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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不记得了。西德曾表示愿意讨论豁免前东德工作人员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会谈中刚一提出，戈尔巴乔夫就挥了挥手，对科尔总理说：德国人自己会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40年来，为了扩大苏联在欧洲的影响，我们不遗余力，鼎力相助，事到如今却遭到了他们最彻底的背叛。
随着东德的工业资产和各种机构开始合并或出售，另一场不为人知的拍卖也悄然揭幕。这就是为我举办的拍卖，或者说，是为我所掌握的情报展开的拍卖。这场拍卖的出价空前绝后：我的自由。
首先跳出来喊价的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乃是我的宿敌，西德反谍报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就在这个机构里，我曾安插了鼹鼠和双重间谍，几十年里不间断地刺探着它的机密。
1990年3月，东德举行了1945年以来的首次民主选举。受到波恩的科尔总理联合政府坚强支持的基督教民主党人上台执政。这是一届留守政府。它的任务是引导东德走向与西德的统一并尽量缩小社会动荡。该届政府的内政部长是一个穿着人时、自以为是的年轻人的迪斯特尔。他起家于东德崩溃后成立的一个保守党。
此时，多年来担任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我退休前的顶头上司埃里希·米尔克已被逮捕。前东德情报机构的特工和官员们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逼他们泄露机密。背叛事件层出不穷。昔日的部下和西德人做成了一笔笔交易，以泄露东德的国家机密换取免受起诉。他们担心，德国统一后，马上等待他们的命运将会是锒铛入狱。每天我家的电话铃声不断，身陷绝境的人纷纷求我想办法。我得知，已有两名国家安全部前高级官员自杀身亡。我女婿贝恩德曾在外国情报局里负责刺探西德反谍报部门的情报。最近有人向他提出，以免于起诉外加50万西德马克的条件换取他们所掌握的手下人员的情况以及他们所盯梢的目标。
他拒绝了。然而眼见自己真诚信仰的事业分崩离析，自己的政治生涯淬然结束，他的内心受到重创，终于患了精神抑郁症并自杀未遂。和其他曾为这个失败了的制度献身的人们一样，他感到自己前途渺茫。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他们的自信和政治信念也在一夜之间轰然塌陷。
就在此时，迪斯特尔给我在柏林郊外普伦顿的乡间别墅打电话，邀我去他家。见面后，我看出他是在奉西德内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的指示行事。同其他新政客不同的是，他不但没有对我的厄运幸灾乐祸，反而极力造成一种亲切和谐的气氛。尽管前东德领土上已出现了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党派（我和极端保守的迪斯特尔先生在政治观点上可以说有天壤之别），但他与我都曾是东德人这一背景使我们之间残留了一丝旧情。
“一起吃顿晚饭，聊聊天怎么样？”他轻松地问我，并说他的助手会为此作出安排。
几天以后，一辆天蓝色的宝马牌轿车来接我。宝马已取代了昔日共产党领导人偏爱的雪铁龙和沃尔沃牌轿车，成为政治新贵们的新宠。我不禁好奇地想：这个司机几个月前还不知给哪位东德领导人开车呢？出于礼貌，我没问。
有趣的是，我认出给我们上菜的侍者是前国家安全部的人。“我有个建议，而且是绝密的。”迪斯特尔解释说，东德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后，西德方面试图通过分析前政府留下的资料掌握庞大的东德情报机构的情况，但进展迟缓。他们曾勒令1986年我退休之后接替我的格罗斯曼以及另一位高级官员菲舍尔协助分析这批杂乱无绪的材料。但俩人既没有透露尚在潜伏的特工和鼹鼠的姓名，也没有简明扼要地说出他们所掌握的情况。西德内政部长朔伊布勒对此极不耐烦，认为手下的调查人员未能全面掌握我们的情况。
“东德的外国情报局是你一手建立起来的，你使它运转得像钟表一样精确，由你出面向西德人介绍情况再合适不过了，”迪斯特尔一边斟酒，一边说。他当然不会让我白干。报酬是我将不会因背叛西德的罪名而受到起诉．“坐我的车，咱们一块儿去伯登的办公室（格哈德·伯登当时是西德反谍报机构的头子）。告诉我们10到12个至今仍潜伏在西德的重要间谍的姓名以及他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们保证你不会受到刑事起诉。”
他告诉我，伯登表示，如果我同意去西德见他，他可以保证我来去自由，不会受到逮捕。显然，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建议。先由迪斯特尔出面热情款待我，然后是伯登在几英里外等着欢迎我的光临。席间，迪斯特尔甚至还提到，我是否可以利用我所知道的情况助西德反恐怖部门一臂之力。 该我提条件了。我首先感谢他们不起诉我的建议，但申明我要对从前的部下和特工人员负责。
迪斯特尔很快对这场拔河失去了兴趣。“沃尔夫先生，不用我说你也明白，我们最终都得进监狱。惟一的差别是饮食待遇的好坏。” 他的意思是，我们这些曾效力于东德的人，在今天的新德国已无权无势。至于我，更有可能因为叛国罪而坐牢。
老实说，对方的建议对我充满诱惑。我渴望自由。但我深知，我的自由将意味着牺牲那些曾为我们情报局献身的人们的自由。那些潜伏在西方的间谍一旦暴露，有可能多年坐牢。假如我出卖了他们，他们会怎么想我这个当年被他们称为“头儿”的人呢？我对迪斯特尔的宴请表示感谢，但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出卖人的事还是让别人去干吧！”我说。 “愿意干的人多得是，”迪斯特尔边说边转身离去。“如果你改变主意，任何时候我都可以陪你会见伯登。”
喊价的人颇为不少。来自另一方的喊价令我愕然，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条逃往自由之路。
1990年5月28日，两位美国绅士出现在我的乡间家门前。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自我介绍说，他们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并献给我一个大花篮，外加一盒给我妻子的巧克力糖。我不知道他们送花篮用意何在，是对我表示祝贺呢？还是给我献的花圈？
年长的那个人头发花白，面庞清瘦，穿一身深色西装，衬衣熨烫得极平整，打一条斜纹领带。他自我介绍说，他叫哈撒韦，是奉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姆·韦伯斯特之命前来找我的私人特使。他讲一口准确而略带官腔的德语。
我和妻子安德列娅退到厨房，她找花瓶插花，我找烟灰缸。安德列娇小声跟我说：“一个官僚。”哈撒韦属于美国那种狂热的禁烟者。他极力劝我不要吸烟。我开玩笑说，是检中央情报局内又在开展一项新运动？哈撒韦哈哈大笑，但笑声并不热情，不过是勉强应和我而已。
他的同伴年纪很轻，体格健壮，自我介绍说他叫查尔斯，是中央情报局柏林站站长。可我觉得他的体格和举止更像一位保镖。他很少讲话，谈话期间从头到尾几乎毫无表情，后来我发现他其实也懂德语。安德列娅看到他便想起了在有关越战的电视片中看到的美国人。
他们非常谨慎，事先没有打电话与我联络，显然是担心克格勃或西德对我的电话进行窃听。他们听说一位收集军服的美国商人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出售一部分东德军服。受东西方之间这种新的联系渠道的启发，他们决定前来拜访我。
柏林墙倒塌以后，我时常收到原中央情报局在欧洲的一名特工人员通过传真发给我的信。信的内容总是非常友好，丝毫没有对我有所图的意思，完全是惺惺惜惺惺的口吻。不过现在我不禁怀疑，他是否也在这一精心制定的计划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中央情报局总部的某个人，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了我忠心耿耿的私人助手埃伯哈德·迈尔的名字和住址，并与他取得联系，通过他问我是否愿意接待两位美国客人。他们都是干这一行的老手，从来不用有可能被截听的信件或电话与我联系，而是通过种种其他办法，由我的助手传递信息，避免直接找我。我让助手转告他们到我的乡间别墅来见我。这儿比我在柏林市内的公寓更为保险。至于他们的来意，颇费揣摩。我已退休4年，现在绑架我似乎有点为时过晚。除此之外，他们又想得到些什么呢？ 由于不可能再得到情报机构的帮助，我不得不按照这一行的起码规矩，在房间的夹板中安了一台录音机，将整个会面过程偷录下来。任何对间谍手段略知一二的人都懂得，会见敌人时必须录下全过程，以免日后受到讹诈。
哈撒韦与我闲聊了一会儿，对德国统一后我的处境和等待着我的厄运表示同情。他对我倍加赞扬，称我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情报首脑之一。
我感觉到，他其实对我十分了解。我很想弄清楚他的真实面目。果不其然，他用了情报这一行中一个行之有效的老办法，先主动透露了一点关于他个人的情况，期待着我会投桃报李，透露给他更重要的信息。他说，50年代他曾被派驻西柏林，密切跟踪我早期的情报工作。根据他的谈话我推测，他肯定还当过中央情报局驻莫斯科站站长，虽然他没证实这一点。 “你是个精明强干的人。”哈撒韦说。
我暗想，先来胡萝卜，大棒在哪儿呢？我们不知喝了多少杯咖啡。我还不顾客人的反对吸了烟。他们显得很痛苦。最后，我的耐性终于磨没了。 “我说先生们，你们两位不辞辛苦，亲临寒舍，不是只为了恭维我吧？你们肯定对我有所求。”
他们两人咧嘴笑了，为我的点破窗纸而如释重负。哈撒韦开口说：
“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不过，假如你想助我们一臂之力的话，可以找我。没人会知道。作出这样的安排对我们不成问题。”
我的大脑一接触到这种隐语，就飞速转动起来。眼前是一位来自冷战时期我们的头号敌国美国的使者。他表示愿意向我提供庇护，使我免受他们在北约组织中的盟国、一个统一后的德国对我的报复。
接着，他又用流利的德语说：“加利福尼亚是个好地方，一年四季气候宜人。”
我开玩笑说：“西伯利亚也不错。”当时觉得，真实生活中间谍之间的对话，有时倒很像是来自间谍小说。
大家哄然大笑。这使我有短暂的时间思考一下。
“问题是，我不了解美国。对我来说，在美国生活很难想象。”
哈撒韦说韦伯斯特想请我去弗吉尼亚的中央情报局总部，和他谈一笔交易。他接着说：“你可以化化装，或做个整容手术，如果这样使你感觉更安全的话。”
想到我干了一辈子特工，晚年竟要重新拣起新手们玩弄的这种小把戏，我强忍着才没笑出来。
“我对自己的长相挺满意。”我回敬了一句。
哈撒韦又干笑了几声。他接着又说，还会给我数目很大的一笔钱。我们没有讨论细节。但我知道，在此之前，中央情报局驻柏林站站长以100万美元的价码，要我手下负责搜集美国情报的官员罗加拉向他们出卖他所掌握的情况。他拒绝了。我们不失礼貌地谈论了共产主义失败的后果以及我主管的情报局享有的盛名。
“当然，”他说，“也得帮我们个忙。”哈撒韦说。
我担心他们会像西德人一样，要我用人名单换自由，于是告诉他们，我不想出卖任何部下。
“这样做当然对你也有好处。”哈撒韦说。
他的这番话不幸惹恼了我，也许是因为它使我想起了当年我自己曾用过的对付间谍的软硬兼施的手段。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先生们，你们现在玩的这一套，我见识得多了。你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全知道。你们对伙伴的期待很高，可他不肯痛痛快快地答应。一个人要有点耐心。一切谈成之前，通过交谈可以得到很多东西。”
我这是用最文明的语言表达了我内心的想法。我真想告诉哈撒韦，他全搞错了。看他跟我说话那副样子，好像我是个可以任他买卖的无名小卒。我想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像我俩这样的情报老手，要谈也要有个谈的样子。
“可你必须帮助我们。”哈撒韦又重复了一遍。
“如果是我主动找你们的话，你说的不错，”我不再掩饰自己的恼怒。“那样的话，你就可以问我给今晚的聚会带来了什么。可我并没有找你们，是你们来找的我。”
“对，对，”哈撒韦急忙说，“是我们上门来柏林找你。”
“讨论这样的问题总有个限度，”我说。“我的底线是不出卖任何在我手下干过的人，不提供任何姓名。假如你们还想和我谈的话，就正式邀请我去美国。那样，我们就可以像成年人一样正儿八经地谈。做任何决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