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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已经完全醉了，根本意识不到他的言行会有什么后果。我尤其担心西德一侧的某个边防警察会认出他是当地一位知名人士，而且注意到深更半夜他喝得醉醺醺地穿过边界。即使没人怀疑他是间谍，此事一旦传出去也会成为丑闻，足以结束他的政治生涯。他摇摇晃晃走向边防站前又一次转过身，胜利般地冲我招招手，喊道：“咱俩下次再喝个一醉方休！”
我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对他无可奈何。弗雷迪返回西德后的头几天里，我提心吊胆地浏览报纸，看是否有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可这酒鬼的运气好得出奇，啥事也没出。
知名人士穿过官方的边防哨卡来东德见我们一向极具风险。弗雷迪后来逐渐改变了对勃兰特的看法，成了这位年轻市长的亲密助手。他再也不能冒险在光天化日之下来东德见我们，不管是醉还是醒。我们只好另辟他径，为安排同他的会面精心制定了一个执行起来极为复杂的计划：利用西方盟国穿过东德领土到柏林的过境通道。
我们推断西德的反谍报机构一定和我方一样，严密监视这条公路上的来往车辆。双方的执法人员记录下每一辆车驶上这条公路的时间以及它离开公路，抵达西柏林或西德边境的时间。同时，这条公路的时速严格限制在每小时100公里，从而几乎可以准确地计算出从头到尾走完这条公路所需的时间。沿途除了短暂停下来传递一下情报外，其他什么事也甭想干。
此外，我方的交通警察还通过摄像机监视沿途上的所有停靠站和弯道地段。我极不情愿让反谍报部门插手我的具体工作，故决定不跟他们打什么招呼，让他们的人在我与间谍会面时暂停监视。征得弗雷迪同意后，我们想出一个更刺激、更自在的会面方法。这一方案是否行得通，我心里七上八下，并无把握。不过间谍天生爱冒险，不管他职务有多高。偶尔有机会让我卷起袖子，冒冒险，仍然很有吸引力。我们与弗雷迪商定，傍晚时分再从柏林出发，等我们见面时天色已暗。而且每次来东德的时间定在去波恩出差的时候，这样不容易引起怀疑。
弗雷迪动身离开西柏林前不久，我坐着一辆挂着科隆牌照的深蓝色奔驰汽车驶离东柏林。司机携有伪造的西德证件。由于西德那边没人知道我的模样，因此无需化装，只不过换了一身商人通常穿的衣服。出了柏林市后，我让司机在柏林一慕尼黑过境公路上的第一个服务站停下来，给车加满了油。我买了一杯东德淡而无味的咖啡慢慢咂着，直到看见弗雷迪的车从服务站前驶过。
这次经历甚为有趣。我给东德卡车司机递了几根西德产的香烟后，他们把我当成了西德人，开始对东德的生活发起牢骚。我这个东德高级官员能听到东德老百姓的真实想法实属难得。倘若他们知道听他们诉苦的是国家安全部的一位高级官员，一定会吓得半死。我记得一位卡车司机听说我是来自鲁尔区的一位推销商后，咒骂起东德高级官员的特权。“我们国家的那些大官们八成活得不比你们差。不同的是，你们还干出点名堂，那些人却一事无成。”听了这番话，真正的沃尔夫浑身不自在，可仍点头称是。
弗雷迪按规定的100公里时速刚刚驶过服务站，我和司机马上在车上亮出特别标志，表明我是一位那帮卡车司机朋友刚刚嘲骂过的高级官员，可以超速开车，以150公里左右的时速飞驰上路。根据事先对时间和距离的计算，我们赶上弗雷迪的车时，正好离公路上一个专供森林卡车和警车用的出口不远。两辆车驶离公路，进人林子里，避开了监视用的摄像机和公路上的其他司机。身躯硕大的弗雷迪悄然无声地以最快的速度溜进我的车里。与此同时，我的司机坐到了他的驾驶座上。两辆车关上前灯，驶离这一秘密出口，重新摸上公路。地面摄影机或是空中交通管制飞机完全看不到这一幕。我和弗雷迪意识到这次行动大功告成时，兴奋不已。“这比搞政治有意思多了！”弗雷迪一副余兴未尽的样子。
因为可以超速行驶，我和弗雷迪在车上有足够的时间交谈。汽车沿着高速公路飞驰。我俩边开边聊。弗雷迪递给我一些材料。我还可以借此机会向弗雷迪面授机宜。下一个出口快到时，我们在夜幕的掩护下在另一处停车场停下车，等我的司机开着弗雷迪的车追上来。弗雷迪再次把自己的车开走。不过这一把戏有个问题。除了我们外，玩弄这种招数的还大有人在。以后西德情报机构也开始加人了这一行列。还有数十个把东德人藏在车的行李箱偷偷带到西德的组织。我方反谍报机构再度对这条公路上的非法的出口和服务站高度重视起来，网越收越紧。我担心，高度警惕的东德反谍报人员迟早会察觉我与弗雷迪的会面。没法子，我只好改变初衷，要求有关部门在我或我手下的人与间谍接头时，暂时关上监测器。
这种办法实行了一段时间后我又怀疑，西德情报机构已经找到了一种监视我们的新对策。如果我方的监视器关闭10分钟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其中必然有诈。西德一侧的边防站就会随之加强戒备。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做法，宁肯冒点风险，也不再事先通知反谍报机构。我每次都做得滴水不漏，无论是东德还是西德的反谍报人员始终被蒙在鼓里。不仅见弗雷迪用此法，见波恩的另一位有价值的耳目也照此办理。这位名叫博尔姆的观点开明的政治家向我们提供有关西德议会的情报。
弗雷迪几年后因病去世。一次在过境高速公路上与我会面后，没两天即心脏病发作。他的体质恐怕再也承受不住极其繁忙的政治活动，大吃大喝的生活习惯以及与我们的秘密交往造成的重荷。尽管合作之初我们的关系疙疙瘩瘩，他从未流露出海意。他干这一行干上了瘾，为自己是个特殊人物感到十分惬意。作为诚实的雇主，我们总是为间谍的妻子准备好一笔抚恤金，即使她们事先并不知情。弗雷迪就从来没有向他的妻子透露过半点有关他与我们的事。为此我们只得派一个人把钱送给她，硬着头皮向她解释因为她丈夫生前曾为东德效过力。她是否怀疑过弗雷迪，我无从得知，但她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平静。我从情报这一行学到的一点是：女人对自己丈夫的了解远比她们丈夫以为的要深。
柏林墙刚修起后的一段时间里，乡下的部分地段的边界仍有缝隙可钻。我不失时机地向西德赶派了一批搜集科技情报的间谍，其中有些人甚至未受过充分的训练。现在伪造身份更为困难。西德当局开始要求移民提供更多的证明身份和履历的详细材料。西德借助电脑更容易把移民提供的材料与其他国家或本国不同部门保存的档案资料做比较。
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西德刚想出对付我方渗透的办法，我们又有了新的对策。这是一场扣人心弦的较量。例如，我方的一个有利条件是，我们的人可以冒充死于德累斯顿大轰炸的人。可谁也无法担保一位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哪天不会突然出现，戳穿我方间谍的假身份。随着西德反谍报机构逐渐扩大电脑联网并改进其功能，这种现象越来越频繁。最终我们放弃了这种冒险的做法。
与此同时，我还要穷于应付自己一方提出建立统一档案的人。我的顶头上司，国家安全部部长米尔克千方百计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份包括所有间谍情况的综合材料，但被我一口拒绝了。这场拉锯战一直持续到我卸任那天。我可以骄傲地说，在我任职期间，整个情报局内没有一份关于所有间谍的材料。我严禁用卡片索引或电脑光盘储存所有情报活动的细节，而是另外建立了一套程序。只有掌握了3到5个关键细节后，才能确定一个间谍的身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在完全不了解其他细节的情况下单独核实。我们的确建立了数十万人的档案卡片，其中包括许多酉德人。他们中有联邦议会议员，企业巨头，盟军管制委员会的成员等等。每个处还保存有我方人员的卡片，一般最多不超过60到100人，包括间谍、信使、耳目等。每张卡片上记有化名、地址、工作范围和档案号码。这个号码是指装有某个间谍详尽材料的全套档案。每个处的这一小摞卡片通常由一位可靠的高级军官保管。任何人想查阅档案都必须向这个保管人说明理由。战时或局势高度紧张时，保管卡片的军官负责把有关间谍的档案从国家安全部转移到临时的总指挥部内。
任何未经获准查阅这些卡片和档案的人为核对一个间谍的真实身份必须要在浩瀚的文件堆里查找。为了把一个间谍的化名与真名对上号如此明目张胆地查阅文件必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倘若这些分散存放的档案都输入电脑光盘里，查找起来就会轻而易举，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的办法虽然麻烦点儿，可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一批最重要的间谍的名字早已印在我和其他高级官员的脑海里。自从我当初使用蜘蛛网模式理清战后德国现存的间谍网之间的关系后，每遇到新的间谍，只需记住名字即可，很少有时候会记不清一位间谍的真实身份或任务是什么。档案分散保管因此加强了我们的安全。遇到内部有人叛变时，叛逃的官员掌握的情况无非是他亲自经手的案子，外加从同事那儿听到的小道消息。平时我们严厉告诫部下聊天时不要涉及自己的工作。可在一个大机关里这种事终归难免。
50年代，我们争取到许多出身贵族家庭的西德人为我们做事。他们中间，有些人为德国贵族阶层未能阻止希特勒上台感到内疚，想赎自己的罪。有些人战后感到失落。新的联邦德国甚至禁止他们沿用世袭的封号。许多人对阿登纳采取的反德亲美的立场深感不满。他们仍渴望参与国家事务。不少人似乎把与我们的合作视为某种秘密外交活动。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觉得自己是叛徒。
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却被马克斯·海姆出卖。海姆是情报局二处负责搜集西德的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情报的科长。柏林墙修建前两年，他叛逃到西德，和盘供出我方掌握的有关波恩政府内各党派的情况，并协助西德反谍报机构破获了我们的几个间谍。
冯·汉施泰因即其中一个。他曾利用自己在西德的显赫地位同各方面重要人士建立了联系。他的爷爷和爸爸均是着名的学者和作家。汉施泰因最初也想像前辈一样，当一个有绅士风度的学者。二次大战前，他靠写历史小说为生，小有名气。战争期间，他拒绝应征入伍，躲藏了起来，最后被苏联人俘虏。在俘虏营里，他转而信仰共产主义。以后他在德累斯顿定居，为共产主义事业勤勤恳恳工作。冯·汉施泰因夫妇奉命潜入西德前，把自己在德累斯顿的别墅和地皮无偿赠送给了国家。后来这幢房子转给了国家安全部。定居波恩后，他凭借自己人道主义的观点和家庭知名度很快在西德最大的一个人权组织里担任了领导职务。阿登纳负责安全事务的特别部长海因里希·克罗内和基督教民主联盟人士，负责两个德国之间关系的部长莱麦尔均是他的朋友。他还向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社会民主党东德局的情报，并渗透到众多其他的反共组织里。被西德逮捕后，他被判了6年徒刑。虽身陷囹圄，他仍不肯闲着，发展了3名囚徒为我们工作。刑满释放后，冯·汉施泰因要求定居东德。1965年，他在东德病逝。
海姆出卖的另一个人是冯·埃普伯爵。他的父亲早在纳粹运动初期就是希特勒的支持者。埃普想通过为我们做事洗刷自己家庭的耻辱。我对他的被捕当然感到痛心，但并不是没有思想准备。这位伯爵当初找到我们，表示愿意接受从事恐怖活动的任务。我们向他解释说，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将秘密情报搞到手的谨言慎行式的人。他听后大失所望。
1969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人得的票数超过战后任何一次选举，从而为跃为执政党铺平了道路。在此之前，我们迫切需要了解波恩政治风云的变幻。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冒出一个古怪的间谍，工业大亨波斯特。我跟投身东德情报工作的各种人都打过交道。他们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