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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0月，溥仪奖赏白俄将领谢米诺夫，助其实行“夺取满蒙地区，建立反赤根据地”，由溥仪就位统治的“复国”计划。
1926年9月15日，溥仪接见英军司令官和驻津英国总领事。同时应邀前往彼德斯飞号军舰，与英王四太子乔治会晤并共进晚餐。
1927年9月4日，溥仪派郑孝胥赴日为复辟奔走。
1928年7月4日，孙殿英盗掘乾隆墓和慈禧墓，溥仪发誓报仇。
1929年10月10日，在溥仪视为“国耻纪念日”（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刻，由远山猛雄引导，携弟妹观看日本小学生运动会，以激发“复国”精神。
1930年5月12日，陕西大旱，溥仪接见办理赈灾事宜的朱庆澜。继而以库存玄狐、貂皮千余张助赈。
1931年8月，豫、皖、粤、湘、鄂大水灾，溥仪捐出一栋楼房、婉容捐出一串珍珠助赈。
……
“九·一八事变”对于中国是个灾难，但对于溥仪却是期盼已久的新纪元的开始。在他看来，“满洲”是他的祖先的宝地，他们正是从那里起步，进军关内，完成统一中华的伟业的。现在，他也要从那里起步。1931年11月2日，溥仪与日本关东军情报首脑土肥原贤二密谈，决定出关。同时，他拒绝了蒋介石以恢复优待清室条件为前提的挽留。8天之后，11月10日，他就从天津偷渡白河，几天后秘密出关，抵达营口，同月下旬移居旅顺，住进了日本满铁的大和旅馆，开始酝酿“伪满洲国”的成立。在几岁时就早早失去祖业的他，终于在20年后又有了重温旧梦的契机。哪怕是当一个傀儡！
或许溥仪内心非常明白自己尴尬的处境，但渴望称帝的欲望早已压倒了一切。日本方面最初只想将东北从中国分离，成立一个“满洲国”，委任溥仪担任“执政”，而非如溥仪所设想的帝制，加冕为皇帝。溥仪称，如要他出山，就一定要称帝。日方却不肯让步，在日军司令坂垣征四郎发出最后通牒后，溥仪只能同意先出任“执政”。但在讨价还价后，日方也答应溥仪提出的“一年为期实行帝制”的条件。
1932年3月9日，溥仪在长春就任“满洲国”的“执政”，年号“大同”。一年多过去，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为“大满洲帝国”，改年号为“康德”，溥仪正式“登基”称帝。
溥仪与日本的这种依存关系，其实早就在世人的意料之中。1931年《时代》在报道“九·一八事变”时便这样说到溥仪：“日本为随从众多的溥仪先生提供津贴，在天津的日租界为他安排了一处豪宅，享受现代化生活，将他牢牢控制，一旦中国某一部分分离出来，就可能使他成为傀儡皇帝而不再是公民。”
虽将之称为傀儡，但《时代》在封面上对溥仪形象的处理，明显要比对在他之前出现的吴佩孚、蒋介石等人重视得多。以往都是黑白照片或素描，而这一次，则是由肖像画家精心绘制的彩色肖像。溥仪身着黄色龙袍，手持如意，头顶宝石皇冠，身后是七彩光芒。虽“登基”于乱世，画面却呈现一个华丽的景象。在西方人印象中，溥仪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深度近视，于是，肖像上醒目地画上了他那厚镜片的眼镜。在肖像中，溥仪显然比他本人英俊，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封面中国 第六章（10）
溥仪“登基”仪式的筹备，在紧张地进行着：
到上周，木匠们按照北平巨大的天坛的样式，搭起一个台子，有大典时的台阶。还准备了皇冠，上面雕刻了龙和兰花。裁缝们在龙袍上绣朱雀，嵌宝石。有占卜师言，届时气温可能会降至零下20度左右，故登基庆典应在日出后进行至中午。亨利身穿龙袍要好几个小时，朝祖先画像跪拜，然后，还要接受满洲人的朝拜。传统乐队头戴蘑菇状的帽子，帽子上飘着红流苏，外套五颜六色，他们演奏48面鼓、48张锣，用玉锤敲打8根长长的硬木板，24支唢呐高亢入云。（《时代》，1934年3月5日）
溥仪的随从周君适目睹了溥仪的“登基”从筹办到结束的全过程，他后来的回忆是对《时代》报道的最好补充和佐证：
关东军不许穿龙袍，使溥仪大为扫兴。他面对着摊在桌上金光灿烂的龙袍，向郑孝胥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后人，怎能不守祖制？再说，北京的宗室觉罗都要来，看着我穿洋式服装登基，算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郑孝胥和溥仪的意见是一致的，溥仪穿上龙袍，过皇帝瘾；他也可以穿着蟒袍，过宰相瘾。溥仪叫郑孝胥去和关东军交涉，第一次碰了坂垣的钉子回来；第二次，溥仪说出必须穿龙袍的道理：“登基之前要行告天礼，难道叫我穿元帅服磕头祭天吗？”这一次，坂垣同意溥仪祭天时穿龙袍，但登基大典时必须穿大元帅正装。
……
登基大典选定于1934年3月1日举行。先期在长春郊区杏花村搭起了一座祭天的高台，这座高台，只可以说是“茅茨土阶”，略具规模，较之北京的天坛逊色多了。
3月1日是登基大典的正日子。寒风凛冽，阴云密布，从宫门到杏花村，一路警戒森严，家家关门闭户，断绝行人，警宪机关认为形迹可疑的人，已经抓进牢里关了起来（溥仪每次出门都是如此）。清晨，溥仪身穿光绪皇帝穿过的龙袍，乘坐大红色的“御用”汽车……（《伪满宫廷杂忆》，第102—104页）
溥仪又一次成了“皇帝”。读《时代》，明显感觉到行文中对溥仪命运的感叹。“溥仪一生软弱无助，总是成为这个或那个代理人手中的一个工具。”这句话，可看作整篇报道的基调。报道这样叙述溥仪前两次成为皇帝的经历：
只有28岁的溥仪，对皇冠毫不陌生。此前，他已两度被宣布为中国的皇帝。第一次时他只有2岁。当时，自1861年以来一直统治中国的诡计多端的慈禧太后，在1908年感觉到自己来日无多。她的侄子、37岁的光绪皇帝被她关在紫禁城的一个湖岛上，其罪名是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摆脱“满洲”老朽们的欺压，方式则是请他们自尽。1904年11月14日，据说慈禧太后的两个侍卫潜进光绪房间，将他杀死。太后挑选她的侄子淳亲王的小儿子溥仪继任。
老太后等到了小溥仪被裹以黄龙袍，加冕为宣统皇帝。第二天，慈禧太后突然去世。淳亲王成为摄政王，宣统皇帝被送回去抚养。6岁时，他刚露面，就在广州伟大的孙逸仙的革命成功之后被废黜。他继续住在紫禁城，由原威海卫海关官员、英国人庄士敦先生执教。试图获得民国政府许诺的400万元经费，但从未到手。
1917年，他再度成为宣统皇帝，当时依然留着辫子、虚张声势的张勋将军占领了北京，在7月的一个午夜，又为他加冕。几天后，段琪瑞总理靠日本的资助，并在中国战争中第一次使用飞机，将张勋赶走，夺回了北京。只同意用30分钟时间来宣布宣统皇帝被废黜。（《时代》，1934年3月5日）
现在，溥仪第三次“加冕”，为他“加冕”的却是日本人。他不仅未能改变其“工具”的角色，而且处境更为艰难。下面几个由《时代》讲述的故事，颇值得细细品味：
骑自行车是他的爱好之一。作为一个日本的傀儡，他不敢在无人警卫下走出皇宫，于是他只好在花园里转来转去，练习车技。这位皇帝，目前能让前轮悬空，只骑后轮。他还用拍照来消磨时间。溥仪喜欢在饭后展示他的相机，有时还抱怨来访的客人从不用快照，因为他喜欢不住地摆姿势。
封面中国 第六章（11）
作为3000万“满洲人”——约十分之一为正宗满族血统——名义上的统治者，溥仪的愿望是最好的。一个月前，他以即将登基皇帝的身份首次接受采访。溥仪身穿一身咔叽布的“满洲”陆军元帅服，这是由日本政府为他定制设计的，肩章上装饰着绣花，军靴锃亮。尽管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采访时还是为他安排了翻译。他说：
“在我的统治下，我祈望上天明示，使我能与周王朝伟大君王们相媲美。不管我们两国政治如何不同，但我保证‘满洲帝国’愿和美国一起，共同努力创造长久和平。”
“你能问问皇上他的健康如何吗？”一个记者向翻译提问。
亨利·溥仪忘记要他假装不懂英语的游戏，不等翻译开口，自己就脱口而出：“哦，我很好！”
如果他能做主，亨利·溥仪会希望举办一个简单而舒适的仪式来宣布登基为“满洲帝国”皇帝，就像上周比利时新国王宣誓登基时的仪式一样。但是，日本10年前在中国抛弃他不付分文时就选择了他，当然需要他成为一个象征，向世界表明“满洲国”是独立的，是这个眼睛深凹的人，在豪华的皇宫里吸引了满洲农民的目光。（《时代》，1934年3月5日）
难得的细节描述。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早在政治漩涡中失去了自我。他有自己的梦想，却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一个正常人的乐趣。第三次称帝之后，这个在北方寒冷中摇曳的身影，蒙上了更为强烈的悲凉。
11年后，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溥仪在沈阳机场出逃时成了苏联红军的俘虏，他的皇帝梦彻底破灭。再过一些年，在经历过战犯改造之后，他成了公民——一个享受着优厚特殊待遇的公民。“从皇帝到公民”——一时间他成为了一种政治象征、历史象征，经常在重要的外交场合出现。
1956年6月，当时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溥仪，又一次来到长春——昔日“大满洲帝国”的首都新京。他在日记中记录此时的心情：
6月9日早晨从哈尔滨出发，下午3时许到了长春。当我们这列火车一开进长春站，我的心又陡然沉重了起来，好像被缚上一个大铅坨子一个样。等到下了火车，走出了长春车站，亲眼看到了长春市民时，我的那颗心就愈发沉重得几乎要把心弦都坠断了一样，就和我在哈尔滨乍一进入东北烈士纪念馆时的心情一般无二，简直使我不敢抬头去看一切人们的脸。本来嘛，自从1932年在这里当上“伪执政”，一直到1945年敌伪一齐完蛋为止，我都是盘踞在长春的。可以说那里的一草一木和每一寸土地，都和我的肮脏罪行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凡日寇所犯的罪行，都是和我的罪恶分不开的。因此，我到了长春，心里怀着鬼胎，就如同盗窃的人，一旦被人给领到被偷人家中去一个样，这时心中的惊慌、羞愧、恐惧和难过等心情，都交织在一起。（《爱新觉罗·溥仪日记》，第79—80页）
溥仪去世于1967年，正是“文革”大动荡之时。过去关照过他的要人们，已自顾不暇，无法顾及他了。据最后为他治疗的张崇信医生的回忆，溥仪最后一次因肾病发作，住进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同病房还另有一位西藏活佛：
溥仪住院期间，没有亲朋好友来探望，只有李淑贤经常来照料他。溥仪的视力很差，戴着厚镜片眼镜看东西还很吃力，经常可见李淑贤读一些可能是书信一类的东西给他听。他的记忆力更糟糕，多次发生上厕所忘了带手纸，不拿饭碗就去盛菜之类的事。
后来，溥仪的病情恶化，小便也发生困难。有一次，溥仪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李淑贤在一旁抽泣，活佛则照旧坐在床上无动于衷。在这种气氛中，我给溥仪导了尿。排空尿液后，溥仪轻松一些了，频频向我点头致意，李淑贤也连声道谢。我心中很不是滋味，知道溥仪在世的日子不长了；而护士出身的李淑贤也不会不清楚这一点。
过了不多日子，李淑贤慌慌张张地跑到值班室来说：“他不行了！”医生们赶到他跟前，作了轮番抢救，直到无可奈何地把白单子盖在他的头上。此刻，除了李淑贤之外，没有一个亲友在他身边。（《爱新觉罗·溥仪日记》附录，第719页）
封面中国 第六章（12）
生于末世，死于###。曾经三度登基、半生沉迷于皇帝梦的溥仪，在凄凉中离开了人世。他走到了终点。他彻底解脱了。
五/历史真相在何处？
欲要历史真相显现出来，需要时间，更需要一个又一个客观、执著而认真的人，潜心于往事，将纷繁紊乱的史实归纳、梳理，从而相对准确、全面地描述历史。美国学者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便是这样的人，他所撰写的日本裕仁天皇的传记《裕仁和现代日本的形成》（中译本改名为《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以下简称《真相》），厚重、扎实、客观，把历史的隐秘一层一层地剥落出来。
参照《真相》一书，再看《时代》当年的相关报道，更加证明当年日本在占领东北，策划建立“满洲国”时所进行的外交活动，一开始就在蒙骗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