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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裕如，得心应手，始终保持了东北领土的完整。（《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93页）
封面中国 第四章（7）
张作霖的时代结束了，他的儿子张学良从此被推到了历史前台。
据说张作霖在弥留之际吩咐其夫人：“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小六子”就是张学良。他紧急赶回沈阳，处理父亲后事。将近一个月后，《时代》报道了在此紧要关头张学良的举动，标题用得很简洁——“张之后的张”：
一个能干的中国年轻人，被讨好他的人奉承为“完美的战士”，在经过了17天谨慎的秘而不宣之后，于上周证实了他的父亲、满洲大军阀张作霖在撤离北京途中被炸身亡的消息。
17天的时间，足以使儿子、继承人张学良巩固其地位，看上去已获成功，所以他宣布，根据协议他继承了1000万元的遗产。
满洲是比法国、意大利加在一起都要大的偌大地盘，位于中国富饶的北方，这块土地的新统治者以坚定的语调宣布其纲领：
“我要我们的人民专心于满洲发展，为了发展，关心我们自身而非外部。从现在起，我们没有必要寻求扩张，或者侵犯中国别处……”
“我经历战争已达10年，深知其恐怖。我要让我们的人民不再身受其害。”
“至于国民军我们准备与他们在平等基础上签订协议。事实上，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不过目前暂时停顿，有待于民国政府统一之后实施。如果他们想把我们排除在外，只根据他们自己的条款来取得和平，那么，我们自然不会与他们谈判。”（《时代》，1928年7月2日）
报道的行文，摘录的声明，为人们面前展现着一个与其父在性格、政治主张诸方面均有很大不同的张学良。配合这则报道，《时代》还发表了一幅张学良的照片。
早在几年前，张学良的照片就已经在《时代》上出现过，是在1924年吴佩孚成为封面人物的那一期，照片说明为：“张元帅，他的头衔不再是闲职”。照片上的张学良身着戎装，一副少帅风采。此时的张学良出任镇威军第三军军长，率领奉军主力与吴佩孚对阵，在被张作霖精心培养之后，他开始身担重任了。
如今，父亲的遇害突然把历史难题放在了张学良面前。随着张作霖的去世，东北不再是过去张作霖可以凭借实力和狡诈与日本人周旋的东北，奉系也不再是过去鼎盛时期的奉系。一个年仅27岁、只是靠父亲的栽培走到权力顶点的少帅，能否不负众望走下去呢？
这一次，照片上的张学良，不再是一身戎装，而是脱掉外套，露出一身白色的休闲服。他双手叉腰，脚上一双长统皮靴，倒也能让人感觉出一点儿镇定自若的神采。不错，在对父亲遇难消息秘而不宣的十几天里，张学良有许多紧要的事情要做，而且从暂时的情况看，他控制了局面，避免了因张作霖的去世而可能引发的奉系内部的混乱，从而导致日本关东军的进一步阴谋。在这一点上，少帅有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智谋和坚韧。
《时代》照片的说明很有意思。上面一行：SMART SON CHANG，下面一行：His father was smarter。这里，关键的词是smart，意为：敏捷的、精明的、狡猾的、壮健的……在张氏父子身上，汉语中用哪一种表述更为准确？用“精明的”，还是“狡猾的”？我倾向于用“狡猾的”较为妥帖。那么，这两句的意思是：“狡猾的儿子张”，“他的父亲更狡猾”。
“狡猾的”张学良在危乱之际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他踌躇满志，他被手下人誉为“最完美的战士”，他以这样的姿态，站到了可以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相提并论的位置。从此，巨头的行列中，又多了一位新巨头。而这个比他们年轻的巨头，在未来时间里，将一次又一次地以他的参与而改变中国现代史的行程：
第一次，1930年，在蒋、冯、阎中原大战胶着之时，张学良出兵关内，力挺蒋介石，导致冯、阎被打败，宣布下野，从此不再有向蒋挑战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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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四章（8）
第二次，1931年，在日本关东军策划的“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的东北军一败涂地，撤进关内，整个东北转眼间陷入日本之手，中国从此开始抗日救亡的时代；
第三次，1936年，张学良囚禁蒋介石，“西安事变”真正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不过，此时，1928年7月，张学良只是开始登场的主角之一，他的表演还有待于未来。于是，《时代》选择了另一个比他更为引人注目的人作为封面人物，他就是冯玉祥。
四/“基督将军”——战士或叛徒
他站起来足有6英尺高。他不是纤弱的黄种人，而是个头魁梧，古铜色，和蔼，《圣经》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里，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神枪手。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195000人的主人。在今天，这样的人就是中国的一个最强者：冯玉祥元帅。
1928年7月2日，《时代》关于封面人物冯玉祥的报道，以上面这段描述作为开场白。
封面选用了冯玉祥的一幅特写镜头。他显得很健壮，巨大的头颅微微仰视。帽檐正好遮盖住前额。照片下面的说明很简洁：“中国的基督教战士，……变乌合之众为规矩之军。”这里是用“基督教战士”的称谓，而对更多的外国人来说，更喜欢称冯玉祥为“基督将军”，就像过去谈到吴佩孚时喜欢用“儒将”的称呼一样。
冯玉祥有着传奇般的经历，谈到他，人们总是会津津乐道于他皈依基督教的起因，以及他命令整个部队的士兵都念圣经，唱圣歌，按照牧师们的训导祈祷。在军阀混战的年代，这些做法的确引人注目，也令人好奇。“冯的优点”——以这个小标题，《时代》为我们描述的便是一位在军阀群体中鹤立鸡群的人：
要一一列举出所有指责基督徒冯的污点的说###显得可笑。这位最强者也会因他的诸多优点而令人难忘。
1880年（有误，应是1882年——引者注）；他出生于安徽省，家境贫穷，因黄河这条“中国的忧患之河”年复一年发生水灾，他从小就频遭饥荒。
18岁时，冯在当时的清军中当兵，拳乱（1899…1902）之后，他很快升至军官。他患溃疡而受其折磨，两位中医告诉他是“不良生活所致”，想收他的医疗费，此事对他刺激和伤害甚大。这位年轻军官很清楚自己的品行，拒绝了中医的治疗，转而去北京教会医院求医并痊愈。为他治疗的基督教医生说的一番话，令他终生难忘：“你不必付钱。我只要你记住，是上帝爱你，派我来为你治病的。”
1913年，冯少校由一名卫理会牧师主持洗礼，此后，他又让自己的500名手下全部皈依基督教。1915年，他成为少将，在四川省主持了一次祈雨仪式，背诵《圣经》中以利亚先知为加尔默罗山祈雨而做的祈祷。
冯将军信奉上帝后采取的进一步行动，是在他被任命为一个省的统治者后，数年之间他满怀热情地反对鸦片、嫖娼、酗酒、吸烟。与此同时，他开始学习写作，还自己编写军歌，题为《士兵之精神》。有几个日本小偷被卫队抓住后，冯将军命令当地一名日本领事道歉，他对日本领事咆哮道：“我没见过一个好的日本人！难道你们都是坏人？日本人难道没有一点儿羞耻？”这位将军又以相当温柔亲切的感情这样写下他的敬佩：“伟大的林肯总统，解放了美国奴隶。”
中华民国此时变得越来越戏剧性。总统由诸如吴佩孚之类的军阀提名，不断更换。在此期间，这位基督将军则一直在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如今，这支军队的实力强大无比，它不靠抢劫生存，这本是其他中国军队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冯元帅会处以死刑。军队不再是强盗，为何不能成为能工巧匠？基督将军的答案是，教会每一个士兵一些有用的技能。学纺织、木匠、鞋匠，且价格“合理”。结果，在中国连年内战的长时间里，冯玉祥的士兵一直最忙碌，也最受欢迎。整洁，军纪严明，乌合之众变成了纪律严明、整洁的军队。（《时代》，1928年7月2日）
封面中国 第四章（9）
在上海主编《密勒氏评论报》的鲍威尔，曾和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一起去采访过冯玉祥，他讲述过这样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
《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自我介绍一番后，说：“冯将军，你长得真高大！”身高6英尺，肩阔腰圆的冯玉祥答道：“是的。你要是砍下我的头，顶在你的头上，那么我俩就一样高了。”这位记者听了这话后，吓得几天睡不着觉。（《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90页）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另外一位在20年代多次采访过冯玉祥的外国记者。她第一次见到冯玉祥是在1925年冬天。在大雪纷飞的冬日，斯特朗乘坐火车，在寒冷中往北京西北方向走了两天，抵达位于内蒙古沙漠中的冯玉祥的军营。她说她是慕名而来，见到的是一个表情冷漠、高大健壮的人。两年后，斯特朗1927年4月再次来到中国，并随武汉政府代表团前往郑州，她又见到了冯玉祥：
冯玉祥本人在我们到达之后才来郑州，这也许是偶然的，也许是他出于对自己应有的威望的考虑。这后一种做法外国人难以理解。这样，他在车站受到了赴会的所有显赫人物的欢迎，而他们自己则只受到冯玉祥部下的欢迎。他故作俭朴地从一节货车上下来，他的发言人告诉我，他坐货车是“因为我的士兵兄弟也坐货车”。很久以后我才听说，冯玉祥在郑州的前一站才上了那节货车，在这以前他一直坐在同一列火车的一节舒适的私人包厢里。冯玉祥的俭朴，是故作的姿态，但比单纯的姿态更具深意：这是个有用的军事策略。他在郑州执行这样一条纪律：禁止举行任何每盘菜价值一元以上的宴会。这样就防止了中国官员通常在宴会上浪费时间和钱财的现象。用俭朴的名声来节省开支总比被说成吝啬要好听些。（《千千万万中国人》，第72页）
冯玉祥也回忆过自己抵达郑州的情景：
车到郑州，站上人山人海，有许多军队与人民团体，汪精卫……等先生亦都亲来欢迎。这情形出乎我的意外，觉得实在愧不敢当。我背着把雨伞，穿着一身棉布褂裤，束一根腰带，下车一一握手。（《我的生活》，第557页）
或真，或假，“基督将军”就是以这样的姿态吸引着世人目光。
斯特朗说，冯玉祥离开最后一次会议时，由他的外事代表把他对斯特朗书面问题的答复转给了她。他宣称对武汉政府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绝对忠诚，还宣布他的部队将要改组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斯特朗写道：“带着客客气气得来的胜利，火车向南驶去。我们这些旁观者以为联合成功了。”然而，几天之后，冯玉祥赶到了徐州，与那里的蒋介石也举行了会谈。最终，他选择了与蒋介石的合作。
冯玉祥转瞬之间的突变，令人诧异。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有过一次突变。身为直系主将之一的冯玉祥，反戈一击，转而与奉系联手，出奇兵攻占北京。先把曹锟软禁，复从背后进攻直系主帅吴佩孚，这被看作是冯玉祥一生中最大的一次突变。而现在，1927年，一周之内，在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之间，冯玉祥的态度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再次令世人瞠目结舌。
于是，在讲述冯玉祥的“优点”的同时，《时代》还以“叛徒的过去”这样一个小标题，用更多的笔墨报道冯玉祥“叛变”的故事，以及不同人的种种议论：
尽管几乎所有当代中国的记者、历史记载都把冯描述为“叛徒”，但直到上周，基督元帅的朋友一直对这一说法感到气愤。传教士们有充分理由得出与记者们完全相反的结论，在这一点上，山东齐鲁大学的迈纳（Miner）小姐的说法最有代表性。她上周写道：“人们指责冯元帅‘抛弃’或‘背叛’高官、盟友等与之相关的事件，我对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冯因他的‘背叛’不得人心，但与那些没有远见和勇气这样做的人相比，他并不丢脸。”
如此富有逻辑和奥妙哲理的看法无人能反驳。具有眼光背叛上司并将之打败，令其脸面尽失，这样的人不会获得普遍敬重，冯玉祥自然难逃此命。
封面中国 第四章（10）
具体来说，1924年10月，冯玉祥是坐镇北京的“儒将”吴佩孚元帅手下的一位将军。大军阀张作霖从满洲前来与吴交战。基督将军受到其上司吴佩孚的绝对信任，吴开赴前线与张交战，冯则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