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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眼，强调说，这份文件是他主管下的反谍报机构搞到的，与我们外国情报局无关。
谁也没敢问苏联人如何看待这份文件。因为这次会见后不久，东德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里的一位同事警告我说，马上会爆发一场丑闻。国防部里海洋及战略方面的专家分析过这份材料后指出，美国人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没有能力把一艘潜艇派到这名ASA人员声称他见到它的水域。随后，ASA分子交待的供词如多米诺骨牌纷纷不攻自破。发现这一切纯属虚构的不是反谍报机构内的调查人员，而是大名鼎鼎的律师福格尔。此事败露前，上面指派他担任不幸的ASA人员的辩护律师（这些叛逃人员因供认参与了所谓的ASA活动而得到宽大处理，但仍因叛逃罪受到审判）。福格尔仔细阅读了这些人的案卷后发现，大部分供词都是9处人员自己加进去的。更有甚者，9处的高级官员看来根本不相信有ASA这回事。然而面对下面人员的纷纷报喜，又为了取悦喜欢听到这类供词的反谍报机构总部里的上司，他们无力或不愿意及时制止事态的发展，以致后来越演越烈。
米尔克闪电般地将9处处长解职，并指派专人调查此事。他在一次会议上严厉告诫安全部的工作人员要奉公守法，始终尊重公民的权利，并呼吁加强对调查人员的监督。“供词不能取代独立取证，”他吼道。“我们决不能搞宁肯错捕一个，不使一人漏网那一套。”我们大家听后面面相觑。这话是从米尔克嘴里说出来的吗？不过他训完话后结尾的几句令我们放下了心。“同志们，敌人就是敌人。对他们决不能有丝毫怜悯。”至少我们知道米尔克精神没出毛病。
米尔克自己是否认识到ASA闹剧是他向部下施压的结果，我不得而知。9处在苏尔地区的所有高级官员均被悄悄撤换。不过应对此案负责的人中没有一个受到惩罚。显然，部长大人觉得还是不声张为好。 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和平运动风起云涌。无论东德还是西德政府均面临巨大压力。原本对抗议活动不感兴趣的公民出于对核冲突的担心，反核情绪日益高涨。30万人涌到波恩，参加抗议北约在欧洲部署核导弹的和平示威。西德国内的这类反核活动正中我们下怀，因为这会给北约决策人带来复杂的政治因素。西德的领导人面对这种政治压力常常十分恼火，转而指责我们煽动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操纵和平运动。
事实上，西德境内的和平示威活动的确得到了东德的资助。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有一本难念的经。既要设法支持西欧的和平运动，把它作为反对华盛顿的宣传武器，又要竭力压制本国的和平团体，把它们的宣传斥为“意识形态上的旁门左道”，处境颇为尴尬。像在波恩和英国的格里纳姆一康芒举行的那样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苏联阵营内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不过我们意识到，和平运动已在我们各自国家内生根，构成了对苏联势力的挑战。和平这一主题尤其令东德领导人坐卧不安。他们一向认为，和平是共产主义的理想。1980年苏联在东德部署SS…20导弹后，当地东德居民忧心忡忡。对核导弹的共同憎恨开始使长期分割的东西德人民走到一起。和平课题还使人注意到东德社会中人民更广泛的不满情绪。教会的不少教士成了和平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躲在幕后出谋划策，打着反对核政策的幌子积极引导抗议活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仅如此，和平运动还把一批积极支持苏联和东欧国家内持不同政见者的知名文人学者推到了前台，如流亡美国的索尔仁尼琴、和索尔仁尼琴一样被剥夺了国籍的东德着名歌手和诗人比尔曼、西德、诺贝尔文学获奖人海因里希·伯尔等。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政治局担心，人民可能会在其他问题上对共产党政权发难。西德和平运动中的一些头面人物也令我头痛不已。自从1975年苏联签署了赫尔辛基人权协定后，东欧国家越来越难于拒绝这样的人入境。
作为熟悉西欧政治气候的外国情报局局长，我的任务是研究裁军运动对北约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并探讨东德如何利用西方国家在这一牵动感情的问题上产生的裂隙。
西德经历了1968年的学潮后，一批与德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人成立了德国和平同盟。这并非是我方精心策划的结果，至少成立之初不是。莫斯科与东柏林很乐于看到左翼积极分子成立这样的团体，然后静观其发展。连我也为这类团体宣传的观点在社会上如此迅速扎根感到惊奇。我在二份给下属的备忘录中写道：
出身富裕家庭的青年人的价值观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对社会上的这部分人来说，个人的荣华富贵越来越不重要。关心人类的命运，声援正义事业并追求一种“同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同感”是指同属于一个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和理想截然不同的团体。
西德青年价值观的转变给我们发展间谍提供了新的机会。为了谨慎起见，我们决定不在和平运动内部发展间谍。干谍报这行，随时都会有意外发生。如果人们发现反核抗议运动中的头面人物受了我们的利用，他们就会威信扫地，被追随者和公众视为苏联的小走卒。有几次我们确实试探过有可能为我们做事的人。如果他们同意，我们会建议他们今后避免过多地卷人反核运动。这样做还有一个明智的理由：主张裁军的公民常常受到本国反谍报机构的监视，看他们是否与可疑的人有来往。
在这场核威慑理论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较量中，公众舆论如何看待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意图至关重要。我们的重点是反击美国人宣传的苏联威胁论。有一个组织在这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组织名叫将军争取和平运动，听上去简直自相矛盾。它不过是和平运动中一个小小的分支。别看它人数寥寥无几，对裁军问题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将军争取和平运动成立干1981年，其成员是因对北约的核理论不满而退役的陆海军将领。他们中包括：出身贵族，在波恩社交界和军界颇有影响的退休西德陆军少将冯·鲍迪辛公爵；英国的哈博特尔将军；美国海军上将马歇尔·李；法国海军将领桑吉奈蒂；荷兰的冯·迈恩费尔特将军；意大利的帕斯蒂将军和葡萄牙的戈麦斯将军。不久，新退休的西德精锐的第12坦克师师长巴斯蒂安将军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是一位优秀的军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俄国前线受过伤。战后曾任国防部顾问。被任命为第12坦克师师长前从上校一步步升至准将和少将。面对西德军队里旧疾复发的倾向以及周围高级军官逐渐流露出的对纳粹时代的怀旧情绪，巴斯蒂安将军忧虑万分，坚决反对美国在西德部署核武器。1980年他退役后，一心扑在和平运动上。私人生活方面，除了多年患病的妻子外，他还新结识了一位女友，叫凯利。凯利雍容大方，哪怕是最气势汹汹的鹰派人士受她魅力的感染也会耐心倾听她陈述更温和的政治观点。
将军争取和平运动的智囊和主将是一个叫卡德的人。他曾是西德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军官，后来成为汉堡大学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位论述和平问题的多产作家。他对德国和美国军界和军工界上层人士之间的瓜葛做过认真的研究。国防军工业部门视他如鲠在喉。
将军争取和平运动的宗旨与欧洲形形色色的争取裁军的组织无甚不同。但呼吁和平的示威者一向对军人十分崇拜。这9位将军很快发现，他们在和平运动中几乎被崇为偶像。9个人都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多数人身上还留下了伤疤。这使他们具有一种和平示威运动的年轻领导人所不具备的权威。他们在自己生涯的巅峰时期还参与制定了核威慑理论下的战略计划，从而说话更有分量。谁也无法指责他们信口开河。
将军争取和平运动主要是靠卡德和冯·迈恩费尔特一手筹办起来的。其实卡德的许多想法和点子源于莫斯科。东德外国情报局还向它提供了大量的经费以及其他方面的协助。卡德在这一组织内外的朋友和同事一直被蒙在鼓里。倘若知道的话，一定会大惊失色。
我并没有指示部下渗透到将军争取和平运动中。我不需要这样做。第10处内特别工作组的高级官员知道，他们的任务是以迂回手段帮助西方任何可能为我所用的团体。考虑到将军争取和平运动反北约的立场，加之它在公众中享有的威信以及在新闻界的知名度，选择它乃是顺理成章的事。
1980年年底，一名下属向我汇报了他们处的一大收获。他们通过汉堡的一个关系与卡德接上了头。卡德提出与我们见面。我们外国情报局于是派了两名官员以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工作人员的身份去见他。我们偶尔利用这块招牌做掩护。它的好处在于，一个西德人如果对东德稍有了解或是哪怕多点常识的话，也会猜出他是在与东德外国情报局打交道。这样可以避免对方因我们公开身份感到尴尬或害怕。我们隐蔽自己的手法既有暗的，也有明的。不像美国人，好像动不动就亮出自己是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的人。
见过几次面后，我的下属给卡德起了个化名，叫超一流。这不意味着已把他当做一名间谍。按照惯常做法，对我们正在秘密调查的人，均以化名称呼。不过根据给卡德起的这个化名判断，我的部下认为已同卡德做成了一笔交易。卡德谈到了将军争取和平运动，表示需要经费公开宣传他们的观点以影响公众舆论。经过协商后我批准每年资助他们一笔钱款。
这笔钱直接付给卡德。虽然数额有限，但由于该组织人数很少，也算得上是一笔可观的补贴，用于支付外出旅行和出版费用。与此同时，卡德还同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外国情报局牵上了线，并根据同克格勃人员商讨的结果起草了宣传要点。这一文件确立了该组织活动的基本方针。 这并不意味着将军争取和平运动的成员都知道卡德与外国谍报机构的关系，或者该组织的所有文件和声明都是受了莫斯科或东德的影响。这批将军的所作所为皆出于信念。不过他们的确常常采纳卡德提出的观点。以巴斯蒂安1987年在东柏林接受电台采访时的回答为例：
采访人：你是否认为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发言有助于巩固和平的势头？
巴斯蒂安：是的。我认为莫斯科最近提出的建议非常具有建设性。希望西方国家能够对此做出积极的反应。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迹象，只不过目标还不够明确。希望今后再进一步，在本届总统任期内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具体的一步：从欧洲撤出核武器。
巴斯蒂安是否知道将军争取和平运动的经费来源，我无法确知。但与卡德关系密切，从一开始就参与筹建该组织的迈恩费尔特更有理由怀疑克格勃和东德安全部插手其间，如果不是知情的话。
自从1992年巴斯蒂安和情妇凯利不幸身亡，很可能是双双自杀以来，研究人员、朋友和记者围住我不放，追问巴斯蒂安自杀并杀死他的情妇是否与公开国家安全部的档案有关。就我所知，巴斯蒂安的档案里除了他们访问东德时观察到的一点情况外，没有别的内容。他俩在绿色运动里的一些盟友怀疑涉及他俩的档案已被销毁。对此我想指出，1989年＊月至1990年1月，一批高度敏感的情报档案被销毁。据我所知，这批档案只涉及最重要的间谍或耳目。巴斯蒂安与凯利的档案不属于这一类。1995年12月，卡德在柏林去世。生前他始终不承认他与苏联阵营的情报机构有染。死后他以一名研究人员和倡导和平人士留名后世，如愿以偿。
毋庸赘言，不让人们知道我们是将军争取和平运动的赞助人至关重要。它的感召力就在于，它既不属于北约阵营，也不属于华沙条约组织阵营。卡德最终说服苏联也派一名将军参加这一组织，使它显得更有代表性。和本组织内其他与本国政府和军队拉开距离的将军不同，这位苏联将军只不过是被抽调来扮演和平将军的角色，因此很不热心。 将军争取和平运动在国际上出名后，东德各部门纷纷争相邀功。尤其令我们气忿的是，昂纳克的女婿，能力不强却靠着家庭背景当上党中央主管对外宣传的头头的法伊斯特告诉东德的这位领导人，成立将军争取和平运动是他的主意。
我们试图影响的不只是将军。博姆是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反核导弹的示威活动中经常可以在前排看到他的身影。纳粹时期，他曾是柏林一家工厂的厂长。以后不知为什么被东德逮捕，判了10年徒刑。也许是因为他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