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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都丛考》引当时《顺天时报丛谈》说：“黄河沿，现已改为黄花院，推源溯本，盖仍有河槽通运之意。现则矮屋一片，已为三四等妓女之娼寮，亦外城东偏之特别烟花窟。但地处偏僻，人物杂错，殊不若西城八大埠之有致也。” 它所说的八大埠，就是八大胡同，因在黄花苑之西，谓之西城。
住在这里的人家一般是一些小商小贩，卖个针头线脑、仨瓜两枣的，挣几个糊口饭钱而已，大概就像今天那些推着平板车出来卖货跟城管打游击的人。后来，住的人多了，又相继开出了南北三条小胡同。我想它地盘的扩大和繁荣，还是和妓院在这里登陆、而且很快形成了阵势有关。大概这里的房子相对比八大胡同和天桥一带便宜，跑到这里来开妓院的人增多，就跟得了传染病似的，最后在这弹丸之地竟然出现了14家三等妓院和13家四等妓院。现在想想，那么多的妓院，大概就跟现在杂乱的小街上拥挤着一家紧挨一家的小发廊差不多。
有了这么多家妓院相继开张，这里的名气在北京突然大起来不说，还把附近其他生意也盘活了。最让人们看得清楚的是，黄花苑东西两个胡同口的小饭馆小酒馆和各种摊贩，多了起来，而且处处热气腾腾，香烟缭绕，生意都不错，每天晚上一直到半夜，电灯或煤气灯、火石灯都是亮着的，吆喝声都跟唱歌似的，喧哗声跟蛤蟆吵了坑似的。来这里光顾窑子的人增多，不是附近的小贩，就是拉三轮车的车夫，要不就是澡堂子里的小力巴儿，或火车货运站上扛大个儿的，如同现在的打工一族。干妓女这一行的，也都是本地的土娼，彼此都是穷苦人，手里没几个钱，半夜里饿的时候，一般都会到胡同口这些地方吃点儿东西，让这里的生意不能不好。
传统的笑贫不笑娼的心理，让住在这里的人（除了那些老鸨和地痞恶霸），和这些妓女街里街坊的，都还相处得关系不错，都是为了混碗饭吃，便相互帮衬着，让这块原来荒凉的地方，涌动着低贱却旺盛的生命力，萋萋野草似的，竟然也摇曳在北京南城的天空之下，一时成为了一种阵势。前几天，我听一个叫苏阳的年轻歌手，抱着一把吉他唱着一首民谣，其中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我要带你们去我的家乡，那里有很多人活着和你们一样，花儿开在粪土之上，像草一样，像草一样。”因为正要写这一段，让我忍不住想起来黄花苑，我觉得苏阳的这首歌就像是为黄花苑唱的一样，那些低贱而顽强的生命，就是这样的，花儿开在粪土之上，像草一样，像草一样。
黄花苑的出现，从数量和质量上，虽然不能和八大胡同分庭抗礼，却成为了北京城那时候对八大胡同的一种补充，像是在一片大树丛的边上，长出的一片蘑菇地，供人们各取所需。从另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八大胡同的风光已经不再了，它不仅让黄花苑这样的三四等妓院分了自己的一杯羹，而且，它已经无可奈何得如一个落水的人，让黄花苑这样的下九流抱着自己一起下坠得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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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苑：八大胡同衰败的象征（4）
根据《申报年鉴》公布的甘布尔的《北京娼妓调查》，民国时期，妓院和妓女最红火的时候，是在1913年到1918年——
妓院 头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合计
家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总数
1913年 366 721 838 1368 257 3184
1914年 357 744 833 1467 256 3300
1915年 388 760 908 1535 288 3491
1916年 391 729 893 1580 298 3500
1917年 460 781 986 1814 308 3889
1918年 406 3880
这里的妓女仅是公娼，不包括私娼，这个时期的私娼的数量，一般是公娼数量的两倍左右，两项加起来，北京那时的妓女已经达到了一万一千人左右。根据当时的北京人口数据表明，那时候的公娼和居民比大约是1比200多；包括私娼在内的比是1比80左右；也就是说，在那时的北京城里，平均每80人里，如果刨去男人和儿童，每20名妇女里面，就会有一名妓女。这个比例，实在不算小了。
还是根据甘布尔的《北京娼妓调查》，从1929年起（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的妓女数量逐年下滑，到了建国前夕的1949年，妓院总数只剩下了224家，几乎少了一倍。而妓女总量也减少至1316人（这个数字中还包括一部分私娼），几乎少了三分之二。
可以看出，黄花苑的出现，并不是北京城红灯区的扩大和繁荣，实际上，它不过是一种垂死挣扎，一种回光返照，它亮起了北京红灯区的一盏红灯。八大胡同，因黄花苑的出现，而彻底地走进尾声。它的寿终正寝，落下帷幕，是早晚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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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日子定格在那里无语话沧桑（1）
民国末期的八大胡同，确实和清末民初时已经大不一样了。迫于生存，它开始和黄花苑一般，也出现一些下等妓院，在朱家胡同的时升旅馆，在王广福斜街的广兴妓院，在小李纱帽胡同里的连升店、永生院，都是这样的三等四等妓院，而在庆云巷里的同春楼下处、小花园下处、荣春下处，在火神庙夹道（现在的青风巷）里的祥顺下处，都是一些四等妓寮，更是一个门紧挨着一个门。更不用说在王皮胡同和蔡家胡同里出现的一些更加等而下之的妓寮或暗门子了。
现在去那一带，虽然看见的景物十分破败，但是，除去房屋如老人一样老迈龙钟，以及一些后来搭建的拥挤不堪的小房外，其余的，和那时候相差不多，有的旧房门都还在，只是门上的漆皮斑驳脱落，皱纹纵横，布满点点的老年斑了，门在一开一关的时候，吱吱扭扭的笨重响声，沾满着尘土和油垢的味道，仿佛是过去日子含有一声声叹息的回声。虽然，六十多年的岁月过去了，那段日子却仿佛依然定格在那里，无语话沧桑，和着老房檐上长满在鱼鳞瓦间的那些狗尾巴草，一起瑟瑟地拂动在寂寥的风中。
那时候，妓女的成分和清末民初也大不一样了，为了生计，被迫自己投奔到八大胡同，以及根本不知情下被拐卖到八大胡同里的人，越来越多了起来。
素兰和英子，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她们都是山西大同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分别来到了八大胡同，素兰23岁，英子才17岁。
如果不是丈夫得了重病，苦于没钱医治，从医院的病床上回到家里，眼睁睁地没有一点儿办法，素兰断然不会走上这条路。她先去找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亲戚朋友，但她实在不能怪大家心狠不帮她，都是穷苦人，吃了上顿吃不成下顿的主儿，谁也拿不出那么大一笔医药费呀。没有办法，她回到娘家，都说女儿是母亲的贴身小棉袄，她希望父母能够疼疼自己，给自己一点儿救命的钱，只要丈夫的病好了，就可以干活儿了，就可以赚来钱，一切都能够周转开来。
可是，走进家门，她把已经拱到嗓子眼儿的话，又咽了下去。她看见母亲和自己的丈夫一样也病倒在床上，好多天了，母亲知道她丈夫已经病了，怕她着急，给她雪上加霜，一直瞒着她，没敢告诉她。做母亲的还不懂得女儿的心思吗？女儿是从自己肚子里出来的，连着自己的肉啊，母亲知道她干什么来的，张着干瘪的嘴，却不知该对女儿说什么才好。女儿先开了口，堵住了母亲的嘴，说是知道母亲病了，特意来看看的，还一个劲儿地怪罪母亲，怎么一直不告诉自己。
母亲望着她，半信半疑，思忖着自己生病的消息一直对她封锁着，是谁把消息走漏的呢？她已经很难了，自己帮不了她，为什么还要给她添乱加堵呢？母亲支撑着身子坐起来，想对她说自己好多了，安慰她不碍事的，让她赶紧忙自己的事情去吧。她明白母亲的心思，再一次先开口堵住了母亲的嘴。她告诉母亲，她很快就能够找到活儿了，就能够挣着钱了，而且活儿还不错，挣的钱也不少呢，可以帮助丈夫治病，也能够帮助母亲治病了。她还特意强调这次来家，就是为了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好让母亲放心。
母亲再一次望着她目瞪口呆，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临走的时候她还一再对母亲说，拿到工钱后，她一准儿马上给母亲送过来！
可是，走在回家的路上，她禁不住落下了眼泪。到哪儿去找活儿干呀？到哪儿去给母亲找钱呀？但情急之下，已经对母亲把话说出来了，她被自己逼上了悬崖，无路可退。这时候，她才想到了卖身这个最不得已的事由来。在那一瞬间，她忽然想起了以前曾经在小报上看过的对北京八大胡同的介绍，她想去那里，大同的人谁也看不见，自己也落个眼不见心不烦。虽然，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可作为一个女人，除了自己的身体能够卖点儿钱，她还能够有什么出路呢？
回到家里，她发愁该怎么对丈夫说这件事。一路上，她都在发愁，好端端的，去北京的八大胡同当一个妓女，但凡有点儿血性的男人，都不会让自己的女人这么干的呀。可是，她没有想到，当她吞吞吐吐地把这事说出了口，丈夫竟然点头同意了。这让她目瞪口呆，望着自己的丈夫，好像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似的。令她更没有想到的是，丈夫忽然蒙头大哭起来，那哭声打雷似的，让她一时不知所措，非常害怕。丈夫对她说：找条活路吧，我知道我是快不行的人了，就别再牵累你了。临死再搭个垫背的！她抱着丈夫说：别这样说，我把钱挣了来，你的病就有钱去治了，我还会回来的。夫妻两人哭成一团，哭成了泪人，就跟生离死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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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日子定格在那里无语话沧桑（2）
素兰不是被人所逼，而是被生活所逼，走进了八大胡同。现在的年轻人，一般很难理解那个时代如素兰一样的女人。事非经过不知难，如果仅仅从现在的道德意义上来评判素兰，显然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真的无比绝望，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做得出来。还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的呢？比起人的生命来，作为人的尊严最外化的脸面，已经显得是那么不值钱了。这是女人从事的一种最古老的职业，我们可以指责这种职业的万恶不赦，却不应该从简单的道德意义上，居高临下指责这样的一个女人。
素兰进的是八大胡同里的双凤院，老板先给了她350法币，我现在算不出来，这350法币折合人民币，到底值多少钱，在当时又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我只是觉得，这区区350法币，就把一个女人一生的命运转变了，素兰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昂贵了。
拿着这350法币，订了三年的合同，素兰当了一名“使钱压账的”。这种妓女，就是如素兰一样先使用妓院老板一部分钱，还清债务后再恢复自己的人身自由。很多这样的妓女，合同满了，债务还清了，但已经没有归家的路可走了。有的是没脸回家见人，有的是吃喝玩乐游手好闲习惯了，不愿意再回去受苦受累，便当上了“自混的”。这种妓女，自己在外面有房子住，甚至有家有孩子，到妓院来卖身赚钱，和老板分成，来去自由，好像到妓院定时定点来上班似的。不知道素兰以后的命运是什么，三年合同期满，是丈夫和母亲都已经痊愈，她回家和丈夫、母亲团聚？还是丈夫和母亲都已病逝双亡，无家可归的她，只好当了一名“自混的”？谁也无法预料了。但可以想象的是，无论哪一种日子都不好过。走进八大胡同，即使有幸能够跳出火坑，脸上也像被火烙铁烙上了红字一般，一生无法抹去呀。
英子的父亲是个木匠，有一门手艺，艺不压身，一家子的日子应该是不错的。英子有一个姐姐，几年前嫁到了北京城，是全家人的骄傲。那时候，谁家里在北京有个亲戚，就跟和皇宫里拉近了似的，透着和别人不一样。谁想到，父亲突然病故，顷刻之间，全家的顶梁柱塌了，母亲无力养活自己和英子，只好投奔姐姐家。好几年没有见姐姐了，母亲带着英子坐上火车，心里充满阔别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