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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四章（10）
具体来说，1924年10月，冯玉祥是坐镇北京的“儒将”吴佩孚元帅手下的一位将军。大军阀张作霖从满洲前来与吴交战。基督将军受到其上司吴佩孚的绝对信任，吴开赴前线与张交战，冯则指挥吴的另外三分之一的部队。接着发生的事情，由华盛顿大学的高恩（Herbert H。 Gowan）教授如实地记录下来：“（当冯率军）离开北京时，请他的美国牧师、时任北京青年会干事长的盖利（Robert Gailey）为之祈祷，希望尽快打败张……10月22日，发生了吴的‘基督将军’的背叛事件，他放弃他驻守的热河要道，回到北京，强迫曹总统解除吴佩孚的职务……并从后面攻打吴。”（《时代》，1928年7月2日）
冯玉祥与苏联时而密切、时而疏远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话题，《时代》报道认为他并不是真正依靠苏联的人：
指责冯玉祥是“赤色分子”或者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明显很可笑。私人财产、上帝和三位一体的神圣性是他的牢固基石，他如一个古铜色的大人物挺立其上。不过，苏联政府发现，资助冯玉祥是有必要的。他在1926年访问莫斯科。1927年，在得到驻华使团的允许下，苏联驻北京的使馆被冲击，从中发现了一批文件，证明他从莫斯科那里得到了27350545发子弹、27970支步枪、10000颗手榴弹、11436发炮弹、640颗化学弹、3架飞机——冯的朋友说这些文件是伪造的。国民党政府也曾得到过苏维埃俄国的财政援助，但该政权目前的现任领导人已与莫斯科决裂；有迹象表明，他们以及这位最强者，一起开始与列强建立一种似乎很纯粹的友好关系
——因为在中国，没有比他们更合适的人选。（《时代》，1928年7月2日）
所有这些，都是过去的故事。新的历史在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张作霖去世、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后掀开了。人们自然对拥有重兵的冯玉祥有了新的观察和新的期待。只是，期待的同时，仍有人根据他以往的举动而怀疑他的真诚，甚至认为他还会改变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下面这段话，的确耐人寻味：
“但是，”冯的敌人特别强调地说——他的敌人有很多，白人、黄种人都有——“但是，大家都知道，冯过去早就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占领过这些城市……冯是个叛徒，一个犹大！不错，传教士们喜欢他。他是他们唯一相信的中国军阀。但是，还是注意盯住他吧！他从莫斯科得到军火，有2700万发子弹。他也会抛弃国民党，把北京变成自己的。”
上周，这位最强者似乎高兴地去掉了自己身上背着的“叛徒”这一烙印。有报道称，他完全与新政权融为一体了。并称，他和国民党的总司令蒋介石有可能短期访问北京，在那里参加庆典活动，庆祝整个中国在民族主义口号下得到了统一。（《时代》，1928年7月2日）
某些人的质疑和担忧，不到一年果然成了现实。1929年5月；冯玉祥宣布反蒋，“叛变”了与之曾有“金兰之交”的蒋介石；10月10日，蒋、冯战争爆发；1930年4月，冯玉祥在失败后再度与阎锡山联手，中原大战由此开始。过去的传言，再次成为现实的故事。
五/盟友间，起承转合
昔日盟友，转眼间剑拔弩张。硝烟弥漫中，阎锡山成了1930年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另一位主角。
1930年5月19日，《时代》选择阎锡山为封面人物。20天前的4月29日，阎锡山、冯玉祥分别向晋军和西北军下达了向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军队开始总攻击的命令。1928年坐在一起的三巨头——蒋、冯、阎，在经过两年的讨价还价、不和、摩擦之后，终于爆发了中原大战。据史书称，此次大战历时7个月，双方投入兵力110多万，战争波及20余省，死伤官兵30余万。
《时代》报道了当时战况：
大规模但又不猛烈的战斗，上周在北平与南京两个对立的首都之间的居中地带的东西向前线展开。这一战线基本在陇海铁路沿线。
阎元帅从他的前线指挥部致电北平，称他的部队大获全胜，歼灭敌军10000人，俘虏15000人，并迅速向南京推进——一种鼓舞士气的夸张。
封面中国 第四章（11）
蒋反驳阎的吹牛，宣布他的飞机完全摧毁了敌军，但也承认敌军的机关枪火力颇有威胁。（《时代》，1930年5月19日）
有意思的是，这一期的《时代》以《重新开战》为题报道这场大战时，没有分析引发战争的政治和军事原因，而是以美国北方的佛蒙特人和南方的弗吉尼亚人相互的区别来比喻中国的南方人与北方人，从彼此不同的性格来描述和解释战争的起因。这一视角虽然别致，活泼的笔调也使报道别具一格，但总让人感到有些牵强和肤浅，似乎这样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仅仅是因为南北双方彼此性格的差异而发生的：
佛蒙特人和弗吉尼亚人彼此不会友好。在中国，高个子、魁梧、慢条斯理但却固执的北方人，看不起矮个子、瘦小而精明的南方人，反过来，南方人也看不起他们。上周，中国又一场大规模内战在南北之间爆发。从1911年的革命推翻皇帝以来，类似规模的大战以不同形式一直没有停止过。观察家注意到，此次大战是在南北双方四位最有名的人所领导的力量之间进行……（《时代》，1930年5月19日）
这里所说的南北双方的四位强人分别是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南方的蒋介石、宋子文。为了证实所谓南、北性格之别与此次大战的关系，《时代》特地把出生于山西的阎锡山和出生于浙江的蒋介石的经历进行了比较：
阎和蒋两人都在日本学习军事。他们两人都是东京帝国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两人均出自殷实家庭。两人都在1911年革命期间开始政治生涯。两个人都是好人。阎是一个中国的佛蒙特人，蒋则是一个中国的弗吉尼亚人。（《时代》，1930年5月19日）
开始，我对把宋子文列在与三巨头平起平坐的位置感到奇怪，读完整个报道方知其中别有见地之处。《时代》认为，在蒋介石与北方冯、阎的较量中，身为财政部长和银行家的宋子文，能否从日本等国得到大量贷款，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1929年4月结束的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中，蒋介石便是以权、钱收买对方重要将领，使之阵脚大乱、落荒而去。这一次大战，在《时代》看来，金钱依然将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的战争以三种形式进行：1。大量金钱贿赂，实际上达到数以百万计的金钱交易；2。铺天盖地的公告、宣言，任何一方的军队都要面对它们；3。人力。成千上万的穷人和无知的人，今天为这一派打仗，明天又为另一派打仗，视他们的长官得到的贿赂而定。所有这些方式一直在运用着，早已形成一种体系、一种既定的习惯。中国人——不管他伟大也好，善良也好，都让它们发挥必要作用。
……
一般而言，要到冬天下雪之后，或者出现特别有效的金钱交易，中国的战争才会暂停。（《时代》，1930年5月19日）
中原大战的起因、过程，这里不必详加叙述了。我颇感兴趣的倒是冯玉祥、阎锡山两人在酝酿、策划和发起中原大战之前的关系演变，它堪称一段现代传奇。
《时代》这样谈到盟友冯玉祥与阎锡山之间的关系：
阎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的许多方式是基督教式的。他乐于将儒学作为他的指导，但他对基督徒的态度很友善。他从不迟疑地与“基督元帅”冯结为同盟，在最近组成的由阎出任主席的北京政府中，冯就出任军事长官。（《时代》，1930年5月19日）
虽是“盟友”，但如果要说阎锡山是“从不迟疑”地与冯玉祥结盟则不准确。这也事出有因。他们之间的传奇大都是在幕后演绎，情节与细节的痕迹大都要到全部过程结束之后才会渐渐显现出来。
这是一对关系奇特的盟友。貌似亲密，实则心存芥蒂，勾心斗角，各取所需。冯行伍出身，靠自己的滚爬摔打，从一名底层士兵成长为一棵大树，拥有被海外媒体视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阎留学日本，在辛亥革命中一跃为山西督军，苦心经营山西，俨然是实力雄厚的“山西王”。前者有着敦厚、朴实、爽朗的外表，被人诋毁的善于多变，却也反映出捕捉时机的敏捷与聪颖，以及对新事物的嗜好和热诚。后者不张扬，不夸张，信奉“中的哲学”，实际上却是锋芒内敛，老谋深算，其精明与狡黠，非冯可比。
封面中国 第四章（12）
现代传奇便是在这样一对盟友之间起承转合，演绎出无比的生动。
冯玉祥与阎锡山之间的芥蒂，应该是在1928年攻占北京、天津之时就存在了。
1928年，在选择冯玉祥为封面人物时，《时代》曾这样报道当时的北伐战局：
最近，中国北方的两座最大的城市北京、天津相继被冯的军队攻占（见《时代》6月18日、25日），但在上周，为了证明其伟大之处，这位古铜色的魁梧元帅，大造声势地放弃征服者的位置，只在城外留驻一点儿获胜部队，自己则谦恭地撤回到中原的河南省。
冯的朋友们说到冯，他有许多个人荣耀，有着对伟大理想的真诚，这个理想就是民族主义，或者是在一个人民政府领导下实现中国统一，具体地说，就是今天的南京国民政府。对这个政府，冯元帅主动提供支持，他以及自己庞大的、完全独立的军队均听命之，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攻占了北京和天津。（《时代》，1928年7月2日）
实际情况是，以国民政府名义占领北京和天津的并不是冯玉祥，而是阎锡山的晋军，并且这是在国内外各种势力影响下蒋介石与冯、阎之间达成的协议——一个明显令冯玉祥颇为失落的协议：
但是如果张作霖及其军队撤离，将让谁来接管北京？冯玉祥是张作霖的宿敌。早在4月中，美国公使已经指出，###希望打败和赶走冯玉祥的军队，而与上海和南京达成某种妥协。现在，在5月份，冯玉祥的军队肯定能夺取北京城，但为奉军之撤离已做了一笔交易，即让阎锡山的军队在京津捷足先登，而不让冯玉祥取得这一珍贵的战利品。到5月底，奉军已放弃保定，正向北京撤退。张作霖正准备撤离首都。
6月1日，蒋将军和冯玉祥、阎锡山在石家庄会面，计划接管京津和商定以后的安排。也许在那个时候——虽然也可能更早——冯玉祥才知道他不是去接管北京；也不是蒋介石，他在3日返回南京。次日，国民政府任命——也就是证实——阎锡山为卫戍北京的司令。
6月11日，阎锡山本人在白崇禧将军的陪同下进城。他的另一名将军傅作义通过预先的安排在12日接管了天津。这个过渡除了一个事件，都是用和平方式实现的。率先向北京挺进、其部队此时驻扎在城郊的冯玉祥的部将韩复榘将军，包围并解除了原已保证其安全通行的正在离开的奉军一个旅的武装。北京外交使团曾保证安全通行，于是向南京提出强烈抗议。最后，奉军被释放，收回了他们的一些武器。（《剑桥中华民国史》，第798页）
冯玉祥对这一情况的解释与上面有所不同，他说他很赞同改由阎锡山的晋军攻占和管理京、津：
奉军既倒，关内军阀都已缩首敛翼，无所作为。为了处理这个新出现的统一之局，蒋先生特来北方，找我们商谈一切。
从这里（郑州）蒋先生前去石家庄与阎先生会见，我派马云亭与刘子云等二位陪着同行。回来，我们又在新乡与道口之间的一个车站上见面，谈及拟将河北省并北平，交给阎先生，征询我的意见。我回谈：
“只要军阀国贼铲除净尽了，我便已经十分满足。别的事怎么办都可以，还是请你酌夺吧。”
蒋先生因又请我驻军天津，因天津实为北方唯一重镇。我的意思以为革命告一段落，政治应使之真正统一，此时大家都当解除兵权，交归中央，同在政府中办点大事或小事，不可仍旧各霸一方，形成割据之局。且山西军驻河北，我们驻津，部署之间恐亦不宜处得好，因此觉得不合适。（《我的生活》，第640页）
从冯玉祥自己的叙述看，他并没有对失去再度进驻北京一事感到不快，更没有与阎锡山之间出现隔阂和矛盾。1928年7月6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国民革命军军事要员们欢聚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冯回忆说，在蒋离开后，他与阎两人之间有过一番对话，他对阎说：
“前有帝国主义，后有共产党，加以政客官僚，日伺我等之隙，以行挑拨离间之手段，稍有不慎，即坠其计。此次北伐，官兵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