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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里，我似乎对民族危难之际的外交官多了一些理解，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另外一种形态的民族感情与国家责任感。说实话，以往我们对这样一些职业外交家缺乏了解，更缺乏理解与认识。在歌颂激情的同时，理性是否也应得到重视与肯定呢？
鲁迅的声音也与众不同。与顾维钧这些外交官还不一样，鲁迅从来没有认可过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对当权者他一直持批判态度。但在“九·一八事变”后民间掀起的抗议与反日潮流中，鲁迅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另有自己的思考，表现出他的冷静与深刻。1931年11月30日，他在上海《文艺新闻》发表杂文《“日本研究”之外》，忠告中国青年：
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地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譬如关于他的本国和东三省，他们平时就有很多的书，——但目下投机印出的书，却应除外，——关于外国的，那自然更不消说。我们自己有什么？除了墨子为飞机鼻祖，中国是4000年的古国这些没出息的梦话而外，所有的是什么呢？
……尤其是应该研究自己：我们的政治怎样，经济怎样，文化怎样，社会怎样，经历连年的内战和“正法”，究竟可还有四万万人了？
……
我们应该看现代的兴国史，现代的新国的历史，这里面所指示的是战叫，是活路，不是亡国奴的悲叹和号咷。（《鲁迅全集》第8卷，第320页）
在“抵制日货”的###声此起彼伏之时，鲁迅仍主张中国应学习日本的长处，并公开发表这一见解，实为振聋发聩之音。今日再读，仍让人感慨于他的特立独行。
这便是1931年的中国。
不同的命运，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态度，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悲情：被侵略、震惊、控诉、呐喊、呼吁、抗争、慌乱、沮丧、亢奋、忧虑……
悲情已成历史，警示与沉思却永远留给了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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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六章（1）
1933年12月11日，蒋介石又一次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这是蒋介石第三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了。第一次，1927年4月4日；第二次，1931年10月26日。有意思的是，对于他，前两次的出场都不是好兆头，随之而来的都是下野。
第一次下野，1927年8月13日至1928年1月4日。
蒋介石在1927年4月12日突然发动针对共产党人的“清党运动”，逐步掌握了国民党的控制权。但仅仅四个月过去，他便受到来自三方的巨大压力——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中的原国民党左派势力、拥有数十万军队的冯玉祥、蒋的得力部下何应钦。分裂的国民党宁、汉双方如果要统一，首要前提就是蒋介石下野。他没有料到会有如此大的转折，不得不黯然返回家乡浙江奉化。
此次下野为期4个多月，其间，蒋介石前往日本争取日本朝野对他的支持，再与宋美龄结婚，为日后复出确立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于是，1927年底，当他与宋美龄在上海隆重举行婚礼时，他的重返权力中心之旅也就开始了。
第二次下野，1931年12月15日至1932年1月28日。
蒋介石同样没有预料到会有第二次下野。在他本人或者许多人看来，“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正好为他弥合国民党内部矛盾提供了机遇。而在此之前，他正为软禁胡汉民一事而面临来自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浪潮。
胡汉民是国民党###、立法院院长，一直反对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独断专行，对国民政府实际上沦为个人手中的工具而忿忿不平。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突然将胡汉民软禁。他的被软禁，立即引发国民党内部又一次反蒋高潮。5月，改组派、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林森和孙科派，以及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联合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寄寓香港的汪精卫应邀出任广州“非常会议”政府的领袖。不同时期反对过蒋介石的派别，在这一时刻汇聚到了一起。
9月初，广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广东方面首先做出了友善举动，9月20日立即停止了入湘军事行动。蒋介石也予以回报，派代表赴香港与粤方接洽。
《时代》随即以《中国联合？》为题报道了中国的这一最新动向：
如过去每当遇到日本威胁时做出的反应一样，中国脆弱、派别林立的政府上周试图联合起来。在今年春天，广州政府还在谩骂“南京徒有其表”，而南京政府则攻击广州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是布尔什维克赤色分子。双方的指责至少各有一半真实，但在上周，广州和南京双方发现有可能互派代表和解，并秘密签订1项协定。
最大的传言是陈先生有可能出任计划成立的联合体的外交部长，他曾长期呆在莫斯科，这就有可能使中国的政策带有更明显的左翼色彩。（《时代》，1931年10月12日）
对立的双方达成了和解。10月14日，蒋介石释放了被软禁的胡汉民。《时代》很快做了如下报道：
主席上周释放了前南京立法院院长胡汉民，3月时他被怀疑对主席不忠而被关押。在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情绪中，胡汉民与蒋主席相互拥抱，然后立即开始说服他的广东政府的朋友加入南京政府。还有1个对中国的好消息，广东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签署成立了1个爱国的联合体，他曾被怀疑倾向赤色阵营。陈先生宣布支持蒋主席：
“中国的反日抵制运动的结束，取决于日本自身，取决于他们坦率、真诚地确认满洲是中国真正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政策，随后中国才会考虑日本所要求的权利和利益。”（《时代》，1931年10月26日）
然而，外人未必清楚中国政治幕后的复杂性。实际上，表面的联合暂时还不能意味着蒋介石地位的加强。东北大部分地区沦陷、中国军队的不抵抗，使早就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治的国民党内部各派，更有理由逼迫其交出权力，以改变被动局面。12月15日，蒋介石无奈中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务。同一天，张学良也获准辞去陆海空军副委员长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2月22日，国民党的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分裂多时的南京、广州、上海各派别，在国难降临之际终于坐到了一起。但蒋介石却在出席开幕式之后，当天下午偕宋美龄悄然离去，飞往上海，又一次前往家乡奉化开始新的下野之旅。
封面中国 第六章（2）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的时间比第一次要短，为期不到2个月。与第一次下野时相比，此时的他，势力与地位更加难以撼动。几年的纵横捭阖，他早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军阀降服，东北的张学良与他结为金兰之交，中央军的指挥权更是牢牢控制在他手中。接替他出任国民政府领导人的孙科、汪精卫等人，雄心勃勃，慷慨激昂，命令张学良在锦州一带抵抗日本军队的进攻。可是，他们却无法调动唯蒋介石之命是听的中央军前去增援，张学良也对他们非常冷淡。结果，锦州很快失守，东北军全部撤进关内，东三省遂悉数沦陷。到此时国民党内反蒋派别大概才意识到，经过多年经营，蒋介石的地位与影响力已难以撼动。
蒋介石又一次复出了。1932年1月28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决定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仍由他担任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虽名义上权力有所分散，但至关重要的军权依旧掌握在他手上。他所奉行的依然是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国土被侵吞、被分割，自身却在分裂、在内战，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正是这种残酷的现实。复出的蒋介石，将如何应对一切？中国将会走向何处？
1年多之后，1933年12月11日，蒋介石第三次出现在《时代》的封面上。
封面选用的是一张照片。蒋介石身着戎装，骑一匹战马，右手行军礼，看上去颇有几分威风，似是在检阅军队时拍摄。
《时代》以少有的欣赏口吻，描述这个封面人物：
中国上周炸开了锅。不过，中国面积相当大。发生激战、抢劫、骚乱、惨剧的中心地带，常常各自相距百里、千里。一位了不起的战士，坚定地骑着一匹矮胖健壮的中国马，看着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内战频仍的国家，他就是蒋介石委员长。
这位曾经征服过中国的人，目前正面临着蔓延于从广州到北平之间的一场广泛的内战，尽管六个主要叛乱地区并非让人过于惊恐。如果中国要想真正全都平静下来，那么委员长就要在60个地区而不是6个地区里马不停蹄地奔跑了。因为，中国几乎到处都有“造反”的将军。但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上海、广州、北平、汉口以及首都南京，生活虽艰辛却安全。狡猾的蒋委员长聪明地选择不对付那些对中央政府权力不形成威胁的地区叛乱（他曾说，其中绝大多数叛乱的规模还抵不上芝加哥黑帮的火并）。（《时代》，1933年12月11日）
从《时代》的叙述也可以看出，骑在马上的这个人的威风只是表面的。因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而陷入困境的中国，依然风雨晦暝，在苦难中挣扎。对于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蒋介石来说，环绕四周令他头疼的不仅仅是日本对东北的侵吞和“满洲国”的成立，还有他几年来一直难以剿灭的共产党红色武装。1933年11月，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力量，又在福建掀起浪潮，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交相呼应，这更令焦头烂额的蒋介石雪上加霜。
那么，这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对他又将意味着什么呢？
二/走进中国的外国人
距蒋介石复出不到4个月，《时代》的创办者、主编卢斯于1932年5月开始了重返中国的行程。这位美国传教士的后代，1912年14岁时离开中国，这是他20年来第一次回来寻访诞生地。34岁的卢斯急切地要亲眼看看阔别了的中国。
20年来，无论世界、中国，还是卢斯本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1914—1918年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战后，奥匈帝国瓦解，红色的共产党苏联政权崛起，从此，在“输出革命”的口号和世界革命的理想激励下，支持或反对这一红色政权的态度，几乎成了所有国家和地区冲突必不可少的背景，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战后，美国也超过传统大国英国、法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大国，这是卢斯所梦想的“美国世纪”的开始，他所做的一切都在编织着这一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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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六章（3）
中国则经历了从清王朝崩溃向中华民国的过渡，一个个民国强人，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在内乱不已的硝烟中一一走过。封建制度虽然被推翻，中国的统一和现代化依然遥遥无期，日本对东北的侵吞，更加重了危机。
卢斯个人的变化同样令人惊奇。1923年他创办的《时代》获得巨大成功，不到10年，已一跃而成为发行量达数十万册、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影响显著的新闻周刊，甚至达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1932年5月7日，卢斯与内兄塞夫林豪斯一起登上开往中国的轮船，他们高兴地碰到了两位旅伴。一位是司徒雷登，他曾是卢斯的父亲在山东传教的同行，现为燕京大学校长；另一位是考古家、自然学家安德鲁斯，他以对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的六次探险而闻名，1923年曾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卢斯在甲板上散步，他与安德鲁斯、司徒雷登谈论的主要话题是中国和亚洲。塞夫林豪斯在日记中这样记录说：“司徒雷登、卢斯和我每次吃饭都是最后离开餐厅。我们一起交谈（关于中国），似有说不完的话题。”后来，到北平后，卢斯曾有机会与胡适等中国学者聚餐，塞夫林豪斯写道：“卢斯如通常一样，不停地向这些学者提出问题，如共和的进步、国际关系等。”“他总是谈话的中心。我很吃惊他熟知如此之多领域的事情。”
在这次重返中国的行程中，卢斯随身带着一些书和资料，都与中国和日本有关。他最大的兴趣是蒋介石，以及与之有关的宋氏家族。《卢斯和他的帝国》一书作者写道：
从一开始，宋氏家族的故事就令卢斯为之兴奋并可能吸引他的一生。查理宋从美国回到中国，作为向同胞传播美以美教的传教士，他又像一个商人一样创造了财富，并资助他的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