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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也好，侠也好，都是“自由职业者”。儒的工作，主要是帮别人操办礼仪和传授诗书。侠的工作，则主要是帮别人排忧解难和看家护院。这是他们的饭碗，却又是靠不住的泥巴饭碗，随时都可能砸了。所以，儒和侠，都需要自己的代表，也都需要领袖和导师。因为他们要有出路，要有安全感和归宿感。要知道，儒和侠都是有本事的。如果散落在民间，就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主张专政和集权的韩非，就把他们视为国家和社会的祸害，说是“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必须予以铲除。许多儒和侠自己也不争气。下等的儒，为了混口饭吃，死皮赖脸。听说有人办丧事，就不请自到。下等的侠，为了糊口谋生，不讲原则。只要有人肯花钱，就前去杀人。显然，这是不行的。统治者不答应，他们自己也不满意。也就是说，儒和侠，都需要引导，都需要整合，也都需要提升。
孔子和墨子，就是儒和侠的引路人。孔子为儒指引的出路，是读书做官，而且最好是在读书和做官之间游刃有余，谓之“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墨子为侠指引的出路，是平时自食其力，急时行侠仗义。比方说，一方有难，便前往支援。历史证明，孔子的路是阳关道，也是独木桥。为什么是阳关道？因为能够荣华富贵步步高升。为什么是独木桥？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但阳关道也好，独木桥也好，总归能走。墨子的路，却是走不通的。自食其力没法出人头地，行侠仗义则不为官方所容。因此，最终儒家胜利，墨家失败。失败者留在过去，胜利者面向未来。孔子就是未来的代表，墨子就是过去的代表。
显然，孔子和墨子，或儒家和墨家，是一个阶层，两个代表。
不过儒家和墨家又有相同之处，那就是都有理想和追求，也都有原则和底线。孔子明确提出，要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论语·雍也》）。墨家的侠，则只参加防御，不参加进攻；只支持反侵略战争，不支持侵略战争。这就是底线。儒家希望通过实施礼仪来影响政治，维护和复兴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墨家则希望对武士和侠客的职业道德，进行理性的解释和规范。这就是追求。也就是说，儒家的儒也好，墨家的侠也好，都有主义，有操守，也都超越了自己的职业和出身。
实际上，儒家和墨家，代表着当时最有理想最有抱负也最有道德的一群人，即儒和侠当中的优秀分子。因此，他们势必要为无道的天下开出救治的药方。而且，正是由于药方的不同，儒墨两家便开始了春秋战国的第一场大辩论。
二 孔子的药方（1）
先说孔子的药方。
孔子能为有病的社会开出药方吗？很多人认为能。孔子自己这么认为，他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也这么认为。有一次，孔子路过卫国边境上一个叫做“仪”的小城。小城有个小官，叫“仪封人”。封，就是封土植树。封建时代，国与国之间的边境线，要挖沟，封上土，再种上树。仪封人，就是管仪城这些树的，也就是管仪城边境线的。此人也是个追星族。但凡路过仪城的名人，他都要见，因此也要见孔子。见了以后，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孔子的学生们说：诸位不要因为一时半会做不到官，就有失落感吧（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老天爷正要让你们的老师当木铎呢（《论语·八佾》）！木铎，就是带木舌的金属铃铛。古代公家有事，要摇这铃铛；使者出行，也要摇这铃铛。所谓“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也就是要孔子代天立言、替天行道了。
既然如此，孔子也就不能不拿出他的药方来。当然，这个药方，也只是他自认为找到了，当时并不管用。但是，这个当时并不管用的药方，后世却有人认为管用。直到现在，也有人认为有用，还主张拿来治现在的社会病。
那么，孔子的药方是什么呢？
也只有一个字：仁。
什么是“仁”？简单地说，就是“爱人”（《论语·颜渊》）。这是孔子对樊迟的回答。樊迟，前面说过，就是因为要学农，而被孔子骂作“小人”的那个。孔门弟子三千，被宣布为可以挨揍的有一个，挨骂的有三个。可以挨揍的是冉有，原因在本节的最后部分会说。挨骂的三个，是子路、宰予、樊迟。其中，子路挨骂最多，宰予最惨，樊迟也因为问题不靠谱挨了一次骂。其实樊迟在《论语》中出现六次。其余五次，一次问孝，一次问修行，三次问仁。问仁的三次，两次同时问知，都很靠谱。问修行的一次，还被孔子表扬为“善哉问”（《论语·颜渊》）。可见樊迟也是好学生。
樊迟向孔子问仁，孔子怎么说？樊迟问了三次，孔子有三种回答。这也不奇怪。孔子的学生问仁，往往是问“怎样才能做到仁”。孔子回答的，也都是这个问题。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况，所以孔子的回答也不同，不能拿它们当定义。
比较接近于定义的，就是“爱人”。我们来看孔子怎么说。据《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又问知（智），孔子说“知人”。樊迟不明白（樊迟未达）。孔子就又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枉，就是弯曲；直，就是平直；举，就是拿、把、将；错，就是措，也就是放置、安放、安排；诸，就是之于，也就是“它在”。所以，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把平直的放在弯曲的上面，就能使弯曲的变成平直的。
这话没头没脑，不要说我们听了不明白，就是樊迟听了，也是一头雾水。但是樊迟不敢再问，只好退出来问自己的同学子夏。子夏悟性好呀！他能从美人的笑容和眼睛（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想到“礼”，大受孔子表扬（请参看本书第一章第四节），所以樊迟要请教子夏。子夏怎么说呢？子夏说，哎呀，老师的话，内容太丰富了，太深刻了（富哉言乎）！想当年，舜帝和汤王，在千百万人当中搞海选，选出最有仁德的皋陶和伊尹，那些邪恶的人就都跑掉了嘛（不仁者远矣）！。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二 孔子的药方（2）
按照子夏的这个说法，所谓“举直错诸枉”，就是“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安排在邪恶的人之上”。后世许多学者，就是这样翻译的。但这有问题，因为孔子后面还有话，即“能使枉者直”。这话按照前面的理解，就应该翻译为“能够使邪恶的人变得正直”，而不是“邪恶的人就都跑掉了”。事实上，舜帝和汤王选贤任能的结果，也只是“不仁者远矣”。那些“不仁者”改邪归正，变仁变直了没有？好像没有。这就不能算是“能使枉者直”。所以，子夏的解释，也只是他自己的理解，未必是孔子的原意。
其实依我看，这事也不可太拘泥，认死理。也就是说，我们不必一定按照子夏的说法，把“枉”认定为邪恶的人，把“直”认定为正直的人，也可以做更宽泛的理解，解释为“错误”和“正确”，或者“错的”和“对的”。如此，则孔子的话就可以这样翻译：用正确的替代错误的（举直错诸枉），就可以改正错误（能使枉者直）。
这就是开药方了。实际上类似的话，孔子还在别处说过。据《论语·为政》，鲁哀公曾经向孔子问政。鲁哀公是在公元前494年，即孔子五十八岁那年即位的。当时孔子正在卫国做官。哀公问政，应该是公元前484年孔子回国以后。哀公问怎样才能让人民服从（何为则民服），孔子的回答，是“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这句话按照我的理解，就可以翻译为：用正确的替代错误的（举直错诸枉），民众就心悦诚服；用错误的替代正确的（举枉错诸直），民众就不会服从，或者口服心不服。这岂非开药方？
那么，什么是正确的（直），什么是错误的（枉）？
很简单，礼，是正确的，是“直”。非礼、失礼、乱礼、坏礼，都是错误的，也都是“枉”。为什么呢？因为在孔子他们看来，礼，不但是“礼”，也是“理”；即不但是礼貌、礼仪，也是真理、道理。真理都是正直的，所以“礼”也是“直”。相反，礼坏乐崩，当然是“枉”。枉则曲，直则正，理直则气壮。因此，一个君子或者有志之士，面对礼坏乐崩之“枉”，就应该理直气壮地“举直错诸枉”，用正确的“礼”取代不正确的“非礼”。
可是，怎样才能“举直错诸枉”呢？
克己复礼。这是孔子对颜回的回答。据《论语·颜渊》，颜回也曾向孔子问仁。孔子的回答，就是这四个字。什么叫“克己复礼”？一般的解释，都说克己就是克制自己，复礼就是复归于礼。但这里有一个问题：礼，原本是理直气壮的，怎么还需要克制自己？因此也有人解释说，克，就是能够；复，就是实践。克己复礼，就是能够（克）亲自（己）实践（复）礼。这个我们就不讨论了。总之，只要能够“克己复礼”，就能“举直错诸枉”，拯救这个有病的社会。这就是孔子的药方。
不过这样一来，又有了新的问题：靠什么来“克己复礼”？
仁。或者说，仁爱。孔子在回答颜回的问题时，说得很清楚：“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归，有人说是赞同（朱熹），有人说是称许（杨伯峻），也有人说是回归（李泽厚）。其实都一样。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克己复礼”，那么，普天下人也都会赞同和称许，从而使全社会回归到仁。
二 孔子的药方（3）
这样一说，就让人糊涂：又是仁，又是礼，到底是仁还是礼？
是仁，也是礼，但归根结底是仁。孔子说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这话翻译为白话文，就是：礼呀，礼呀，难道就是玉器和丝绸？乐呀，乐呀，难道就是金钟和皮鼓？也就是说：礼难道就是礼物，乐难道就是乐器？当然不是。那是什么？是仁，是爱。
这一点，在孔子那里十分明确。孔子认为，我们之所以要有礼，要有乐，就因为人们有爱心。爱心是需要表达的，表达的方式就是礼和乐。比方说，父母去世，要披麻戴孝，守丧三年，就是为了表达爱心。为此，孔子和宰予，还曾经有过一次不愉快的辩论。
宰予，前面说过，就是因为白天睡觉被孔子痛骂，却又极其崇拜孔子的那个学生（见第一章第六节）。此人在孔子门下属言语科，大约是能言善辩的。但观点往往与先生不同，还爱较劲，因此不大招孔子待见。不过宰予好像也不在乎，该问还问，该说还说，甚至刁难老师。据《论语·雍也》，宰予也曾向孔子问仁。但他不像其他同学那样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问，而是出了个假设题。宰予问：假设告诉仁者（仁者，虽告之曰），说有个好人掉到井里去了，他也跟着跳下去吗（其从之也）？虽，就是假设。这种假设题都不好回答。比如许多女人都喜欢问：我和你妈掉水里去了，你先救谁？就怎么回答都不是。宰予这个“虽告之曰，井有仁焉”也一样。孔子怎么回答？孔子说，怎么会这样呢（何为其然也）？意思就是：怎么可以这样假设呢？孔子接着说：对于君子，可以要求，不能陷害（可逝也，不可陷也）；可以欺骗，不能愚弄（可欺也，不可罔也）。当真有人掉进井里，君子肯定要救。但你不能故意弄个人到井里，然后把君子也弄进去。这就是陷害。你也不能哄骗君子，说井里有人。等他下去了，你又看他笑话。这就是愚弄。再说了，救人也未必一定要跳井，还可以有别的办法嘛！总之，对君子，你只能实事求是，不能设套。这一次辩论，孔子赢了。
关于三年之丧的辩论，则谁也没能说服谁，不欢而散。据《论语·阳货》，有一次，宰予跑去对孔子说，三年之丧，这时间也太长了吧？照学生看来，有一年也就足够了。为什么一年呢？因为陈米吃完（旧谷既没），新粮登场（新谷既升），就是一年。打火用的燧木，春夏秋冬，各取一种。一个轮回（钻燧改火），也正好一年。所以一年合适。
这无疑是对礼乐制度的直接挑战。但宰予不愧是言语科的学生，话说得理直气壮。宰予说，为什么要反对守丧三年？因为“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礼坏乐崩一词即出典于此）。三年之丧既然会导致礼坏乐崩，当然应该改革。
宰予的话说得有理有据，孔子无法正面批驳，便问：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就吃细粮穿丝绸，心里好过吗？宰予说，好过呀（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