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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元帅上周再次当选中国主席——不是由中国人民选举，他们没有投票——而是由在南京的国民党第5次大会选举产生。
直到上周，蒋主席还未如他所许诺的那样从南京进军至内地、消灭共产党的军队。蒋的政府承认，共产党军队最近“在江西、湖南、福建省的一系列战斗中，消灭了2万政府军”。“许诺者”蒋许诺将派遣20万军队清剿红军。（《时代》，1931年6月22日）
毫不奇怪，共产党根据地位于远离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偏僻地区，中外记者都很难走进去一看究竟。“苏区”的现状和“剿共”的进展，往往只能根据官方的消息发布，外界对中共内部情况的了解也仅限于细枝末节，甚至常常是捕风捉影。譬如，称朱德、毛泽东都在国外接受过军事训练，明显有误。朱德曾在欧洲留学，但并非学习军事；毛泽东从未跨出国门半步，甚至在国内也没有学习过军事。尽管如此，一幅配文章而发表的绘制详细的地图，却多少为世人勾画出了中国内战动荡的范围。
相比之下，关于“福建事件”的报道就要生动详尽得多：
福建是上周的最后一个严峻的叛乱地区。这一新的苗头打乱了蒋委员长指挥江西剿共的计划，迫使他召集军事委员会开会。
上个月，临近广东的福建省宣布已经“独立”（《时代》，11月27日）。上周，福建大胆的造反者敢于宣称，是他们而非南京才是真正代表中国的政府。他们猛烈抨击蒋委员长，宣布他们的军队将由蔡廷锴将军指挥，这是著名的十九路军的司令，曾率军殊死保卫上海（参见1932年2月22日等期《时代》）。老牌的十九路军的残部，在招募新兵后战斗力得到加强，将在蔡廷锴将军的指挥下作战。更为严峻的是，新的福建政府拥有它的“智囊人物”——南方中国人的政治家中的佼佼者陈友仁。正是他使南京政府的统治面临严重危机，是他迫使蒋匆匆离开军事会议，紧急调遣精锐部队，亲自指挥来对付福建。（《时代》，1933年12月11日）
被称为“智囊人物”的陈友仁，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耀眼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过去读史书，福建事变的风云人物中常提到的是十九路军的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以及出任“福建政府”主席的李济深，而对出任“福建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却少有提及。但在《时代》报道中，真正占据中心的焦点人物却是他。
毫不奇怪，从1922年开始担任孙中山的外交顾问，出生于加勒比海特罗尼达的归国华侨陈友仁，成为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是外国媒体接触最多、报道最多、最感兴趣的对象。1927年大革命期间，作为外交部长，他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充分表现出激情、爽快、犀利，为中外媒体一时竞相报道。大革命失败后，他和宋庆龄等一起流亡苏联，试图成立国民党左派的流亡政府，关于他和宋庆龄结婚的流言蜚语，更使他成为世界性新闻人物。当他结束流亡于1931年回到中国后，他又成了每一次反蒋运动的核心人物。如今，1933年12月，骑在马上的蒋介石，仍不得不面对这个老对手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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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六章（7）
蒋介石对陈友仁一直耿耿于怀，甚至恼羞成怒。1931年，陈友仁是“广州政府”的外交部长，当时，《时代》曾报道了蒋介石发表的攻击陈友仁的谈话。谈话中，蒋甚至把陈称为“外国人”，攻击陈在拿“苏联的钱”。这是颇有意思的一次报道：
出征之前，蒋主席通过其新闻机构，公开指责他的最聪明的夙敌、在广州新成立的革命“中国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
……
“我们奉劝你回到你出生长大的特罗尼达去，回到你的妻儿的怀抱中去，不要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中国人民身上、干涉他们的内政。”
精明的陈出生于特罗尼达，随后前往伦敦，他在那里成为一名富有的律师。1926年，陈和蒋（现在抨击他的人）是广州的革命战友。两个人都拿俄国人的津贴，但蒋元帅在征服了半个中国（1927年）之后与俄国决裂，陈则没有。在蒋征服中国的战争期间，陈是他的头号宣传鼓动家，以他的“傲慢无礼”、“怪诞言辞”、“华丽辞藻”（蒋攻击陈的语言）为蒋招募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帮他打赢一次次战斗。
如今，陈先生回到广州，重新开始1926年的革命。在怪诞的传单上，蒋主席被画成一个想当皇帝的傲慢无礼的形象，古城墙环绕的蒋主席的首都被说成“南京徒有其表”。（《时代》，1931年6月29日）
1931年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陈友仁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他因主张对日绝交未被采纳而辞职。再过两年，他成了福建革命政府的外交部长。“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出现的各派别的暂时统一，如今再起波澜。而在《时代》看来，陈友仁是新一波反蒋运动的重要领袖：
两眼炯炯有神、沉默寡言的坚强的陈，样子颇像吉卜林扮演的列宁。他出生于英属特罗尼达，在伦敦酒吧开始打工。据他的许多中国敌人说，他“不会说也不会写中文”。
由于绝大多数中国的政治家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陈先生也就很少说磕磕巴巴的中文，而是习惯于敲打椅子，脾气暴躁。自从被任命为孙逸仙博士的原广州政府法律顾问之后，这一性格使他更具影响力。去年，陈先生与征服者蒋发生争执，此后，愤慨之极中他暴跳如雷，猛烈抨击委员长是“中世纪思想”、“政治骗子”、“向日本出卖中国”、“没有灵魂的、将毁掉国民党的独裁者”。
蒋正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征服了中国。南京方面仍称为“国民政府”。上周，广州政府不仅要求蒋委员长下台，还要求南京政府必须重组，给予国民党更多管理国家的权力，人们从中看到了陈友仁深不可测的奥妙手腕。由于中国没有选举，国民党的领导人，如陈友仁，都是靠威望而成为政治家。
南京和北平的政治家是国民党内的稳健派，而在福建和广东的则几乎均是接近于共产党的激进派。福建的叛乱和广州的呼吁，意味着中国南方的政治家事实上在发起新一轮的攻击，以粉碎南京政府背后真正的权力中心——“宋家王朝”。（《时代》，1933年12月11日）
这里被生动描述的陈友仁，到了政治生涯中最后辉煌的亮相了。匆匆揭竿而起又未能与中共联合起来的福建革命政府，孤立无援，独自面对中央军的大兵压境。《时代》这样报道蒋介石的调兵遣将：
七艘军舰连夜运载荷枪实弹的士兵，启程前去从海上攻打造反的军队。在上海的中国城，颁布了战时条令。一趟趟军用专列开往福建前线，委员长从南京派出轰炸机飞往福建，在投掷炸弹的同时，飞机还撒下传单：
致十九路军
同志们！
消灭冒牌的福建政府，不然，南京政府就会将你们彻底消灭！
蒋委员长
（《时代》，1933年12月11日）
李德回忆说，1933年11月前后，他在中共领导人博古的陪同下，前往中央红军设在建宁的前线指挥部，和朱德、周恩来等人见面。就在那里，他们得到十九路军即将反蒋抗日的消息：
封面中国 第六章（8）
我们在建宁逗留期间，从项英那里传来了一个消息：根据上海方面的无线电报，蔡廷锴正在策划反对蒋介石。估计蔡廷锴在政治上会得到财政部长宋子文和其他国民党反对派政治家的支持，粤桂两省省主席至少会保持中立。按照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上海局的意见，我们应该利用国民党阵营内部新产生的矛盾，给蒋介石以毁灭性的打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军事代表（弗雷德）建议，一旦蔡廷锴开战，中央红军就在西北一线突破敌人阵地，越过赣江，夺取国民党军队的外侧，从敌人背后向南昌挺进。朱德、周恩来、博古和我讨论了这个建议，并对此基本上表示同意。关于实现这个计划的政治前提和军事细节，由于缺乏详细的情报，开始时我们没有讨论。博古认为，这些问题应在1934年1月所有领导同志会集瑞金时再进行讨论。项英来电话说，革命军事委员会原则上也同意这个计划。（《中国纪事》，第63—64页）
随后的发展却与李德的回忆所说相反，中共未能与福建方面联手，因而失去了历史提供的一次良机，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70年》认为，博古等人反对与福建方面结盟，这与李德的回忆完全相反：
但博古等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最危险的敌人”，拒不接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提出的正确意见，认为十九路军的抗日反蒋是“欺骗群众”，不肯在军事上同十九路军进行配合。（《中国共产党的70年》，第143页）
仅仅一个月过去，福建事变轰轰烈烈但又来去匆匆，悲壮的一页翻了过去。马上戎装威风凛凛的蒋介石，在与国民党内反蒋派别的较量中，又一次占了上风。
福建政府失败后，陈友仁被通缉，遂流亡法国。1938年，他回到香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逮捕，押至上海。随后，陈友仁拒绝参加汪伪政权，遭到软禁。1944年5月20日在上海病逝。陈友仁的身影消失了，但这位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的名字，却不应该被淡忘、被忽略。
其实，应该有一本关于他的书。
四/溥仪的皇帝梦
风雨晦暝中，十九路军瓦解了，陈友仁走了，蔡廷锴走了……
战火硝烟中，蒋介石又马不停蹄加紧对共产党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堡垒林立，步步推进，中央军新的围剿战术，把采取“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分兵防御战术方针的红军，推向消耗战的困境。随着时间推移，红军最惨烈的失败和大转移，即将开始。
这时，1934年3月初，有一个人却在中国北方的长春，陶醉在美梦终于实现的兴奋之中。他就是被废黜的末代皇帝溥仪，3月5日，他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在“满洲”的寒冷中，本周将进行一件大事。大批警察搜遍了长春的大街小巷，收缴了3000支步枪，15万发子弹，卡车满载粮食而来分发给3万个贫困家庭。同时，还制订出一项政策，向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5000名士兵被派来守卫尚未竣工的皇宫。一批被挑选出来的记者，在一处敞开的院子里看到，宫廷要员们身着蟒袍，头戴皮帽，帽子上嵌有珠宝纽扣，朝着一个乌黑发亮、刷着中国漆的珠宝皇冠模型练习伏地长拜。高度近视、戴有眼镜的亨利·溥仪将成为一个新的国家——“大满洲帝国”的“满洲皇帝”，上周这里叫“满洲国”，两年前则被称作“满洲”。（《时代》，1934年3月5日）
尽管清王朝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被推翻，作为末代皇帝的溥仪，如同世界其他被废黜的皇室、王室一样，其行踪与命运依然受到中外媒体的关注。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派兵逐出紫禁城，他携妻妾仆人仓皇逃至天津日租界隐居，曾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1927年，当北伐大军逼近北京、天津时，身份特殊的溥仪重新浮出水面，接受记者采访。《时代》曾以《谦恭的皇帝》为题报道说：
被废黜的中国“满洲”皇帝、谦恭的青年溥仪，在消失多月之后，上周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目前他隐居在天津日租界。他说：
封面中国 第六章（9）
“我们今日在中国所见，除了政局混乱、背叛、贿赂、战争，除了人民承受更多的苦难之外，别无其他。这都是由太多腐败将军所致。他们到处都有，进攻、撤退、再进攻——不是为中国，只是为他们自己之私利。
“今天，当一个皇帝并不是闲差事。一个好皇帝要为臣民着想，是臣民之慈父。我的能力和智慧尚不能胜任中国人民之父的重任。我确信将会有人出现，成为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肯定是一位比我更伟大的人。”
当亨利·溥仪上周在天津谈到中国的“腐败将军”时，他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些将军中的两位正在结盟，以20万兵力准备向天津、北京进军。（《时代》，1927年7月4日）
所谓谦恭，实则为一种姿态。嘴上说“当一个皇帝并不是闲差事”，但溥仪一直沉迷于恢复清王室的梦想。1924年后虽隐居于天津日租界，溥仪却不甘永远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过一种正常的日常生活。他梦寐以求的仍是恢复祖业，他不愿意被世人淡忘，他要以各种方式向世人证明他的不容忽视的存在。读《爱新觉罗·溥仪生平大事记（1906年2月7日—1967年10月17日）》，即可见到如下记录：
1925年10月，溥仪奖赏白俄将领谢米诺夫，助其实行“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