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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真实意图的满腹狐疑可以从中窥见一斑。魏纳毫不客气地批评美国人：“中央情报局在两个德国之间挑唆战争。这不是什么新发明。中子弹就是专门为鲁尔区和柏林设计制造的。我和施密特一样信不过卡特。倒不是怀疑他居心叵测。问题是他什么都想试试。这种态度很容易引出乱子。”
前面提到过，我认为魏纳知道他的助手与东德有染。他本人对共产主义制度早已心灰意冷，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人。但他清楚地向我们暗示，为了扞卫德国的利益，稍有核冲突的苗头，他会立即通知东德，不管他本人会冒多么大的政治风险。他还通过安排双方交换间谍的律师福格尔进一步发展了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联系。最终魏纳对昂纳克的信任恐伯超过自己党的领袖。我们甚至通过西德方面的人得知，魏纳留下遗嘱，他死后私人文件存放在东德。
美国政策不可理喻的转变令我们忐忑不安。与此同时，这段时间苏联外交政策的反复无常也令我们头痛不已。昂纳克思想上刚刚转过弯子，准备根据新的东方政策调整对西德社会民主党人的看法时，莫斯科即发出了刹车的信号。
专门负责与我个人联系的苏联谍报官员布达欣向我提出的问题表明，尽管两国官员频频举杯祝酒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莫斯科与东柏林的关系注定是聋子的对话。建造一条穿过东德领土的汉堡至柏林的高速公路也好，修一条东西德航运河道也好，或是与西德的产业巨头克虏伯或赫希斯特谈判生意也好，每次苏联人都表示怀疑和反对。通常这会导致又一次推迟双方期待已久的昂纳克与施密特的会晤。
昂纳克有一种幻觉，以为他可以单枪匹马地解决这类问题。加之东德国内模仿苏联对其领导人搞的个人崇拜对他大肆吹捧，更使他飘飘然。他从魏纳处得知苏联人与波恩背着东德秘密会谈后，漫不经心地说：“没有我们在场，他们什么也决定不了。”历史证明这是他的一大失误。
我自己也是棋错一着，过分依赖苏联而没有认识到这样做的后果。苏联是我生活学习过的地方，我对苏联毕生怀有深厚的感情，同苏联谍报官员交情颇深。受此影响，我以为克格勃把我们情报局当成一个平等的伙伴。我知道莫斯科从我们这里源源不断地得到了大量情报：如有关他们正面之敌的政治和军事情报，美国国家安全局编写的电子侦探的技术手册，中央情报局特工的姓名与工作方式以及数量惊人的科技情报。由于忙不过来，这位苏联联络官不得不增加一名助手帮助处理收到的这些情报。而我们从苏联人那儿得到的情报则少得可怜。不过苏联谍报机构的高级官员对此状况供认不讳，并尽自己的力量设法改变这种现象。加上莫斯科的任何变革都是步履蹒跚，我竟昏昏然认为莫斯科始终会把我们置于他们外交政策的首位。斯大林、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代一直是这样。因此，1989年戈尔巴乔夫决定把我们交由北约组织处置时，我们仿佛当头挨了一棒，瞠目结舌。
话说回来，对苏联人俨然以占领国自居，毫不顾忌东德人感情的行为，我们已习以为常。昂纳克常常向莫斯科表达他对在东德领土上集结大量的武器、军队外加现在的核导弹的关切。然而他实际具有的影响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大。对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差距十分悬殊。可自欺欺人当时恰恰是我们这个苏联帝国前沿阵地的生活特点之一。1979年，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导弹之争愈演愈烈。苏联威胁说要在东德部署更多的导弹。一天，米尔克对我说：“我们才不会花费巨资为他人做嫁衣裳，砍树伐林，为坦克和导弹发射器腾地方。等着瞧吧。什么事也没有。无非是继续谈判罢了。”
不用说，当运载体积庞大的苏制SS…20导弹的车辆借着夜幕的掩护伪装成运载木头的汽车隆隆开进东德时，东德马上乖乖地伐林开路。
也许我不适当地抬高了安德罗波夫。毋庸赘言，他当然做过错事。即使钦佩他的人对他的一些做法也不能接受。剥夺索尔仁尼琴的国籍也好，将萨哈罗夫流放到高尔基城也好，不肯释放夏兰斯基也好（这些都是他本人做出的决定），皆出于同一心态：维护苏联的稳定高于一切。他对不出格的政治多元化形式的兴趣仅限于旁观匈牙利“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我们其他国家半嘲半讽地给它起了这个名字）的实验。与此同时，在苏联国内照旧实行严厉的统治。不过他在中央委员会内推行改革时比戈尔巴乔夫更为谨慎。他一手倡导的反腐败运动无论就其深度还是广度继任人中无人企及。
安德罗波夫将克留奇科夫提升为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的决定虽在情理之中，却不明智。从1956年安德罗波夫在布达佩斯工作时起，克留奇科夫一直跟随在他左右。安德罗波夫知道克留奇科夫熟悉外交政策，一定觉得把外国情报局交给他一手栽培的这个人可以防止情报局的人看问题鼠目寸光，再次陷入钩心斗角之中。
克格勃卷入阿富汗之后，克留奇科夫在克格勃内的威信日益增高。苏军入侵后，他组织了随后的一系列特别行动，获得好评。但他缺乏安德罗波夫的洞察力，气质上也不适于做第一把手。一旦得不到师傅的指点，这位聪明称职的第二把手马上会茫然不知所措。1982年我去苏联祝贺他出任克格勃首脑时，克留奇科夫流露出对安德罗波夫近乎崇拜英雄似的景仰。晚宴上，他向我背诵了安德罗波夫写的几首诗。我这才知道安德罗波夫原来还写诗。诗写得很有水平，调子忧愁而悲伤。风格上似模仿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主要是感叹逝去的青春或旧日的爱情。听了这些诗，我对安德罗波夫更加肃然起敬。不过一个克格勃首脑忙着背诵新当选的苏共总书记写的爱情诗总让我感到有那么点滑稽。
每次我去莫斯科，克留奇科夫总是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后面的一间小屋里，给我倒上满满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然后问：“有什么情况没有？”米尔克在场时，就远没有这么直截了当了。双方都要走一遍政治过场，没完没了地为伟大的革命成果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干杯。这两个谍报首脑心里比谁都清楚，他们各自国家的情况并不妙。这些话出自他俩口中让人感到有点怪兮兮的。
每回见克留奇科夫都免不了看一场戏。他是剧场的常客，为看过莫斯科上演的主要剧目颇为自豪。每次看戏，他都要拿一份节目单。收集的所有节目单一律存放在他的办公室里。因此落了个兴趣高雅的名声。其实他频频出入剧场同他的收藏嗜好不无关系。80年代中期一次他访问东德时，我觉察到了这一点。当时魏玛国家大剧院正在上演《浮士德》。尽管克留奇科夫的德语十分蹩脚，却非要看一场演出。无疑他知道这是一出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戏。《浮士德》演出时间长达8小时，连我这个母语是德语的人都没有耐性把它看完。不过为了德苏友谊，我甘心舍命陪一回君子。开演大约一小时后，我偷偷溜了一眼身边的客人，发现他正闭目打盹儿。显然，歌德也让他吃不消了。第一幕演完后，他显得懵懵懂懂，一副没看懂的样子。“这个剧我已经了解了个大概。下面的不用看了，”他对我说，然后紧攥着节目单离开了剧院，对自己的收藏中又多了一份节目单感到心满意足。
虽然我不像尊敬安德罗波夫那样尊敬克留奇科夫，但和他相处得很好。1991年8月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听到他为推翻戈尔巴乔夫发动了一场拙劣的政变的消息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苏联谍报机构和苏共党内有不少人对戈尔巴乔夫打算给予各加盟共和国更广泛的自治权限极为不满。所以我对政变本身并不感到惊奇。让我难以置信的是这场政变手法的滑稽可笑。克格勃里的老熟人向我发牢骚说，他们事先甚至没有接到通知。政变发生后，一切显得杂乱无章。政变的策划者束手无策。无怪乎我的这些老熟人们拒绝公开对它表示支持了。
克格勃的优势之一在于：它的成员感到自己是由克格勃和兄弟谍报机构组成的一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同时克格勃自身也存在一些弱点。其中头重脚轻的党的官僚机构以及克格勃内根深蒂固的互相猜疑当推为首。后者反映出，尽管安德罗波夫和克留奇科夫尽了最大的努力，克格勃仍然未能完全走出斯大林和贝利亚的阴影。
然而克格勃精心向其成员灌输自己是优秀分子中的一员的观念只反映了它的一面。另一面则是长期以来对出生入死为它工作的间谍无动于衷，没有任何感激之情。这些间谍常常在失去价值之后被克格勃抛弃或冷落一边。苏联阵营谍报这一行内以信义着称的东德成了莫斯科甩包袱的地方。几名暴露了身份的间谍都被莫斯科推给了我们。这给我们增添了财政上和安排上的负担。因为苏联阵营内的财会制度总是对苏联有利。每次苏联把一个没用的间谍推给我方时，他带来的那点钱根本不够付给他找一套舒适的房子以及一份合适的工作的费用。
克格勃和格鲁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手下都有为它们干的东德人。虽然我们两国和两个谍报机构之间关系密切，可苏联人仍喜欢用自己找的人，而且对我们守口如瓶。只有事情败露后，我们才获悉某个间谍原来是东德人，通常在西德或北约组织为苏联搜集情报。这些人服刑期满或用被俘的西德间谍交换回来后，苏联人期待我们照顾他们今后的生活。这种事十分棘手。一旦一名间谍在西方暴露，就再也无法派往国外。再说我也不想让这些人在可以接触到机密或是可以旁听到敏感消息的国家安全部的任何部门工作。
最让人伤脑筋的是，这些人通常患有忧郁症或其他的心理疾病，因为苏联对他们个人做出的牺牲既无感激之情，又对他们弃之不理。许多人受此冷遇后，感到苏联主子怪罪自己不慎落网。其实大部分人是因为其他原因被捕，通常是由于安排他们与苏联联络员（西方称信使）接头时不够谨慎小心，或是莫斯科那头出了叛徒。苏联人对这些暴露了身份的人如此冷漠，令我失望。他们饱尝艰辛，却往往连一枚奖章也得不到。
窃得原子弹秘密的福克斯就是这样一位间谍。我对他极为敬重。他向主管制定核战略的贝利亚提供了英美在钚弹和铀…235方面的详尽的研究成果，为苏联研制原子弹立下了汗马功劳，堪称帮助莫斯科造出原子弹的第二功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为躲避纳粹移居英国，在哈韦尔研究中心研究核技术。福克斯和索尔格、菲尔比属于同一类人。和他们一样，福克斯自愿运用自己的知识为苏联服务。三个人都深信，只有在苏联的帮助下才能战胜希特勒。福克斯听到纳粹德国的科学家正在研制原子弹的消息后，开始把自己掌握的机密透露给苏联。
福克斯在纳粹德国的生活经历加深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1945年7月16日美国在位于新墨西哥州沙漠的阿拉莫戈多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就在现场。事后他迅速将这一消息捅给了莫斯科。仅仅8天后，战胜国在波茨坦举行了会议。会议期间杜鲁门总统向斯大林暗示美国已发明了一种威力巨大的新型武器时，斯大林引人注目地没有显出吃惊的神色。
自1950年在英国被捕起，福克斯遵照苏联军事情报局的指示在此后的30多年里一直保持沉默，既没有写回忆录，也不接受采访，哪怕是苏联或东德新闻机构的采访也一样遭到他的拒绝。1959年被英国释放后，福克斯定居德累斯顿。然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人甚至不允许我们接近他。到了70年代，苏联人终于同意我们情报局的科技部可以偶尔向他咨询一下能源方面的问题，但不得涉及他过去的谍报业绩。
这个曾为窃取核机密做出非凡贡献的人如今却在东德闲居，不时应我的同事的请求回答一些比较各种冷却系统优劣或核物理学方面的问题，对自己过去的伟大功绩却只能三缄其口。每想到此，我内心极为不安。我曾组织人员将我方优秀间谍的生平和业绩拍成电影或写成传记。一是作为对他们的纪念，二是借此在情报局内培养一种集体荣誉感和继承传统的精神。福克斯无疑是一部绝好的教材。我当然不能在没有得到上面领导人的批准的情况下就去找他。经过我再三做工作，昂纳克终于同意由我出面说服福克斯把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拖了一段时间后，我终于获准拜访他。和我同行的还有情报局内一位懂核物理的高级官员。自从他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