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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一间面积相当于宽敞的书房的屋子。屋子中间摆着一张小桌子和两把椅子。四面墙上环绕着一股股仔细加以区分的电缆线，每股电缆上接回另一端的主电缆之前安有一个扩音器。讯号经过接收和放大，被输送到500米外位于西柏林的一幢特别建造的小房子里。这是一个绝妙的地下监听站。
事后我才从苏联同事那里详细了解到这条隧道内设备的先进程度。原来美国人发现这一带地下埋有战前铺设的通往如今是东德南部地区的主电话线缆。其中三条线成为军用专线，包括一条联结莫斯科与位于柏林南边温俾多夫的苏军总司令部的所谓韦切线（俄语“高频”的缩写）。
无需任何想象力即可看出，这是一个情报人员梦寐以求的事。美国人可以借此监听莫斯科国防部与苏军在东欧的最大的军事基地……位于卡尔绍尔斯特的东柏林基地之间关于武器装备、物资短缺、技术缺陷以及新研制的武器技术的代号等方面的谈话。此外，还可以窃听到作战计划和苏军内部就一直面临的经费紧张互相之间的争吵。
俄国人对他们自己的韦切电话线路极为信任。他们研制出了一种新技术，在电话线缆里面塞入里面充有压缩空气的细细的电线。电流通过这些细电线时若稍有减弱马上会显示出来。不管多么先进的窃听器，只要一安在电话线上，电流也会有所减弱。
经历过斯大林时代后，我从来不相信有窃听不了的电话线。今天我还是这样认为，即使在发现了这一秘密通道后，俄国人仍然对他们的电话专线笃信不疑。几年后发生的一件事说明了这一点。我去拜访克格勃在东柏林的头子时，他兴致勃勃地把电话听简递给我，让我与正在莫斯科办公室里办公的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聊天。
英美两国的情报机构先在紧靠西德边境的一侧修建了一间小屋子，他们的人可以躲在这里截听往来的苏联通讯。小屋子的房顶设计成圆型；看上去像是一个气象站，目的是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它真正从事的地下活动吸引到屋顶上来。
为了解决窃听电话时电流会略有减弱的难题，英国工程师为三根大电缆中的数百条电话线的每一条安了一个微型音频放大器。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奇迹。我想，如果不是通过克格勃得到线索的话，单凭我们自己是不大可能发现这条通道的。
借着一道微弱的手电筒射出的光，我们在漆黑寂静的隧道里摸索前进。一块白纸板从我眼前晃过。我用电简对准了它。在这条隔开两个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的地下分界处，某个不乏幽默感的情报人员放了一小卷铁丝网和一张硬纸板，上面用黑钢笔写着：“这里是美占区。”我这个中央情报局的主要敌手之一在这里居然欣赏起了美国情报人员彼此之间开的玩笑。那天早上，我第一次掐了自己一下，弄清是不是在做梦。
不过这一情报上的杰作有一点缺陷，哪怕是最优秀的技术人员对此也无能为力。苏联人通过潜伏在英国情报机构的优秀双重间谍乔治·布莱克，从一开始就掌握了这通道的情况。虽然苏联人自己在谈话中注意保密，却一直对我们封锁消息，结果我们毫无戒备，谈话被西方窃听。令人遗憾的是，苏联人的这种行为并不稀奇。对他们来说，情报通常只是单向流动。
我隐约地感到，西柏林有一个身居要职的英国情报官员是苏联人的间谍。详细情况苏联人自然守口如瓶。可他们的一位将军一次忍不住向我吹嘘说，英国情报机构里有个重要的间谍归他管。苏联想让美国人完成这一杰作，以便可以对美国人的技术水平作出评估。美国人果然中了自套。苏联情报机构对这个监听站监视了大约卫年后，才戳穿了这一秘密。
1961年，布莱克被捕入狱。5年后，他从伦敦的监狱奇迹般地越狱达到苏联。虽然他在莫斯科定居并建立了新的家庭，苏联人仍然不放心让他外出旅行。最后，他们终于作出让步，同意了布莱克休假的请求，送他去东德安全部在波罗的海乌瑟多姆岛上的一处疗养胜地。布莱克先后访问过4次东柏林，每一次都有克格勃人员陪同。我请他跟我们正在受训的学员谈谈他的不平凡的间谍生涯，希望借此在共产党国家的情报团子中培养一种集体意识和荣誉感。
布莱克第三次来东德时，克格勃的陪同人员似乎不再那么紧张，允许他的俄国妻子与他同行。布莱克还提出想单独见见我。我俩年龄相仿，见面后谈得十分投机。他说话留有分寸的英国人的表达方式尤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俩在宾馆调侃儿的同时，他的妻子外出采购，享受商品相对丰富的东德国营商店。布莱克是一位出色的语言学家，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法语和荷兰语。现在又加上了德语和俄语，不过可以听出英国绅士的口音。显然他是在剑桥大学时养成的。
布莱克告诉我，修隧道的主意最初是英国人想出来的。他曾任英国情报机构驻远东情报站副站长。卸任后，他从朝鲜回到英国，参与了在维也纳搞的一项类似行动，即从位于维也纳西默林大街上的英国宪兵司令部挖一条隧道，直通苏军代表处驻地。这项计划遇到技术上的困难，但似乎很有希望。因为他参加这项计划，上面让他与美国人共同研究柏林隧道的可能性。
布莱克越狱逃到莫斯科后，我与他在我弟弟康尼拍的电影《妈妈，我还活着！》的首映式上又一次见面。我弟弟也在场。这部电影讲的是关押在俄国的德国战俘的故事。那是一个让人心旷神怡的夜晚。我和布莱克畅谈俄国电影和书籍。虽然他已离开间谍这一行，谈及以前的经历时，还是显得相当谨慎，不愿多谈。不过他向我坦白过，在莫斯科有菲尔比这么个朋友对他是个极大的安慰。我当时强烈感觉到，布莱克对别人把他看做是无情无义的间谍痛苦万分。他希望自己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还感觉到，虽然布莱克忠于苏联的事业，却不肯承认自己像他的国家称他的那样真是一个叛徒。他好像不如菲尔比聪明。我同菲尔比也认识，而且对他极为佩服。我理解他们俩人为什么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同时我们对莫斯科搞的所谓社会主义都看不惯。菲尔比和布莱克好像国寻到知音，可以倾诉衷肠感到如释重负。早在戈尔巴乔夫之前他俩就坚信，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自我改革。
尽管菲尔比和布莱克都被安排在可以发挥自己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然而尽人皆知，在西方工作生活了这么久的间谍撤回后的日子不会好过，尤其是回到像苏联这样一个矛盾重重的国家。菲尔比比布莱克更外向，与人交往时显得潇洒自如。他也曾先后几次来东德度假，一次与老朋友畅谈到深夜。在莫斯科生活了几年后，他对苏联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常当着我的面激烈地批评苏联经济一团糟，国家领导人严重脱离群众。英国人一向认为他们先发现了诸如劣质消费品和官僚习气这类现象。
我觉得很可笑。菲尔比在莫斯科难得有机会与文化修养很深的人交谈。但我不同意西方称他在莫斯科度日如年的说法。不错，除了莫斯科他无处可去。但菲尔比比其他间谍更能随遇而安。
我感觉，克格勃安排菲尔比、布莱克这样的人去生活水准远远高出苏联国内的东德和匈牙利等国家度假，是为了减轻他们内心的压抑。克格勃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这些西方要人有一天会逃回祖国，令莫斯科丢尽面子。他们若想逃走的话，并不是很难。菲尔比告诉我，在莫斯科的英国情报机构就曾通过种种途径几次邀他回国。
菲尔比喜爱东德的乡村。每次他来东德时，我俩都要山南海北地聊上一通，谈书，谈思想，甚至谈烹调。我俩一起动手包俄国饺子，然后比较各自饺子的特点。包这种饺子，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口味可以放进自己想吃的馅儿。一次度假结束后，他送给我一本他写的回忆录，扉页上写着：“尊敬的沃尔夫中将同志惠存。逗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期间，承蒙热情款待，不胜感激。金·菲尔比。”这本书是西德出版的。他又在后面补了一句：“联邦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版本的翻译水平大有改进之余地。金：”也许他觉得向东德外国情报局局长赠送礼物时出于礼貌应当批评西德几句。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我觉得后面补加的一句话很有趣。它反映了菲尔比一丝不苟的学究气。
在世界情报史上，菲尔比和布莱克属于悲剧性的人物。人们对他们的政治观点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事业上成就辉煌。布莱克的遭遇尤其不幸。他不是一次，而是先后两次失去家园。第一次是他逃离英国时。第二次是苏联垮台。他被迫在一个背弃了他所信仰的事业的第二祖国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经历了从西班牙内战以来本世纪许多重大事件的菲尔比先于布莱克去世。也许他是两人中更幸运的一个。我从未因菲尔比背叛他的祖国感到过不自在，因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信念。他从一开始就坚信，苏联这个国家最好地体现了他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理想。一生有信仰的人，会毫不动摇地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不管路途上遇到什么惊涛骇浪。当然，每个人为自己选择的道路和追求的目标各不相同。有的人。如阿瑟·克斯特勒，早年追求正义、平等等共产主义的理想，后来因为苏联的种种过火行为心灰意冷。我的老朋友莱昂哈德就是这样。我以前感到很难理解这些人。不过我与他仍保持着联系。我想现在我俩已彼此理解了。
随着冷战规则的逐渐明朗，对方的间谍也不再像是魔鬼的使者，而更像是东西方游戏中的棋子或卒子。一旦落入敌国情报机构之手后，他们更有可能成为阶下囚，而不是刀下鬼。不过处决间谍的事仍时有发生。通常是因为某个政治家想借此向本国人民或敌国表达一种立场。情况的变化使我意识到，交换间谍有可能成为情报工作中的一件有利的武器。我开始更为仔细地研究我方关押的间谍情况，看是否有可能用他们换回西方关押的我方间谍。
通过在国际上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东柏林律师沃格尔和代表西德的律师施坦格，两个德国就交换间谍形成了一套做法。随着岁月的流逝，铁幕两侧双方交换间谍变得更加容易，即使交换的间谍被判长期徒刑也无妨。沃格尔通过在敌对国之间穿针引线发了一笔小财。
东西方在国际上交换的首位重要间谍是1960年在苏联上空被击落的美国侦察机驾驶员鲍尔斯。这一事件令艾森豪维尔在政治上极为尴尬。由于处理不当，艾森豪维尔与赫鲁晓夫原定在巴黎举行的首脑会议也泡了汤。坐在莫斯科富丽堂皇的工会大厦圆柱大厅的观众席上观看鲍尔斯的审判，一种阴森感油然而生。30年代这里曾是斯大林导演的一系列装模作样的公审的地方。我当时恰好因其他事在莫斯科，顺便想去看看热闹。我坐在硬长条板凳上，头顶上方是彩色粉笔图案的天花板，上面悬垂下来的晶莹闪亮的水晶吊灯更适于舞厅，而不是法庭。
这是斯大林死后首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审判间谍。那年夏天，审判鲍尔斯一案是莫斯科街谈巷议的主要话题。普通的莫斯科市民在法院周围围观，想看一眼从苏联空中掉下来的这个美国人。克格勃的同事们小声告诉我，总书记本人打算亲自核准判决书。
鲍尔斯被带到了被告席上。法庭工作人员用俄语向他宣读法庭规则时，他显得茫然不知所措。他长了一张柔和的娃娃脸。每当听不懂提问时，眉毛习惯地拧成个疙瘩，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很招人喜欢。我对这个敌人突然萌生了一丝同情。通过一位毫无表情的翻译，鲍尔斯老老实实地回答了审判员的提问，供认了他任务的性质和派遣他的单位。“傻瓜！”我自语道。
结果鲍尔斯的天真和与苏联方面的合作态度恰恰正中超级大国的下怀，为它们首次交换重要间谍创造了有利条件。鲍尔斯只被判了10年徒刑。我在克格勃的朋友解释说，从轻发落鲍尔斯是向华盛顿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莫斯科愿意交换间谍。
在大西洋彼岸，克格勃上校文贝尔正在美国亚特兰大市的联邦监狱里服刑。艾贝尔的父亲是彼得堡一家工厂的工人，德国后裔。他热忱地投身于布尔什维克事业，几次见过列宁。1947年，艾贝尔（真名叫菲舍尔）奉克格勃之命，来到美国潜伏下来，化名戈德费思，对外以摄影和绘画为职业。他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租了一间画室，以此为据点操纵一批窃取美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