厂定做一艘设备更先进的游艇。尽管这艘预定的游艇不知何故最终没有造出来，但是艇上最主要的部件、有着12个汽缸的引擎已经交付了，放在一只巨大的木箱子里等待安装，这是张家孩子们都看到过的。或许因为后来抗战爆发，张叔驯的两个孩子张南琛和张泽琏比他们的父母早一年离沪，赴香港读书，那只等待安装的新游艇，就只能是个永远的梦了。
作为张叔驯的好朋友摩根，很理解张家人对船模的热爱，曾制作了一只帆船模型送给张叔驯的儿子。两个儿子如获至宝，常在课余时间把船模拿到花园里的荷花池里放行，还在周日捧着它到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的湖泊里放行。那船设计得很精巧，桅杆很活络，只要有风就可以开得很快。
后来这个船模被张静江的儿子张乃昌看见了，他的胃口也大大地调动起来。因为张乃昌也是个船模迷，从小就喜欢动手制作一些小玩意儿。他家在杭州葛岭5号的房子落成以后，他父亲专门给他布置了一个“车间”，里面小型的车床、刨床都有，培养了他对机械制作的终生爱好。张叔驯见张乃昌对船模如此着迷，就请摩根先生也为他定制一艘，于是，摩根先生很绅士地又送来了一艘帆船船模（有一米半高），成了张乃昌的上好玩伴。
1937年“八一三”以后，张南琛、张乃昌、张泽琏、张乃琛等避难香港时，张乃昌还不忘带上这个心爱的船模。一年后他们一行到了日内瓦，过了些日子又转到美国，他都没忘记带上这个船模同行。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的张乃昌要搬到另一个城市居住了，行李太多，只好把这个跟随了他四十多年的宝贝，交给张南琛，请他继续保存下去。而这时，他和张南琛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船模之情，仍未稍减。这个船模到了张南琛手里，一晃又是三十多年过去了，他已经是两鬓飘白的八十老者了，仍旧对这个船模宝爱有加！
现在，张南琛一提起这个船模就在琢磨，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船模，记载了中外两代人的友谊，也反映了1930年代上海租界里的生活的某些风貌，是不是应当把它送到江南造船厂的厂史陈列室里去呢？这可能是该厂有史以来造的最小的一只船了吧？或许是该厂出品的唯一一个帆船船模也说不定。
“齐斋”藏品的最后归宿
1938年，张叔驯全家因日本人侵华而去了美国，临走时把他的所有的钱币收藏及生意上的事务，全都委托他的姐姐张智哉代管。在美国，他曾经有一段非常发达、红火的时代，这主要是投资股票带来巨大的收益，他们夫妇住进了纽约非常高档的住宅区：花园大道。但是脱离了华夏文化的生活土壤，加上生活境遇后来的巨大变化，尤其不幸的是遭遇了美国二战之后那场令人胆寒的股灾，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使他无法再继续他的收藏生活。而且因生活所迫，他出让了他的古玉，但他始终舍不得出让他的宝贝古钱。
抗战胜利后，张叔驯曾于1946年回到上海处理他的许多账务和财产，四个月后返美，临走时把他的最好的古钱（约2000枚）带去了美国。这2000枚古钱是他收藏中的至精品，著名的孤品“大齐通宝”也在其中。他的这些心肝宝贝，伴随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在他最后的几年里，他曾受朋友之托，在纽约曼哈顿东57街125号料理一家东方艺术品公司（那片街区是艺术品公司的集中区），可是由于健康原因，生意还未及很好地展开，他就先已病倒了。这是他在来美国之前，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张叔驯的钱币收藏虽未印过钱谱或目录，但是据他的长子张南琛先生提供的权威资料和线索，使人们仍能基本看清“齐斋”旧藏的面貌，以及大致的流向——
最好的2000枚古钱现在仍在美国，但是已经易手，是张叔驯去世若干年后由其夫人徐氏卖给了当时已经成为大收藏家了的（读音：戴吉涛）先生。
10。钱币大王的前卫理念和海派生活（3）
这位戴先生是位60年前闯荡美利坚的传奇人物，山东人，他原先在上海时就与张叔驯认识，那时他还只是一个身背古董包袱，在上海走街串巷地做小本生意的小古玩商，张叔驯为照顾他的生意，经常象征性地买他一些小玩意儿。抗战爆发后他到了香港，抗战胜利之后到了美国，在美国先是做古董生意，后来做房地产生意，发了大财。张叔驯的夫人徐懋倩与他的妻子常在一起打麻将消遣，彼此间非常熟悉。
不幸的是，这位戴先生后来去世了，近些年来，他的夫人、儿子和女儿也相继去世了，没有第三代人。戴先生身后留下了近3000万元美金的巨额遗产，就组成了一个由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这是一个著名的慈善事业基金会，该基金会曾经多次向中国的医疗机构和大学捐款。张叔驯的这批“精锐部队”，包括“大齐通宝”、“应天元宝”、“中丝元宝”、“应圣元宝”、“咸平元宝”、“天庆元宝”、“ 乹德元宝”在内的2000枚珍贵古钱，现在理应都还在这个基金会中。至于这批珍贵的古钱现今究竟收藏在什么地方，目前还是个谜。估计这个基金会不会拆散这个有顶级意义的专藏，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在某个大博物馆里隆重展出。
值得庆幸的是，张叔驯还是有不少的藏品留在了上海，被收藏在上海博物馆里，这个过程颇具戏剧性，是由好几个渠道汇拢到该馆的。
张叔驯有个内兄叫徐懋斋，是其夫人徐懋倩的哥哥，也很喜欢古物，于古字画也很有研究，跟张葱玉非常熟悉。在一个特殊的时候，他曾获得过一批张叔驯的钱币藏品。后来他生活发生困难，就把这批古钱的一部分，拿去卖给了上海博物馆。剩下的一些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家抄走，最后还是归入上海博物馆的库藏。张叔驯的这批藏品被认为是奠定了上海博物馆钱币陈列室的基础，尤其是历代钱范，陶范、石范、铜范和铁范，应有尽有，大大充实了该馆这方面的馆藏。10
1946年时，张叔驯仅仅是把他最好的钱币2000枚带去了美国，其余藏品仍旧交给他的姐姐张智哉继续保管。张智哉1956年去香港和日本时，除了将一小部分带到了日本（据说在1968年，张智哉到美国探亲时，把在日本存放钱币的保险箱钥匙交给了张叔驯的夫人徐懋倩），大多数被放在一个保险箱里，委托她的女儿徐景淑、女婿顾正言保管。1963年，徐景淑、顾正言夫妇也要去美国了，就把这些东西交给顾家的一个亲戚保管，直到“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家抄走。“文革”后落实政策时，被抄走的东西得到发还，顾家亲戚从“文清组”领回了好几个箱子，里面除了其他文物，还有数千枚古钱。
可是据说，在发还的时候，国家还是动员藏家把最好的东西捐献给国家，或者作价由国家收购。在这种情况下，张叔驯留沪的最好的一部分藏品，又归入了上海博物馆，时间在1980年。
巧的是这批古钱到了上海博物馆后，正值该馆青铜部钱币组的钱币专家马定祥先生还未退休，还在钱币组工作。有一天，马承源馆长和陈佩芬副馆长找到他，交给他一项新任务，要他鉴定一批古钱。马定祥把这批古钱摊在桌面上一看，他惊讶地发现，原来这是一批张叔驯的藏品。这些藏品，有的他在1946年张叔驯回沪时就看见过，有的是从杨廷康手里买到的拓片上看到过拓片，对其中著名的藏品，任何钱币收藏家见了都会眼热心跳、记忆犹新的，何况是马定祥。于是马定祥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这项有意义的工作。这项鉴定工作共做了三天，可知为数不会很少。
最终真正发还到顾家的亲戚手里的，是3000枚属于用来研究板式用的比较普通的钱币，他们把它们存入了交通银行的保险箱。2003年，张叔驯的大儿子张南琛回到了上海，他和他的表姐徐景淑终于看到了从文清组领回的那3000枚钱币。从30000枚到3000枚，张叔驯的古钱币回到他的后人手里的，只剩下原先的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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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钱币大王的前卫理念和海派生活（4）
在这3000枚钱币中，包括一些极古老的4字刀币、很多普通的硬币，还有几百枚近代机器打制的银币和铜币。在这些硬币中，有1000枚开元通宝，几百枚崇宁重宝和政和通宝。后来的收藏者会感到很诧异，为什么呢？张南琛解释道，他的父亲除了大力收集孤品和珍品，还致力于研究这些古币的板式的差别，他相信即使是最普通的币种，也会存在着带有标志性的差异。为了弄清楚每种差异的相关特征，就需要大量的相同种类的古币，以确认每种差异的分布规律。仅有少量的样品是不足以进行这样的研究的。
……
岁月沧桑，历史无情。但是“南张北方”，毕竟是中国钱币收藏史上一道耀眼的风景。“齐斋”张叔驯的名字，也像一个时代的印记，标志了那个过去的钱币研究兴旺时代的一个高峰。
当然，上海博物馆里还收藏了另一部分张家旧物，那就是1966年红卫兵从南无锡路张家老宅地室里抢去的其中一部分。当时哄抢去的东西后来经有关部分追查，追回了一部分藏品，主要是青铜器，其中有越王青铜剑、西周礼器，还有少数瓷器。1980年代初落实政策时，这批东西也获得发还，由张石铭的小女儿张淑英、孙女张颖初及小儿媳陈文蔚共同领取，总共装了六个旅行袋。张家人响应政府的号召，把这六个旅行袋的文物送到了博物馆，由博物馆作价收购。这些应是当初张石铭的藏品。加上解放后张葱玉卖给博物馆的一些字画，如此说来，上海博物馆里已收藏了张家三代人的藏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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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教育家、外交家、书画家张乃燕（1）
中央大学的首任校长张乃燕
张弁群的儿子张乃燕（1894~1958）是张家尊德堂的长房长孙，他继承了其父的文人秉性，在教育和学术上潜心钻研，做出过杰出贡献，是张氏家族中著书最多的一个人。他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抗战、解放四个历史时期，游踪遍及世界各地，学问上涉猎化学、历史、军事、绘画、书法各科，还当过外交官和民国政府里的教育官员，是位经历丰富、多才多艺、有责任心的文理复合型学者。
张乃燕的少年时代在南浔张家的老房子里度过，先后就读正蒙学社及浔溪公学，在杭州府中学堂接受了中等教育，毕业后进苏州东吴大学攻读化学，18岁加入了国民党，19岁赴欧洲留学，先后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伦敦皇家理工大学、瑞士日内瓦大学学习物理和化学，完成了题为Contribution ala Connaissance des Acides Ortho…et paranitro…alpha…bromo cinna…miques的论文，1919年获日内瓦大学化学博士学位。他游学欧洲的这几年中，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仗时期，他辗转各国，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所以这个博士学位获取得格外不易。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没有立即回国，而是跟他父亲一样，在海外考察各国的社会和教育，在欧洲、美洲和日本转了一大圈。6
回国后，他在南北多所高等院校担任教授——1919年在复旦大学教授物理；1920~1923年在北京大学教授化学，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工业专门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