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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似乎又在告诉读者，如果开战，这会是一场实力对比十分悬殊的战争：
黄埔是中国的西点军校，其学生赫赫有名，颇受曾任校长的蒋主席器重，黄埔教官是今日中国军队的骨干。蒋主席两周前威胁说要向日本宣战。上周，他保持沉默，紧张地与北方军阀急电联系。有两位军阀可能参加与日本的战斗，一是在内蒙古的“基督将军”冯玉祥元帅，一是“模范督军”阎锡山元帅，他们都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战将。过去他们曾与蒋合作过（见《时代》，1928年10月24日），如果此次他们加入到蒋主席的行列，中国将有大约20万训练有素、装备齐全的军队与日本对阵，另外还有160万没有战斗力的杂牌军或者雇佣军。
日本正规军兵力为210880人，其中15000名日本士兵上周占领了满洲，日本受过训练的公民已被征兵，准备换上军装，总数达175万人。在海上，日本有中国无法比拟的海军，总吨位达到798394吨，中国整个海军（68艘）的总吨位还不如一艘英国超级无畏级战舰（40000吨）。日本对中国战斗力的看法，由东京的一位政府发言人表达出来：“如果中国向日本宣战，我们完全不必考虑。”（《时代》，1931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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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五章（6）
中国处在危难之中。
自鸦片战争后，满洲就不断面临着俄国和日本的蚕食、控制，现在演变成了日本的侵吞。中国会如何面对侵吞？中日会宣战吗？满洲会被分离出去吗？日本到底要走到哪一步？世界将如何应对未来一切？一连串的焦虑摆在了全世界面前。
三/“中村事件”
当我们今天回顾“九·一八”之夜时，不能不关注另外一个人——关玉衡。这是一位很容易被忽略的历史人物，9月18日这一天，他正以特殊的身份出现在沈阳。
论地位和声名，关玉衡与张学良和蒋介石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他不过是张学良的一位级别不高的部下，时任东北军兴安区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驻科右前旗察尔森第三团上校团长。可是，他却是历史环节中至关重要的人物。在“九·一八”夜晚来临之前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因他而发生的“中村事件”，成为轰动世界的令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焦点，日本关东军也正是以此为借口策划和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在报道“九·一八”时，《时代》也提到了“中村事件”：
显而易见，中日之间存在已久的世仇，造成了热爱和平、日益贫困的人民对日益发展成功的军事化邻居的厌恶。这一仇恨在中国发现满洲逐步被蚕食后愈发加深。在中国，到处都有日本的军人。1年多来，整个满洲也一直出现反日浪潮。上个月，日本陆军的中村大尉离开沈阳，前往勘察绘制满洲内地的地图。他带有经中方当局签发的许可证明，但对不识字的中国士兵来说，这不过是一张废纸。中村大尉被作为间谍逮捕并处决。（《时代》，1931年9月28日）
中村，即日本关东军的中村震太郎大尉，他离开沈阳应是在1931年6月初，同行者一共四人。他们化装成平民，前往满洲西部与内蒙古相邻的兴安岭一带勘察地形，《剑桥中华民国史》说这是日本在为与苏联作战而做准备。在完成任务返回沈阳途中，中村一行被屯垦军第三团士兵抓获，间谍身份暴露，随后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并将尸首焚烧。关玉衡随后将具体情况向上报告，在北平的张学良得知后，立即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
中村等人被处决的实情，最终被日方获知，并以此向中方施加压力。围绕中村事件的外交风波一日日向战争的边沿演变。起初，张学良并不示弱，1931年8月31日他在致外交部长王正廷的电报中说：“关于中村大尉事件，调查结果，该大尉等既未入日方所主张之遭难区域，虐杀自为无根之事实，故日本政府如向南京外交部要求再调查时，请即以义严词正，委婉拒绝。”（《张学良文集》，第174页）不仅他如此，一些中国舆论也持相近态度。甚至到了1947年，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钱亦石著）仍这样认为：
所谓中村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微乎其微的问题，中村是日本大尉阶级的军人，由日本参谋部派往满蒙调查地理，进至僻地而告失踪。据长春通信：中村变装华服，前往洮南一带，实行秘密调查，日往来于深山长林之中，一日遇胡匪30余名，以其身穿华服，疑为军警侦探，遂至失踪。他是潜往中国内地调查，预备作侵略计划的，其失踪与否，我国当然不能负责。中村大尉即或为胡匪杀害，亦属咎由自取。（《中国近代史》，第234页）
但在1931年9月初，迫于各方压力，张学良态度开始软化，他似乎感觉到了事情的复杂性与严峻，他再也不能轻视日军咄咄逼人的威吓。9月4日，在给留守沈阳的官员的电文中，他的语气有了很大转变：
接汤尔和电，言日方对中村事件表示极严重，谓我方有意推诿，日陆军方面异常愤慨等语。已复以此真相实在不甚悉，并非故意推诿，现正在调查中，如责任确在我方，定予负责者以严重之处置。如日方对此案有何举证，极所乐闻，以为调查之参考等语。究竟此案真相如何，并与日方交涉之经过，希速详复为盼。（《张学良文集》，第174页）
封面中国 第五章（7）
于是，在民间被誉为英雄的关玉衡，转眼间即将作为“凶手”面临惩处。这显然是张学良不愿做却又不能不做的决定。据史料，关玉衡在东北讲武堂曾和张学良有同学之谊，在张作霖时期曾任帅府驻京军务处长，后调任东北炮兵军参谋处长，张学良对他无疑是信任而厚爱有加的。但张学良没有想到“中村事件”会招致日方如此强烈的反应，压力之下他不得不派人将关玉衡押解至沈阳。对外公开说是已被宪兵司令部关押，但实际上被暗中保护，住在宪兵副司令李香甫的家中。
关玉衡抵达沈阳的时间是9月16日，第二天，9月17日（也有9月18日一说），他被带去向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陈述经过。“但是太晚了”——《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说。日本关东军的战争机器已经发动，9月18日的沉沉夜色将不可遏止地笼罩沈阳。
对于一个追寻历史的人来说，在城市改造日新月异的沈阳，要找到能够触摸久远往事、引发历史幽思的旧址已经很少。譬如北大营，仅存的最后一处遗迹——马厩——不久前刚被拆除，当我找到旧址时，面前已是一片废墟，只见一棵大树孤零零立于其中。但巧的是，走进我在沈阳住的宾馆，迎面所见正是当年日本驻奉天领事馆的旧址，而且建筑保存完好，真是意想不到。对照老照片，外观没有任何变化。这是一幢两层的老建筑，中央是柱型门廊，绿色屋顶，西式窗栏，右侧有一尖型圆顶阁楼，是明治维新时代西风渐进后在日本颇为流行的现代建筑风格。逗留沈阳这两日，每次进进出出，我都止不住多看它几眼。看到它，不能不想到关玉衡，想到房子里面发生过的风风雨雨。
关玉衡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于9月20日凌晨和李香甫一起化装成绅士，躲过搜查，徒步走到皇姑屯车站，从那里乘火车逃往北平：
24日8时，张学良在官邸接见关玉衡，笑容可掬地对他说：“你还跑出来了！”关玉衡说：“对不起您，误了大事！”张学良安慰说：“60多个外交案件，你这是小案件，没什么。”随后，他被委任为帅府参议，月支500元，住在西单花园饭店内。
这是许多年后，关玉衡的第三团当年所在地内蒙古科右前旗的地方志工作人员冯学忠在《“中村事件”后关玉衡及战友的命运》一文中的描述。不知它的史料来源何处，如果准确的话，可见突变之后张学良对关玉衡仍很厚爱。关玉衡后来参加了抗战，1953年他回到了家乡黑龙江牡丹江地区的宁安县，曾被选为省人大代表，1965年病逝。他的弟弟却没有他幸运，“九·一八”后，被日军抓获并用钉子活活钉死，扔进牡丹江，老母因悲伤而双目失明。
结局最令人悲切的则是关玉衡的部下、参与过处决中村震太郎的第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东北沦陷后，陆鸿勋1933年任伪黑龙江第三军管区直属炮兵中校队长。1935年夏秋之交，中村震太郎的儿子从日本来寻找父亲遗骨，陆鸿勋因身份暴露而被捕。1936年初，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将陆鸿勋多次审讯，严刑拷打，陆供出处决中村震太郎等人的内幕。随即，日伪各大报在头版醒目刊载：“谋害中村的杀人巨魁罪恶滔天犯陆鸿勋落网”的消息并附照片。后陆鸿勋竟被处以剐刑、凌割肢体，为中村祭灵。
有材料说，“九·一八”过后，所有与“中村事件”有关的档案悉数被日军拿走。不知它们是否还在，或许仍存放在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等待着后人继续解读。
多想知道关玉衡当年的模样！可惜，在“九·一八纪念馆”展出的图片中，我只找到了中村震太郎，没有发现关玉衡。在网上搜寻，也没有一张他当年的照片，哪怕是他后来的照片也没有。我感到失望。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为何被淡忘？相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为何如此欠缺？其实，不限于关玉衡一个人，与抗日战争有关的许多事件和人物，我们至今还缺乏扎实的、全面的、深入的历史梳理和总结。对于一个承受过战争灾难的民族，这样的工作其实更为重要。不过，让人略感安慰的是，在陈列橱里我看到了摆放有一份关玉衡亲笔所写回忆“中村事件”的手稿。注目封面上签署的“关玉衡”三个字，有难以言说的感慨。斯人已去，那个时代的许多人都已远去，带走了多少历史的真相和细节？
封面中国 第五章（8）
关玉衡病逝后，一位作家为他撰写了一副挽联，其中上联写道：“生何欢，生逢乱世，血雨腥风，生灵涂炭，恨青山失色。塞北男儿，誓马革裹尸，冰霜铁甲，拔剑斩敌酋，白山烽火始于足下，赳赳武夫，肝胆照人。回首当年，驰骋洮儿河畔，看白浪滔天，应千年无愧。”吟哦再三，字里行间，我听到了岁月的几声喟叹。
四/黑色“九·一八”并非偶然
谈到历史，时常有这样的说法：一次偶然事件，一个偶然出现的人物，一旦发生在关键时候，就能改写历史。那么，关玉衡以及“中村事件”大概就可称为这样的偶然。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觊觎和侵吞却非偶然。这个夜晚，终归要降临。
东北——多么值得中国人自豪、赞叹的大地！翻开地图，会发现东北与欧洲中部、南部处在差不多的纬度上。这里有着堪与欧洲相媲美的资源和自然环境：海洋、平原、高山、森林、河流、煤矿、石油……几乎应有尽有。许多次到东北旅行，每次穿行在东北大地，我总是禁不住感叹于它的广袤、富饶和壮观。从旅顺口终年不冻的港湾，到乌苏里江、黑龙江滔滔不绝的江水和兴凯湖浩淼的湖水，从兴安岭起伏的森林，到北大荒无垠的田野……
走在东北，忧伤也是必然产生的情感。一部中国近代史，在东北上演的就是不断被日俄蚕食、掠夺、蹂躏的悲剧。船行乌苏里江中央，擦边而过的对岸，正是沙皇俄国19世纪下半叶掠夺而去的中国领土，几十年间中国失去的领土竟相当于3个法国的面积；伫立旅顺口古炮台，眺望一湾波澜不惊的港口，遥想1905年日本和俄国两大列强为争夺东北利益的战争，竟是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进行，而软弱无能的晚清王朝只能无奈地将之划为中立区，自己作壁上观，任由日、俄战火蔓延，从旅顺口一直到沈阳。2005年夏天；当我专程来到沈阳寻访“九·一八”遗迹时，正是这场日俄战争结束整整100年，但还有多少人能想起它、能提到它？
读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下面这段话简要而通俗地叙述了日俄战争爆发前后东北的命运：
庚子年（1900年），俄国趁拳乱派兵占领全东北三省。《辛丑条约》订了以后，俄国不肯退出，反向我要求各种特殊权利。假使中国接受了俄国的要求，东北三省在那个时候就要名存实亡了。张之洞、袁世凯竭力反对接受俄国的条款，日本、英国、美国从旁赞助他们。李鸿章主张接受俄国的要求，但是幸而他在辛丑的冬天死了，不然东北三省就要在他的手里送给俄国了。日本、英国看见形势不好，于壬寅（光绪28年）年初，缔结同盟条约来对付俄国。美国虽未加入，但表示好感。中国当时的舆论亦赞助同盟。京师大学堂（以后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上书政府，建议中国加入同盟，变为中日英三国的集团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