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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钱以外，还有其他的因素起作用。其中一个因素我喜欢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诱人之处。我不是指有时为了帮助客人消磨时光向他们提供的妓女服务或黄色录像带，而是这些客人在铁幕的另一边受到款待时感受到的刺激。有时，我们邀请拉拢对象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或苏联访问，尽管这类访问毫无必要。易受影响的西德人乍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当然都是事先精心挑选好的），常常为其所见所闻深深打动。
一次，我用此法吸引西德社会党内一位高级人士上钩。我们给他起的化名是尤利乌斯。他是一家报社的编辑，很有社会地位，结交了不少要人，包括勃兰特和党内的其他大员。当时他应邀参观苏联的一家发电站并考察坐落在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我恰好在伏尔加河这一带休假钓鱼。我猜想他喜欢猎奇，于是拉他上了一条小船，驶到一个工人家。工人一家热情款待了我们，烧了鲜美的鱼汤请我们品尝。我充当尤利乌斯的翻译。他询问了工人一家的生活和家庭情况，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经过……这位工人曾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及政治经济现状。这位工人批评了莫斯科。我们在一起讨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种种缺陷。尤利乌斯对我们的直言不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当年为艾森豪威尔总统访苏时准备好的别墅。这次访问最后流产。我在来宾签字簿上签了我的全名：马库斯·沃尔夫中将。尤利乌斯显得有点不自在，因为他的签名紧挨着我的名字。
我们建议尤利乌斯投身到苏联争取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在敌国腹地度过的这一短暂假日打消了他的种种顾虑。同时，他还感到一种偷尝禁果的兴奋。以后，他成了我们在西德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政治消息来源。我们补贴了他私人办公室的部分开销。类似这样的政治行贿基金许多西方民主国家里也很常见。
我常对俄国同事说：“你们这些人，最有力的武器反倒放置一边不用。你们只领客人参观发电站，不让他们接触当地人。他们也许住得很简陋，可给外国人留下的印象胜过任何参观项目。”
苏联谍报机构曾是我们的榜样，早期也是我们在外国谍报这一行的老师。从50年代中开始，我们常去莫斯科克格勃的第一总局会晤苏联的外国情报局负责人，并听取克格勃首脑的情况通报。那时我们心里十分清楚，在主人眼里，我们不过是来自一个自豪的帝国前哨阵地的下属而已。
苏联方面安排我们住在专门用于接待外宾的一栋小楼里。这里曾是维克多·阿巴库莫夫住过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任可怖的苏联军事反谍报机构史墨斯的首脑，血腥清洗了斯大林实际和想象中的敌人。1953年贝利亚死后，他也被枪决。
这栋小楼一共有三层，属于苏联革命前奢华的建筑风格。里面有几套房间，一部电梯，数个壁炉，还有一个巨大的大理石卫生间，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老式浴缸。餐厅一侧的餐具柜里摆满了精美的瓷器餐具和酒杯。一张漂亮的椭圆餐桌摆在正中，上方低悬着一盏吊灯。我们围坐在这张桌子旁，与主人讨论世界形势。所有的窗子挂着厚厚的窗幔。小楼里还有一个收藏俄国经典作品的典雅的图书馆（里面的书极少有人动过），一个台球室，一间电影放映室。即使是克格勃的高级官员来到这里也禁不住咂舌。这种旧日的资产阶级情调与暴发户粗俗的铺张浪费的混合体很合他们的胃口。据说，阿巴库莫夫亲自拷打犯人，而且学贝利亚的做法，在大街上看到有几分姿色的姑娘，就将其惊到家里奸污。天晓得我们受到盛情款待的这栋小楼昔日是多么的阴森恐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情报局的新闻处设在这里。
米尔克喜欢受到苏联人隆重盛大的款待。我更喜欢在莫斯科郊外密林深处的别墅里度过的时光；它使我想起童年。米尔克始终没有摆脱出身贫寒带来的不安全感，非要我陪他睡一屋，称一人睡太孤寂。也许四周的林子让他感到有点害怕。晚上他酣声如雷。我本想借到苏联出差的机会休息休息，结果苦不堪言。
1953年后，由于斯大林的去世以及他的打手贝利亚被处决，苏联领导层内出现动荡。我们与克格勃的关系为此受到影响。接替贝利亚的克鲁格洛夫被撤换掉。新上任的克格勃头子是谢罗夫。他曾负责在东德组建苏联的机构：在柏林开设了一个庞大的克格勃站，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各地安插克格勃代表并在波茨坦成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军事情报部。谢罗夫赞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自己的谍报与反谍报机构。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一次苏联阵营国家谍报官员参加的会议上。他是个不脱军装的人，无论是从衣着习惯上讲还是思维方式上讲。他在发言中强调了我们所有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美国。我的苏联恩师是帕纽什金。他曾任驻美大使，后来在苏共中央里主管外国干部工作。
有一次，我同谢罗夫和克格勃派驻柏林的头子科罗特科夫乘火车去距柏林40英里外国家安全部的狩猎区打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科罗特科夫曾化名埃德曼，在柏林当红色乐队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络员。他们两人在车上回忆起当初一起参加镇压匈牙利起义的往事。从他俩的交谈中我感到，克格勃里的许多高级官员都参与过对这次起义的镇压。
谢罗夫之后任克格勃首脑的是谢列平。他的高压政策只持续了3年（在此期间，他批准了在慕尼黑暗杀乌克兰的民族主义领袖斯捷潘·班德拉，并亲自给执行这一任务的特工人员授勋。）1961年，骄横而又野心勃勃的谢列平因卷入一场反对赫鲁晓夫的未遂政变而下台。待人和善的谢米恰斯特内出任克格勃首脑。此前，他曾担任过共青团第一书记，别看谢米恰斯特内外表上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其实是一个头脑敏锐，意识形态上态度强硬的人。1964年赫鲁晓夫最终被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时，他见风使舵，及时站在新领导人一边。此后在克格勃内扶摇直上。他这个人整天担心社会主义制度会受到苏联艺术家和作家的腐蚀，从内部变色。正是他一手主持了对帕斯捷尔纳克及其小说《日瓦格医生》的围剿。他对外国谍报工作不感兴趣，交给萨哈罗夫斯基去管。萨哈罗夫斯基在部下中很有威望，我对他也十分敬重。由于我俩年龄相差很大，他待我如同父亲一样。
我竭力使东德情报局与社会主义阵营内其他国家谍报机构的“过火行为”拉开距离。这些国家的谍报机构也奉克格勃为师。间谍题材的电影和小说中充斥着暴力和谋杀。实际谍报工作中，暗杀只是偶然为之，并不是什么家常便饭。我觉得任何一方并不想蓄意杀死对方的人。死者大多数是因为被注射了过量的麻醉剂而致死，尤其是遭绑架时。50年代西方国家拍了一些纪实黑白纪录片，大肆渲染这类死亡事件并借此攻击社会主义阵营。鉴于这种事自己人之间一般不愿张扬，我们常常借助西方新闻媒体了解这类案件。
这不是说，我们自己没有使用严厉手段的时候。由于50年代中期情报总局并入了国家安全部，加之仿效苏联谍报工作的那一套做法，我们局与反谍报机构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如果国家安全部内负责文化工作的第20司对某个“异己分子”（借用反谍报机构的一句术语）不放心，我们情报总局恰好又有此人邻居的档案，我们会让这位邻居监视此人并向我们打小报告。任何与政府政策唱反调，持异议或稍有不同意见的人都可以被扣上“异己分子”这顶可伸可缩的帽子。这是斯塔思使用的最恶劣的迫害手法之一。如果我们情报局了解某个旅居海外的东德作家的活动和与他来往的人的情况的话，我们会把这些材料转给反谍报机构。与此同时，我们可以通过反谍报机构了解东德居民在西德的社会关系。
以上在情报方面互通有无的做法；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均属正常工作方法，在西方国家里也是一样。有人称，由于外国情报局与国家安全部的反谍报机构沆瀣一气，我因此也参与了国家安全部对东德公民的监视和镇压活动。我不想否认外国情报局与这类活动有牵连，但国家安全部内各部门之间的严格分工意味着我们局根本就不该介入国内的反谍报工作。情报总局始终是一个专门负责外国谍报的机构。虽然我们与反谍报机构有着政府部门之间常见的合作，涉及逮捕或判刑的国内案件从来不归我们管。不过对这些镇压活动以及反谍报机构常常采用的严厉手段，我们是知情的。情报总局与国家安全部下属的反谍报部门在以后的合作期间，使用暴力手段十分少见，绝非普遍现象。高级官员既没有下令，也没有同意过这种行为。不过确实对不同政见团体进行过分化和恐吓。这类手法对人心理造成的损害恐怕比肉体折磨有过之而无不及。
精神摧残术几乎可以说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科学家哈夫曼就曾受过这样的折磨。他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曾被希特勒政权判处死刑。苏军把他与昂纳克从同一监狱中救了出来。60年代末起，哈夫曼公开批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呼吁对停滞的制度进行民主改革。警察如临大敌，封锁了他在柏林附近格林海德的家周围的大街小巷。他的家人及前来探望他的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各种诽谤他们夫妇的谣言四起，包括确有的或编造的婚外恋传闻。我们局的一位特工沃伦贝格还奉命混入哈夫曼的民主改革人士团体内，伺机破坏捣乱。
诗人兼歌唱家比尔曼经受了同样的摧残。他是哈夫曼的朋友，也是改革派团体的一员。一次他访问西德后，东德拒绝让他入境，并非法剥夺了他的公民身份。
温克勒是一名年轻的诗人兼歌手，也是哈夫曼和比尔曼的崇拜者。1979年，当局以捏造的所谓“大庭广众之下有伤风化”的罪名将他逮捕判刑，随后又把他驱逐到西德。温克勒后来写了一本书，讲述了坐狱期间心理上受到的折磨。1989年，我俩在亚历山大广场上的一次呼吁改革的群众集会上相识。此后也许还成了朋友。1993年夏天，我出庭受审期间，他赶到法庭声援我。第二年，温克勒不明不白地在地中海溺水而死。
甭管什么监狱，都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损害。然而犯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负责预审的人以及案结后遇到什么样的狱卒。我听手下的人说，坐过西德监狱的人向他们讲述了单身监禁对精神的折磨。我从来没有去过东德的监狱，但可以想象，里面的条件一定非常恶劣。温克勒对自己被驱逐前1年零1个月的受审及狱中生活的叙述表明，犯人的尊严根本得不到尊重。成千名坐过狱的人皆有同感。温克勒后来组织人参观国家安全部及它管辖的监狱。我俩逐渐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沟通。
听了温克勒的经历后，我再次为国家安全部内丑陋黑暗的一面感到无地自容。长期以来，我一直是该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在遇到扬卡时，我也是满面羞愧。他是一位老共产党员，父亲的战友。他诉说了1956年动荡后他受到的迫害和在狱中的经历。他被送到臭名昭着的包岑监狱。1989年12月，我和扬卡主持了德共全国代表大会，试图把统一社会党改造成一个民主社会型的政党。我参与起草了一份关于斯大林时期以及东德历史上所犯的罪行的报告，并向东德人民表示道歉。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和我的继任人格罗斯曼多次说过，我们情报局不能回避自己在镇压国内人民中应负的责任，并希望能够得到人民的宽恕。
利用强大的国家安全机构来对付持异议或是想移居海外的本国公民，完全践踏了共产主义创始人的美好理想。改革的机会就这样被白白地浪费掉了。时至今日，我仍为自己当初的沉默感到内疚和痛苦。
我极不赞成任何蛮干的行为。可我们有些“友好”谋报机构却不这样想。一天，我接到保加利亚柏林站站长打来的电话，请我找个可靠的医生，帮他们处理“一件难事”。在我一再追问下，他只肯说：“有点货想出手，担心坏掉。”
我马上明白了。保加利亚人一定是绑架了谁，而且给他注射了麻醉剂，可忘了监测麻醉剂的药劲。我们找到一个为国家安全部做事的医生，把他送到保加利亚使馆。这种人见过世面，不至于一上来就被吓着。大约一个小时后他打电话告诉我说：“太晚了！那伙笨蛋给他注射的剂量杀死一匹马都有富余。他们把人塞到汽车行李箱里。一没空气，二又注射了大量的麻醉剂。不死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