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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他以593票中的480票而当选中华民国新总统。10月15日出版的《时代》以“新总统”为标题报道了这一新闻：
东方的快速简直令西方世界难以置信。中国议会重新召集，通宵达旦地选举一位总统。北京装点热闹气氛；士兵在街上巡逻；一副充满希望的样子。
这一选举在此之前曾一度举行，但出席国会的议员未达到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选举日期推延。然而，随着从天津来的火车载着38名新增加的议员们的到来，人数即超过了法定人数。他们受到了同派议员们的热烈欢迎。总共590名议员集中至国会大厅，并被“锁”在里面。选举于是开始。
直隶督军（军阀）曹锟将军当选为总统，接替黎元洪（黎已于3个月前到天津，见《时代》6月25日）。他比应当选最低票数还多50票。有报道称，他赢得选举是靠贿赂议员，每人获5000大洋。
曹锟将军是位军事强人，如果他能成功地赢得吴佩孚将军（长江流域的督军）的支持，他的地位从军事角度来看将牢不可摧。不过，他缺乏政治才能，缺少性格魅力；更何况他完全被一帮“邪恶高参们”包围着。
自1911年辛亥革命到曹锟“当选”总统，中华民国在短短十几年里，走马灯似的变换一个又一个的总统，内阁总理替换之快更是令人眼花缭乱。中央政府有名无实，混乱无序。各地军阀关系错综复杂，忽而盟友，忽而敌人，此消彼长……此番景象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如今，即便相距80年，面对如此纷乱的历史场景，要想理出清晰的头绪也并非易事，何况当年那些中外观察家们。
封面中国 第二章（5）
如果没有成为“贿选总统”，曹锟是否还会在现代史上留下永久的名字？读民国史或回忆录，不太容易看到关于曹锟的正面叙述，对他的研究似乎也颇缺乏。一代枭雄，竟落得如此结局，也是一个悲剧。
我感到费解的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士兵，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直系领袖，难道仅仅一个“贿选总统”的名称就能概括一生？他统帅千军万马，左右政局，一定有过人之处才是。读职业外交家顾维钧的回忆录，下面这番话多少能解答一下我的疑问。顾维钧说：
在我的政治经历中，我曾亲身接触过中国的几乎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领袖，我认为曹锟总统确实是个有意思的人。我觉得他一定具有某些不寻常的品质，使他能从一个普通士兵登上中国政权的顶峰。为此，我对他很感兴趣，注意对他进行观察和研究。我发现他有几件事给了我的探索以答案，表明他虽然几乎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举个例子，曹锟不仅能得到他的政治追随者的忠心拥戴，还能使他的军事将领们如吴佩孚大帅之流感到心悦诚服。（《顾维钧回忆录》，第266页）
然而，《时代》在1923年3月创刊后开始注意中国局势时，曹锟在世人面前呈现的不是他成为直系领袖过程中的才干与魅力，而是他因迷恋总统职位而做出的愚蠢举动。
《时代》（1923年10月22日）很生动地描述了曹锟就任总统的场面：
10月10日，早上7点45分，北京阳光灿烂，中华民国成立12周年（据中国年历），当选总统曹锟元帅走下抵达北京的专列。
他坐上敞篷汽车，在气氛欢快的大街上驶过。凯旋牌楼醒目地竖立着，挑选出来的士兵，从火车站一直排列至总统府。不同的报道反映了民众表现出的各自不同的情绪。或说他们热烈欢呼，或说没有听到欢呼声，唯一可证实的是一种缺乏热情的东方式的好奇。
刚抵达总统府，当选总统即步入主会客厅，政府的主要官员已经会集在此等候。曹锟元帅向他们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就职演说，三鞠躬，退下。
两小时后，他乘车前往春颐园（议会大厅）大楼，由发言人宣读新宪法并正式颁布。曹锟元帅随即宣誓就职，成为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宴会在大楼举行，新总统再次发表简短的就职演说。
总统对宪法得到通过和颁布表示满意，因为这为政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谈到需要削减军费开支，需要压缩财政支出，需要发展和巩固教育。在谈到中国缺乏合作以及与外国的关系时，他说：
“我希望汇集所有具备才能者紧密合作以统一国家。人民必须得到保护，获得和平。友好的列强希望中国富强，但是，假如我们未能保护他们在中国的公民的生命和财产，那就没有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近些年来，友好的列强给予中国大力支持。对于我们来说，应做的是尽最大努力履行条约义务和偿还外国债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发展友好关系。”
曹锟终于当上总统。他何曾料到，这个位置他只坐了一年就会遭到囚禁，而“贿选”之名却传至久远。
曹锟命运让我想到了民国另一位枭雄——袁世凯。1915年12月，袁世凯孤注一掷实现“皇帝梦”，立即招致一片###声。仅仅3个月后，1916年2月，还没坐热“皇帝宝座”，他就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再过三个多月，他在全国反袁呼声中去世。如今，曹锟又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满足个人欲望。虽然一时间如愿以偿，戴上总统桂冠，但他也同样随即招致一片###声。南方孙中山、北方张作霖，纷纷通电反对。其实，四分五裂的国家现状下，冠冕堂皇的所谓总统，不过是小儿游戏一般的面南为王，徒有虚名而已。可曹锟却为这一虚名而身败名裂！
最致命的打击不只是落在曹锟身上，而是更惨重地落在自民国初年开始实行的议会制身上。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认为：“当国民政府的军队1928年6月8日进入北京时，中国的议会民主试验结束了。”实际上，这一议会民主试验在1923年因曹锟“贿选”就已彻底变质，走向终结了。从此时起，曹锟不但被称作“贿选总统”，国会也被贬为“猪猡国会”，议员们被贬为“猪猡议员”。国会与议员本应拥有的尊严与威望，在曹锟当选的那一刻，丧失殆尽。
封面中国 第二章（6）
不过，或许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曹锟贿选。它多少还说明宪政这样一种政体形式，在一个动荡与混乱的时代，曾经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威慑作用，历史色彩也因此多了一些斑斓。即便手握重兵的军阀，也惮于议会这种在中国新出现的政体形式，尚不能随心所欲地凌驾其上，或者随意地弃之一旁，另起炉灶。遗憾的是，谁能想到，一个最初曾让人们寄予厚望的宪政试验，从诞生之日起就先天不足，弱不禁风。它步履蹒跚，气喘吁吁，颤巍巍地走在风雨飘摇之中，然后又尴尬地竟由贿选这种可笑的历史变奏将它送向终结，取而代之的却是蒋介石的军事独裁……
一代枭雄的可笑与可悲，作为历史笑料留了下来，不断被人叙说；宪政的最初实验则变得十分遥远，不再为人熟知。民国初期一些曾经胸怀大志孜孜以求的宪政试验的先行者们，枯叶飘零，在历史寒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四/临城大劫案震惊世界
吴佩孚周围的世界注定一片混乱。
在支持曹锟的内阁成员1923年6月6日宣布辞职、逼迫黎元洪下台的时候，真正吸引世界眼球的还不是北京，而是吴佩孚管辖范围内的一个很小地方——山东枣庄的临城。
1923年5月6日凌晨，一辆从上海开往北京方向的特别快车自江苏驶进山东境内，车过沙沟车站，朝临城车站前行。对这趟列车的叫法不同，有的说它是“京沪第一次快车”，有的称它是“世界联运客车第二次特别快车”。车上头等车厢和二等车厢里有不少重要乘客，其中有美国红十字会护士总代表、法国公使馆参赞、美国总统顾问以及一大批中外记者。乘坐此趟列车的一位天津乘客陈荣光，事后对《大公报》记者这样说：“这趟车上的中外旅客非常多，有不少是将参加山东黄河官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中外记者和外国旅行者。”
一位外国乘客回忆那个凌晨的情景：
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我们的火车车速不足每小时10英里，我留意到那已是凌晨3点20分。我将头探出车窗外，环顾那伸向山东茫茫群山中的窄长山谷，并未发现有什么车站。突然，响起了一声手枪声，继而又传来一串射击声，我赶紧停止观赏夜景，将我的旅伴法国人喊醒，尔后我们俩一起向窗外望去。
旷野里似乎布满着带枪的男子，他们一边胡乱地放枪一边朝火车奔来。（转引自《洋票与绑匪》，第174页）
这位外国乘客不是别人，他就是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采访过吴佩孚的鲍威尔。他又一次成了见证中国历史事件的现场目击者。
劫持火车的是山东著名土匪孙美瑶，他带领近千名手下制造了这次事件。枪声过后，鲍威尔和另外39个外国人，以及其他200余名中国乘客，一起成了绑匪的人质。夜色里，人质被押往土匪老巢抱犊崮，从劫车枪声响起，到7月全部人质被释放，两个月的时间里，抱犊崮成了中外关注的焦点。
在如今山东省的分县地图上，我没有找到临城，查资料，才知道它现在是枣庄市薛城区的一个街道。枣庄市南边有台儿庄，抗战初期爆发过硝烟弥漫的大决战；西边有微山湖，更有脍炙人口的铁道游击队的传奇；它们声名之巨，早把发生过一场惊天动地火车大劫案的小小临城盖过了。然而，在1923年的中国，在吴佩孚风头正盛的时候，临城劫车案却是了不得的大事件。它引发国际纠纷，它使危机四伏的北洋政府雪上加霜，它更向吴佩孚的权力直接发出了挑战。
我第一次知道临城劫车案的故事和抱犊崮的名字，是20年前读了《收获》上张辛欣的小说《封片连》。这是一部很有趣的描写集邮故事的小说，当代都市众生相围绕寻找“大劫案”孤票而展开，抱犊崮上人质危机成了作家笔下富有生动故事性和充满想象力的情节要素。我没有去过抱犊崮，张辛欣的小说对之也是语焉不详，且是文学描写。但对这个民国史上著名的地点，无论如何也应该有进一步的了解。一份关于抱犊崮的旅游资料，对之有颇为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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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二章（7）
抱犊崮居沂蒙72崮之首，堪称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为一体的名山，山高580米，山势突兀，巍峨壮丽，自麓至巅，陡峭如壁，手足并用方可攀缘而上。崮顶沃土良田数十亩，……上有两处天池，每处长约4米，宽3米，深2米，碧水清澈，长年不涸，李白著诗称赞说“石潭洁如三更月”。瞻望四方，数百里地，尽收眼底，停崮东眺，黄海茫茫，云雾缭绕……
作者笔下，抱犊崮如诗如画，但在吴佩孚称雄的年代，它却成了匪穴。惊天动地的劫车案，一夜之间让它为世人周知。
被绑架上山的鲍威尔，认为这些土匪是与吴佩孚为敌的。在被释放后不久撰写的亲历记中，他讲述了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
绝大多数土匪，尤其是匪首们过去都曾是湖南军阀张敬尧的部下。我们确信这些土匪得到了张敬尧的支持，受惠于他的指点。他要跟美国公使馆及其死对头吴佩孚将军算老账，因为两年前，美国公使馆曾指控他应对其一位军官谋杀一位美国传教士的事件负责。说到吴佩孚将军，我倒回忆起一件发生在我们被释放的前一天的有趣事情。有一架飞机曾飞经山谷中土匪司令部上空，所有的匪兵都带枪奔出去朝飞机开了几枪。当我问一名小头目他们为何要射击时，他回答说：“吴佩孚在那飞机上。”（转引自《洋票与绑匪》，第198页）
这便是吴佩孚与他周围的世界的另外一种关系。
今天，当人们一次次在电视上看到在伊拉克发生的绑架外国人质的事件，揪心地等待那些不幸者的命运结局时，可以想像80年前在中国发生的这一事件，是如何紧张地牵动着中外人士的神经。所幸这一次人质危机，除一名英国人在劫车过程中被打死之外，其他中外人质后来都逃过一劫。土匪提出的条件基本得到满足，他们遂于6月12日率先释放全部外国人质，将近一个月后，7月8日全部释放中国人质。土匪得到大批赎金，并被“招安”，组成山东新编旅，匪首孙美瑶被任命为旅长。
人质危机平息下来，但由此引发的国际纠纷到了10月仍在继续。除了曹锟贿选，这一事件也是《时代》此段时间关注中国的另一焦点。
1923年10月8日，《顾与外交官》：
顾维钧博士，中国现任外交总长，中国现任实际首脑〔此时督军（军阀）们正在争夺总统职位〕，答复外交使团的8月照会，外交使团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