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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条路子，把社会化的财产置于市场经济之下，并推行政治上的改革。无疑，改革的步子会迈得更稳健。
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中，安德罗波夫从未像他的前任勃列日涅夫或是继任人契尔年科那样盛气凌人。科切马索夫回忆道，他被任命为驻东德大使后，安德罗波夫嘱咐他说：“我们需要一位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新大使，不是一位殖民总督。”至于苏联摆脱了昔日俄罗斯帝国颐指气使的习气后是否会走向社会主义制度成功的改革，这个问题仍有待探讨。
也许我在这里谈到的有关安德罗波夫的片断有助于消除西方人士对他怀有的困惑。一方面，他被描绘成不露声色的开明人士，甚至还是爵士音乐的爱好者；另一方面，西方分析家又难以把这种看法与他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的强硬态度联在一起。这其实是不得要领。我可以证明，安德罗波夫确实赞成改革，但不会照搬西方民主那一套。他会认为这样做将导致混乱。安德罗波夫的改革会是一种自上而下推行的改革，伴随着自身不可避免的种种局限性。但我认为，这种改革会更加有条不紊，更见成效。
我对安德罗波夫的敬佩并不意味着他对我总是有求必应。1978年我设法通过双方交换被捕间谍救出纪尧姆即是突出的一例。我当时揣度，波恩只有从苏联那边换回一条大鱼，恐怕才会交出纪尧姆这会抬高他们作为全球外交游戏中主要一员的身价。同时，考虑到西德国内政治的需要，我们还可以再搭上几名被捕的西德间谍，以增加这笔交易对西德的诱惑。我在一个信封背面漫不经心地写下可能交换给西德的人的名字，不禁意识到这笔交易的关键，也是难题，系于夏兰斯基。更确切些说，系于克里姆林宫与他结下的不解之仇。
夏兰斯基连续5年为争取苏联犹太人的权利奔走呼吁，与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一道成了持不同政见者心目中的偶像式的人物。疾恶如仇的索尔仁尼琴着有描写政治犯流放生活的《古拉格群岛》一书。萨哈罗夫是一位持不同政见的科学家，苏联的原子弹之父，后来投身人权事业。夏兰斯基获此名望既是个人魅力的结果，又有幸运的因素。他碰巧遇到对他深表同情的记者。像他这样执着的持不同政见者苏联又何止几百。可他们却默默无闻。这名腼腆的学者因为名扬海外成了克格勃和苏共的眼中钉，肉中刺。我很熟悉莫斯科对付敌人的做法，知道他们常常以驱逐不喜欢的人了事。索尔仁尼琴被押上了飞机，送到西德。萨哈罗夫被流放到国内的高尔基城（安德罗波夫的决定）。所以干吗不照章办理，把夏兰斯基也驱逐呢？然而安德罗波夫不这样想。
“沃尔夫同志，难道你看不出发出这样一个信号会带来什么后果吗？”他回答说。“此人是个特务（安德罗波夫认为夏兰斯基与中央情报局有染）。更重要的是，他是犹太人，在为犹太民族说话。我们国家遭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大多了。倘若现在对犹太人让步，下一个又该轮到谁？伏尔加河流域的德裔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还是卡尔梅克人或车臣人？”
安德罗波夫是指被斯大林逐出家园的少数民族。斯大林的用意是将潜在的敌人从他们的故土上连根拔掉。克格勃用“异己分子”一词形容这些少数民族。我以前从未听到过这个词。苏联领导人觉得这些少数民族心存不满，脑后有反骨。据安德罗波夫估计，这批人的人数高达850万。
“在眼前困难的条件下，我们不能轻率地试图解决所有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如果同时打开所有阀门的话，人民发泄起不满来会势如雪崩，一发不可收拾。”安德罗波夫又解释道。安德罗波夫终于向我吐露了真言。苏联人在人权问题上顽固不肯让步的真正原因原来是害怕，害怕过去斯大林将国内少数民族视为异己的做法会激化苏联的民族矛盾。夏兰斯基于是不仅是苏联犹太人的象征，而且也会成为许许多多“异己”民族的象征。
今天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夏兰斯基是中央情报局的人。然而当年安德罗波夫对这一点坚信不疑。他尤其没有任何必要对我撒谎。除了怀疑夏兰斯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外，安德罗波夫还有更重要的考虑。他如此坦率地谈到苏联隐含的少数民族问题，令我大为吃惊。安德罗波夫接下去说：“夏兰斯基会成为所有犹太人的一面旗帜。由于过去斯大林的排犹行为，这些人对苏联国家积怨甚深。他们在国外还有着势力强大的朋友。眼下不是释放他的时候。”谈到苏联的衰弱时他同样坦率。他提起14年前我俩见面时他曾说过，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标志着苏联开始走下坡路。
我几次试图说服安德罗波夫同意交换夏兰斯基，都失败了。一听到夏兰斯基的名字，他就变得焦躁不安，大声说：“他是个特务。没什么好讲的。”我们的谈话就此告终。
最终，纪尧姆还是因健康欠佳的缘故提前获释（他和安德罗波夫一样患有肾病）。不管西德人多么不情愿，他们不得不算一笔账。倘若纪尧姆死在狱中，他们用这具尸体是换不回己方有价值的间谍的。此外，昂纳克接替乌布利希后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并向施密特暗示，除非此事得到解决，否则他也许会限制交换俘虏以及两德之间家庭成员的团圆。
1980年，我随米尔克飞赴莫斯科，借东德国家安全部成立30周年之际向克格勃的一些高级官员授奖章时再次见到安德罗波夫。无论是克格勃还是东欧集团各国的情报机构均非常重视这类仪式。双方基本上是一来一往。每逢他们纪念日时，他们向我们授勋。轮到我们的节日时，也向对方人员授奖。苏联阵营内各国之间彼此授来授去，最后没人记得克格勃的头头脑脑得到过多少奖章。克格勃总部专门雇了一个人，负责确保出席这种场合的克格勃官员不至于戴错奖章。我们这一次授给安德罗波夫的是一枚金质奖章，以纪念克格勃与东德国家安全部在过去30年中的兄弟般的合作。当时他正住院，但还是在医院里接受了这枚奖章。
1980年是苏美关系剑拔弩张的一年。北约组织声称，由于苏联在俄罗斯西部和东德部署了SS…20机动导弹，它必须对此采取反措施。1979年下半年，北约决定，除非1981年12月底以前苏联通过谈判同意从我国撤出这批导弹，否则它将在4个欧洲国家部署核导弹，其中包括西德。这将使冷战双方直接受到近在飓尺的可以打到欧洲大部分主要城市的导弹威胁。此时北约规定的期限已过，东西德一片愁云惨雾。一些评论员把当时的形势比做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在战争乌云密布的情形下，一步不慎就有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保守派人士把这种看法斥为左派的危言耸听。但我知道，施密特会晤昂纳克的特使时，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人们对可能发生一场核对抗忧心忡忡。施密特私下会见昂纳克的经济顾问、在两德事务中经常扮演中间人的米塔格时抱怨说，华盛顿正在给西德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局势正在失去控制。我们必须经常保持联系。”施密特还告诉米塔格，恐慌会急剧升级。但昂纳克应该知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可以信赖的。“西德一方决不会胡来，”他最后说。换言之，两个超级大国玩这场战争游戏时，我们德国人应该彼此对话，保持头脑冷静。
安德罗波夫认为，美国人正竭力想占有对苏联的核优势。他提到卡特总统、他的顾问布热津斯基以及五角大楼人士曾声称，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苏联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现在不是我们示弱的时候，”他说。安德罗波夫还对苏军同阿富汗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叛乱分子作战时伤亡日益增大感到不安。我试探地问他今后在阿富汗问题上有何打算。他只肯说：“现在已经没有退路。”
安德罗波夫骂得最狠的要数施密特总理。施密特已同意接受北约的双轨战略：一面谈判，一面计划在西德部署核导弹。“这个人是个两面派，”他抱怨说。“实际上他是站在美国人一边的。跟这号人不应有任何高层接触。”我猜想他是指昂纳克与施密特之间的私下往来。刚才他同米尔克私下交谈时一定涉及到这个问题。这种接触经常背着苏联人，为此他们一直很恼火。莫斯科对东方政策带来的东西德关系的松动满腹狐疑，想牢牢控制东西德关系改善的步伐。安德罗波夫和外长葛罗米柯尤其处心积虑地想阻止昂纳克访问波恩。国际风云越是险恶，昂纳克和施密特越是努力改善他们的个人关系。两人通过一条电话专线保持联系。与此同时，西德陆续不断地用金钱换回一批又一批东德犯人的自由。这种交易成了最能反映两德关系状况的一面镜子。
我们通过波恩的情报渠道获悉，西德与北约的关系颇为紧张。当初莫斯科和华盛顿不与各自的盟友商量，单独就限制洲际导弹力量达成协议时，是施密特首先提出欧洲防御的问题。如今他弄得骑虎难下，自食苦果。卡特呼吁西德和美国一道抵制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将矛盾激化到了极点。施密特本来就貌合神离的政府分裂成赞成抵制和反对抵制的两派。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士告诉我们，施密特可以以辞职要挟，迫使内阁批准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决定。我们根据安插在西德重要政府部门的间谍提供的情报获悉，施密特对美国人向他施加压力极为恼火。美国对苏立场趋于强硬迫使他取消原定对东柏林的访问。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念念不忘与东德保持联系，对参加超级大国的游戏不感兴趣。他坚持自己出面，直截了当地宣布取消预定的东德之行，而不是设法把昂纳克逼到不得不主动撤回对他的邀请的境地。
一旦谈判破裂，我主管的情报局负责向莫斯科提供美国将于1982年在欧洲部署的美国潘兴2式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地点及技术参数的情报。说句老实话，我对美国核战略的了解远胜于对苏联在东欧部署的导弹的了解。这主要归功于我在北约组织内部的头号间谍鲁普。虽然我们是莫斯科的头号盟国，而且部署在最靠近前线的导弹是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但苏联人机动式SS…20导弹的部署地点对我们也严加保密。苏联人的这种目中无人的行为惹恼并疏远了不少本来对其忠心耿耿的东德人。只有举行假想北约对我们实施首次核打击时的特别备战演习时，才叫上我们情报局的人参加。
随着美国重新扩充军备以及更为咄咄逼人的里根政府上台执政，我们的苏联伙伴焦虑不安，担心会遭到核导弹的袭击。俄语里称为核袭击。东德情报局接到指示，查明西方是否有这类突然袭击的计划。为此，我们专门抽调一批人，成立了一个特别形势分析中心和紧急指挥中心。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员必须受过军事训练并参加受到假想袭击的演习。我和大多数有头脑的人一样，觉得这种战争游戏实在是浪费时间。可上面的命令一向不容置疑，这一次也不例外。我不再相信欧洲会爆发核战争。但我的确认为，世界两大敌对制度在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对抗会进一步加剧。同时，我越来越怀疑，双方的主要政治家是否理解世界形势正在发生的变化并抓住变化带来的机会。我开始萌生退休的意念，想转入写作。然而剑拔弩张的形势令我难以脱身，不得不三番五次推迟做出决定。
别看莫斯科外表气壮如牛，我深知美国采取强硬立场将使苏联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第二轮谈判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对吉米·卡特的当选我们毫无准备，最初手头上有关他的材料少得可怜，只知道他是一位不引人注目的花生种植主。波恩的耳目告诉我们，这位新上任的总司令同样没有引起西德人的重视。我们听说后感觉才好了一点。卡特上台后宣布了破记录的高达15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用于建造MX和三叉戟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新核潜艇以及拥有100000余人的新预备师。莫斯科对此惊恐万分。一位苏联着名核战略家私下对我说：“我们拼经费可拼不过他们。谢天谢地，多亏我们在其他地方比他们强！”
此时，东德与西德已绕过各自的主子，消除了政策上的部分分歧。社会民主党政府内担任议会党团主席的实权人物赫伯特·魏纳对美国的核战略政策忧心忡忡。为不使波恩与东德的联系中断，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通过他的助手维南德得到一份他起草的机密文件。他对华盛顿的真实意图的满腹狐疑可以从中窥见一斑。魏纳毫不客气地批评美国人：“中央情报局在两个德国之间挑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