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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通过波斯特的表哥卡尔·博姆认识他的。他俩从小在纽伦堡市一起长大。童年时代，博姆在波斯特眼里俨然是一个大哥哥和生活的楷模。他跟表哥无话不说。纳粹上台后不久，博姆因为是共产党人遭到逮捕，在达豪集中营关了6年。少不更事的波斯特不明白为什么把他崇敬的表哥从身边夺走，一直盼望表哥回来的那一天。父母多次向他暗示，关在集中营里的人有时是回不来的。但他仍不死心。
博姆刑满出狱后，波斯特的父亲在自己门脸儿不大的照相馆里给他找了份工作。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来说，这是很有勇气的举动。不过街坊四邻都知道波斯特的父亲是个埋头苦干的生意人，从不沾政治的边儿。30年代，照相馆的生意越做越大。战争爆发后，老波斯特的生意更加红火，为身着戎装的青年拍下一张张照片。这些照片往往是他们的妻子和亲人保存的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第二次大战期间，博姆因参加过共产党被编入最危险的罪犯大队。纳粹把他们认为思想上不可靠的士兵都编到这支部队里，派他们执行自杀性的任务。然而博姆大难不死。波俾特则在前线的一支防空部队里服役。战后两人重逢后，商定一起成立一家出版社。波斯特日后告诉我：“博姆向我讲述了他对一个新型的和平社会的憧憬。1945年后的日子里，社会上盛行虚伪之风。他却不怕受迫害，大胆陈述己见，我感到痛快极了。博姆的为人体现了表里如一的品质。”
战后，博姆继续公开地宣传共产主义。美国占领当局因此拒绝给这对兄弟发营业执照。博姆一怒之下，离开表弟，跑到东德。波斯特来到父亲的公司工作。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企业家。在他的领导下，公司规模10年内扩展了10倍。他用他的那部分公司利润分成买下了位于纽伦堡郊外的一家印刷厂，西德成立后，它成了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印刷厂之一。
博姆事业上也很成功，虽然是在另一个具有不同价值观的社会里。他在文化部管辖的东德印刷行业里担任文化出版局局长。该局里派驻有情报局的人，一至两名安全部出版处的官员。到底是博姆介绍他们认识波斯特的，还是像我当时听到的那样完全是巧遇，我不得而知。反正50年代中，这两位官员在莱比锡贸易展览会上结识了年轻的波斯特。与他交谈后发现，他理解东德对西德重整军备的关切。我们的人于是建议他打入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向我们提供有关该党的情报。
这一下可惹恼了这位惯于独断专行的企业家。波斯特约见了表哥，并向他表示，他很乐于协助东德了解更多的西德政治情况，但不会当它的傀儡。说来也巧，我那年夏天在捷克的温泉疗养胜地卡尔斯巴德刚好遇到博姆。他在那儿正接受降血压的治疗。“我表弟个性很强，不会随波逐流，也受不了别人的指手画脚。可他想就两个德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交换看法。你干吗不直接找他谈谈？”他问我。
我第一次见波斯特是在博姆位于东柏林郊外的周末别墅。波斯特不客气地批评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现状。我试图向他解释，许多过火行为都是对付西德威胁的结果。他摇摇头，大不以为然，活像是视察一家经营不善的工厂的管理学咨询专家，指出我们的问题主要是人为的。从边界警察粗暴地对待外国旅游者，到造成经济一蹶不振的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就拿那些糟糕的国营商店来说吧。如果交给我管，我可以让它们和我在西德的摄影店一样，买卖兴隆，财源滚滚。”
当时，我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对待一切社会主义事物只看其光明的一面的水平上，对波斯特如此尖锐的批评感到很难接受。听着他不加掩饰地…一数落我们的种种失败和缺陷，我颇感恼火。然而在有些问题上，我不得不承认他讲的有道理，如我方宣传内容极端枯燥无味，而且以偏概全。
尽管波斯特对东德的弊端看得很透，他仍认为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它的福利制度和反法西斯传统比西德的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他在自己的企业里推行劳资合营的做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这种政治倾向。波斯特和我们的许多商人间谍一样富于幻想。一分钟前，他可以就是否向德国市场引进日本照相机和电器产品作出全面严谨的分析。他正是靠这一战略一跃成为百万富翁。转眼之间，他又沉湎在对一个更合理、更合乎正义的社会主义欧洲的幻想之中。
我对他日常的具体工作十分着迷，渴望从他这里更多地了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对这一制度口诛笔伐，其实并不真正了解它。而波斯特却想拉着我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许我这个社会主义者的躯体内有个资本家拼命想挣脱出来。而波斯特的情况正相反，一个社会主义者竭力想钻出一个资本家的躯体。反正我俩成了好朋友。我们的友谊并不限于情报工作。
波斯特告诉我，他讨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军国主义色彩和信奉的那一套普鲁士价值观，实在做不到与这些人为伍。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使他想起二次大战前保守的天主教中间党。面对希特勒的威胁，该党毫无作为。他最后加入了自由民主党，一个战后成立的政治上属于中间派的政党。企业家通常选择该党，作为自己政治上的归宿。波斯特以自由民主党员的身份，利用各种关系探听西德重要人物的观点，如日后成为西德总统的瓦尔特·谢尔和自由民主党党魁蒙德。蒙德并没有怀疑波斯特是间谍，但知道他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联系。有些社会知名人士严守一条微妙的界限：一般交往可以，替外国搞情报不行。
1963年，年迈的阿登纳终于被迫辞职。他的继任人维格·艾哈德邀蒙德入阁。蒙德这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不主张他的小党与保守党人的政府组成联盟。我知道蒙德同情缓和的观点，于是劝说波斯特说服他的朋友加入政府。蒙德最终同意进入内阁，任德国事务部部长。我觉得他在这个位置上更易受到我们的影响。
我们绝对不会笨拙地直接请一位部长当我们的耳目。只要他与为我们提供情报的老友和同事无话不谈，也没有这个必要。我们甚至还给蒙德起了个化名，叫埃尔克。东德垮台后，像这样载有某知名人士观点的档案上起有化名的情况造成极大的混乱。人们误认为，情报局档案里有某人的化名卡片就意味着此人自愿做我们的间谍。其实有不少人处于灰色地带，只被列入消息来源而已。我们不想过于强求他们，担心这样做反而会使他们意识到不能背叛祖国，从此断绝与我们来往。
当初我们打算从西德外交部长根舍的经历中查寻是否有不利于他的材料时，也给他起了个化名，叫郁金香。1989年他知道此事后十分恼火。根舍自幼在东德的哈雷市长大，对我们的手法比较熟悉。他猜到自己会是我们严密监视的对象，因此平时与人交往格外谨慎。我们自然查了他个底朝天，阅读了他写给哈雷老友和家人的所有信件。每次他来哈雷，均被置于监视之下。有人提出根舍在哈雷上学时曾与苏联占领当局有染后，我们彻底调查了此事。我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根舍年轻时没有干过任何见不得人的事。
波斯特应我们要求加入了自由民主党后不久，即向我们提出一项不寻常的请求。他想成为东德统一社会党的一名党员。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为此征求了熟悉党章的同事们的意见。他们告诉我，严格地讲，一个不是东德公民的人不能成为我们的正式党员。连党的西柏林支部也是作为另一个组织注的册：西柏林统一社会党。
我反驳说，对一个献身于我们事业的西德人，我们党不能拒之门外。于是破例吸收波斯特入党。经过了两年预备期的考验后，他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成为党内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百万富翁党员。我们让他看了一眼自己小小的红色党证，但没交给他，而是锁进保险柜里，留在东柏林保存。他显得有点失望。我安慰他说：“党证可不能走哪儿带哪儿。万一你的钱包丢了，落到警察手里，发现大亨波斯特居然是一名东德共产党员那还了得！”
鉴于波斯特认识许多商界和政界要人，我们决定给他派一名联络员，这样他可以随时把情报转给我们。波斯特根本不认为自己是间谍，也不会接受任何秘密工作的训练。联络员化名奥普蒂克，假称当年从东德逃到西德。为了不引起外人对波俾特家里住进一个陌生人的怀疑，他扮成波斯特孩子的私人教师。然而奥普蒂克远远不止是一个信使。他在波恩也有自己的关系网。此外，德国工业学院和各企业家协会里也有他的人。除了波斯特提供的情况外，他还加入补充。以后他俩提供的情报量越来越大，我们不得不增派一名特工协助波斯特和奥普蒂克。
60年代初，我们开始为波斯特的安全感到担心。我发现，他对自己的私人秘书诺伊曼透露了他的秘密活动。这步失着恐怕与他天真而又傲慢的性格有关。身为腰缠万贯的企业家，雇有成干的职工，拥有数栋别墅，还有一架供他驱使的私人飞机，他以为生活就该称心如意，手下的人就该忠贞不贰。可他错了。
不过迄今为止，一切还算顺利。我和波斯特常常一连几个小时探讨如何引导产业界和两个德国之间的贸易，克服波恩政府奉行的哈尔斯坦主义设置的障碍。根据这一主义，西德不给予任何承认东德的第三国外交承认，迫使他们两者之间必选其一。如此一来，大批国家纷纷却步，只有亲苏联的国家承认了东德。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与波斯特这样的人保持往来有点像是一条与西德接触的外交渠道，尽管西德当局并不知情。
当时西德的新闻媒体强烈反对缓和政策。波斯特建议办一份新闻杂志，促进两个德国之间的缓和。我心里直嘀咕，一个门外汉能搞起来吗？出乎我意料之外，波斯特居然办起一份电视广播报副刊，起名叫《RTV》，以此为一份发行量更大、政治上更具影响的杂志做准备。
1967年，厄运终于降临了。波斯特被他的私人秘书诺伊曼出卖。令我们震惊的是，出来为检察官作证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派去的奥普蒂克。无疑，这家伙是为了自保。
波斯特被捕后，在一项声明中仍坚持认为，他与我们的合作不算背叛行为。他在这份富于戏剧色彩的声明中说：
不错，我是一个百万富翁，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既是德国自由民主党党员，又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共产党）党员。我捐钱给自由民主党人参加竞选的同时，又向统一社会党交纳党费。
我家在西德，去过东德讨论政治问题。难道这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吗？
我的回答是：没有！
可惜他的这一逻辑没能打动西德检察官。法院判他2年零9个月的徒刑。整个审判期间，波斯特始终举止安详。当问到与我的交往时，波斯特回答道：
“沃尔夫将军待人和蔼可亲，又让人觉得若即若离。他乐于开诚布公地讨论各种观点，哪怕是与官方观点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他和我是一类人，身着剪裁合体的西装，谈吐风趣幽默。坦率地说，不是所有东德官员都像他那样。
以后许多年，他对我的这番描绘一再为各家报纸所引用，还附上一张看上去温文尔雅的男人照片。此公当然不是我。到底是何许人，我始终不得而知。由于西德人找不到我的照片，这些报纸只好随便找个人将就一下，演出一场移花接木的把戏。
今天，波斯特摄影连锁店的霓虹灯招牌在前东德的各大城市中心忽明忽暗，和前西德领土上的其他波斯特连锁店毫无二致。我的这位朋友渴望市场经济有一天在东德领土上蓬勃发展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我俩一生的悲剧在于，实现这一愿望的代价竟是我俩不同程度上所信仰的东德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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