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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极为尴尬的境地，而儿子的反应，特别是蒋经国的反应，顿时也成了世界媒体关注的新闻焦点。
封面中国 第四章（4）
自孙中山1923年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后，前往莫斯科留学吸引了众多渴望革命的中国青年，苏联也相应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学生。在这样的革命高潮中，蒋经国和冯洪国也分别被他们的父亲送到了莫斯科，以表示他们支持革命、与苏联友好的态度。
然而，突变来了。
最先遭遇尴尬的是蒋经国。《时代》以《痛斥父亲》为题报道了蒋经国在莫斯科的反应：
莫斯科一位正在念书的青年学生，是中国国民党独裁者蒋介石的儿子，年轻的蒋上周听到他的父亲如何开始在中国清洗共产主义后，给一家莫斯科报纸投书说：
“蒋介石曾是我的父亲，革命的朋友。现在，他成了我的敌人。几天前，作为革命者的他已经死去，活下来的是一个反革命。他曾用美丽的语言描述革命，但又在最便利的时候背叛之。蒋介石不再会和张作霖作战。打倒蒋介石！打倒叛徒！”（《时代》，1927年4月25日）
与蒋经国同时在中山大学留学的另一个中国学生盛岳，后来在回忆录中更详尽地记述了蒋经国此时的反应：
蒋经国是登台演讲的学生之一，当时他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他那雄辩的演说赢得了全体学生雷鸣般的热烈掌声。1927年4月16日，《消息报》在一篇描述中山大学学生对政变的反应的文章中发表了这次演讲的情况：“蒋介石的儿子鼓动学生们到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示威。不久前，他在一次中国青年的会议上说：‘我在这里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的。’”几天之后，蒋经国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谴责他的父亲蒋介石是他的敌人，这份声明被塔斯社译为多种文字广泛散发。（《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25页）
从这一回忆看，《时代》的报道想必源自塔斯社。有意思的是，对父亲行径严辞痛斥的举动，为蒋经国赢来了鲜花和掌声：
这个声明发表后，我们无论走到哪儿，都碰到人们以极大的关注问我们：“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夜之间，他成了一个有名的大红人，而倒霉的是我们没有一个像蒋介石那样的父亲。“四·一二”政变后，我们的地位一落千丈了。不仅不再有俄国姑娘们向我们卖弄风情，而且我们到处都受到俄国人的轻蔑。（《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26页）
2个月后，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在莫斯科也遇到了蒋经国同样的尴尬。冯玉祥与蒋介石合作的消息传来，冯洪国立即采取与蒋经国同样的举动——与父亲决裂，痛斥父亲。冯洪国在莫斯科当即发表了一份声明，形式是致父亲的公开信。他谴责父亲叛变革命，其语言和语气与蒋经国也大致相似：
父亲：现在很明白，由于你逃离革命战线，你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头子。……你显然不想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而是只想利用他的旗帜，打着保卫工农利益的幌子，抢占更多的地盘而已。……作为革命者，我心目中只有革命利益而毫不念及父子关系。从今天起，我把你当成蒋介石、张作霖一伙反革命分子当中的人。
现在你我属于敌对阵营。你在反革命阵营。今后我一定要和我那与工农为敌的父亲进行斗争。这是我对反革命父亲的诀别之言！（《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44页）
2个在莫斯科公开宣布与父亲决裂的年轻人，后来又各自回到了父亲身边。冯洪国的情况如何未见记录，蒋经国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成了父亲的接班人，从而也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的故事在以后的叙述中还会出现。
发生在莫斯科的与父亲的决裂，或许只是历史小插曲，在轰轰烈烈、潮起潮落的大革命中，在蒋介石与冯玉祥的关系演变中，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这些细节在我看来却有着特殊的意味，有了它们，历史才显得更为生动而有趣。
三/“张之后的张”：从张作霖到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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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四章（5）
继吴佩孚、蒋介石之后，冯玉祥成了《时代》封面上的第三位中国人物，时在1928年7月2日。
从6月2日张作霖宣布撤离北京，到7月2日冯玉祥走上《时代》封面，仅仅一个月时间，中国便发生了一连串令世人关注的新闻：民国###、前总统黎元洪病逝；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秘不发丧直至宣布继承父位；在蒋介石安排下，阎锡山忽然替代冯玉祥成为占领北京和天津的新主人……
我有些奇怪，这一次《时代》为何没有选择张作霖作为封面人物。从称霸中国的时间之久、影响之大，到被日本士兵暗杀致死的事态之严重、背景之复杂，张作霖其实都值得成为封面人物的。
不过，尽管没有被选为封面人物，但自1923年创刊以来，《时代》在报道中国时，张作霖一直是其最为关注的对象之一。在1924年选择吴佩孚作为封面人物时，《时代》便谈到过张作霖，称他是“一位虔诚的帝国拥护者，即拥护君主制的人”。在1927年大革命潮起潮落的过程中，关于逮捕和处决李大钊等共产党人、释放鲍罗廷夫人等新闻的报道，都涉及到张作霖。
在上海主编英文刊物《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人鲍威尔，采访过张作霖，在他的眼里这是一个幽默有趣的人：
这位东北军事独裁者，在中国人心目中，只是一位出名的“红胡子”。这个名词的起源，可以上溯几个世纪，是中国人对早年从西伯利亚入侵的强盗的称呼。后来，凡是活跃在东北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中外土匪，就统统被称为“红胡子”。外国人另外送给张作霖一个绰号“东北虎”，形容他的胆大妄为和豪放不羁。我一直听见他的这两个绰号，断定他是一位凶狠的、满脸络腮胡子、屁股后面插着两支快枪的土匪头子，所以去访问他的时候，心里已经有所准备。因此，当我坐在会客厅里，看见一位矮小、温和、没有胡子的人走进来，有人介绍说这就是张作霖将军时，我不由大吃一惊，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笑着问他年轻时在哪里读书？他眨了眨眼睛，通过翻译回答说：“绿林学校。”张作霖将军不失为一位具有幽默感的人。（《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91页）
不过，《时代》一系列关于张作霖的报道，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张的讥讽、蔑视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厌恶之情，它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出生草莽、粗野而缺乏教养的军阀形象。
在1927年4月4日蒋介石成为封面人物的这期刊物上，《时代》同时在版面上发表了张作霖的一幅照片，并在报道中写道：
满洲和中国北方最强大的野蛮军阀张作霖，上周仍是唯一一位仍具实力的人，或许他可以挡住目前在长江一带作战的国民革命军，不让他们从已占领的中国南方进入北方。
张作霖是旧式大军阀。他喜欢喝燕窝汤……
布里顿夫妇上周从北方抵达上海，讲到大军阀张作霖最近在北京打麻将，可以一口气连打37个小时，他选择三个对手，结束时，都是赢了对手，赢的钱也一样多。然而，一个星期后，他的两个部下军官却因无票强行进入北京剧院，被他砍了头。
《时代》用加以渲染的气氛和细节，为读者描绘着他们眼中的张作霖。1927年4月18日的报道说：
“以所有的神的名义，以它们的名义，我告诉你，法国必须帮助我——必须！”上周，在北京的满洲残暴的大军阀张作霖，对一位法国记者暴跳如雷地如此说。他用剑鞘敲打桌面，接着说：“国民党的军队从南方向北方进攻我，是国际性重要事件。如果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胜利，它就会在全世界胜利。列强必须帮助我打败国民党，把他们赶回长江以南。然后，我将以兄弟之礼对待他们的军事领袖蒋介石。我和他没有冲突，因为我听说他内心里其实希望摆脱布尔什维克。那样，在中国，只有两个派别在长江上对峙，一个伟大的劳工国家建立起来也并不困难，神会保佑和平。”
紧接着这番话，《时代》以“黄色奇迹”为小标题，讲述了在战场发生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一个滑稽、奇特甚至荒诞的故事：
封面中国 第四章（6）
为证明说出的这些火药味十足的话，张作霖上周紧急调遣儿子张学良将军南下。当他的军队专列驶入河南省时，车厢被撒满成千上万的黄色符咒。张的士兵一看，恐惧地发现上面印着巫师们画着红色小刀图案的咒语。符咒写道：“谁来河南和它的保卫者作战，谁就得不到他的祖先的保护！小心点！”
有传言说，面对这种威胁的恐惧，整个部队全停下来，年轻的张学良焦灼地给父亲张作霖打电报，要他也从北京运来更多的、更灵的巫师来对付符咒。很快，专列运来了巫师。他们开导士兵，应该把这些符咒撕碎，同时，自己在来福枪上系一个小小的“神布条”，然后用“敌人的血”来浸染它。
由于巫师们从北京带来了大量“神布条”，士兵为之感激，就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用“敌人的血”来浸染它。壮壮胆，鼓鼓劲，他们又向河南挺进了一大截。（《时代》，1927年4月18日）
正是在发生这些故事的时候，张作霖越来越感到了来自南方革命军的压力。6月18日，他索性在北京宣布自己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组建安国军政府，任命所谓国务总理。对于他，这显然是在紧迫局势下强作镇静的一个举措，以此来向外界表现自己的沉着、威严。他颇为精心地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就职典礼，广邀各国驻华使馆人士参加。但从《时代》的描写看，那些应邀出席典礼的外交官，只不过看到了一幕滑稽的闹剧而已。
这篇题为《“独裁者”发表宣言》的报道写得生动而坦率，倾向性很明显：
上周，在北京，一次讨厌的就职典礼仪式上响起108声礼炮。典礼大厅在位于湖中央一个小岛上的一个宏伟建筑里，数万名中国官员、外交官都被搞得疲惫不堪。一个中国乐队演奏国歌——对西方人来说，刺耳难耐。在这种狂欢式的典礼仪式上，被关注的焦点，是站在那里的一位瘦小但却专横高傲的中国人，从上到下，他穿着一身富丽堂皇、亮闪闪的蓝色丝绸陆军大元帅服，样式是由他自己设计的。
此人就是满洲和中国北方的军阀、赫赫有名的张作霖。日本曾支持他的“满洲政权”。据信英国也私下为他提供援助。上周，他决定正式宣布自己为“统治者”。他用又尖又高的声音朗读自己写的20字誓言，鼓励他的军队“消灭中国的共产主义”。
不幸的是，无论如何这一切均毫无意义。张本人一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差不多一年来他天天都在对记者说，他的军队即将“消灭中国共产主义”，可是上周这些军队却被南方杰出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打败，正在向北京撤退。因此，上周“独裁者”张倒像是在喊出绝唱的第一声勇敢的音符。总而言之，在北京的外交官并不重视出席“就职典礼”，也没有留下多少印象。（《时代》，1927年6月27日）
外交官们对张作霖的冷淡和厌倦显然事出有因。他们大概更愿意与以往段祺瑞、吴佩孚之类有文化、有修养的军阀打交道，而不愿意面对一个性情暴烈而无所顾忌的军阀。
《时代》说得不错，张作霖出任“大元帅”时的演说真的是一个“勇敢”的“绝唱”。他没有“消灭共产主义”，也没有打败国民革命军。相反，一年后，1928年6月2日，在各方压力下，他被迫通电宣布撤离北京，并于当天夜里坐上专列启程返回沈阳。6月4日晨，当专列驶进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车站时，日本关东军一批军官策划了爆炸事件，张作霖的专列被炸毁。张作霖身负重伤，被抬回大元帅府，几个小时后身亡。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一代枭雄，竟以这种方式永辞人寰！
关于张作霖的历史功过，远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但我比较欣赏鲍威尔的一段评说：
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不奉命行事，但盖棺论定，他无愧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张作霖把自己的大半财产用于兴办教育。他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在东北亚地区，跟俄国人和日本人玩弄国际政治这副牌时，却是一个精明的牌手，应付裕如，得心应手，始终保持了东北领土的完整。（《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93页）
封面中国 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