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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矸窳�15名英军；还有一个战友说是法军。李斯特团正式团史中并没有提到任何这样的功勋，它对于许多获得奖章的成员的个人功绩都没有提到。不论原因是什么，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希特勒下士获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
他一直自豪地佩着这枚奖章，直到临死。
然而，作为士兵来看，他仍是个奇怪的家伙，他的不止一个战友都这么说。不像别的士兵，他从来没有后方寄来的信件和礼物。他从来不要求休假，甚至连一般战士对女人的兴趣也没有。对于前线的肮脏、虱子、泥泞、恶臭，他从来不抱怨诉苦，而最勇敢的军人对这些也难免有怨言的。他是个热情的战士，对于战争的目的和德国的明显的使命始终极其认真。
“我们都咒骂他，觉得不能容忍他，”他所属那个连中一个士兵后来追忆说，“当我们都诅咒战争的时候，我们中间就有这个白乌鸦不同意我们咒骂。”另外一个人说他“坐在我们食堂的角落里，双手抱头，默默沉思。他会突然跳起来，兴奋地走来走去，说我们尽管有大炮，还是得不到胜利，因为德国人民的无形敌人比敌人的最大大炮还要危险”。接着他就会对这些“无形敌人”犹＇31＇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一场狠毒的攻击，他不是在维也纳知道了他们是万恶之源吗？
的确，当他在战争中途养腿伤的时候，不是亲眼在德国本国看到过这一点吗？他在柏林附近的皮立茨伤愈出院后，曾到首都去观光，然后又去慕尼黑，他到处都看到“恶棍无赖”诅咒战争，希望战争早些结束。怠工的人遍地皆是，除了犹太人之外还有谁？他发现“办公室里犹太人充斥。几乎每一个办事员都是犹太人，每一个犹太人都成了办事员？？在1916—1917年间，几乎全部生产工作都是在犹太人的财政控制之下？？犹太人掠夺了整个国家，把它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我怀着恐惧的心情眼看着灾祸临头？？”他看到的情况，使他不能忍受，据他说，他对又回到前线感到很高兴。
1918年11月他心爱的祖国所遭到的灾难，使他更加不能忍受。在他看来，正如在几乎所有德国人看来一样，这场灾难是“极其荒谬的”和平白无故的。德军并没有在战场上被打败。它是背后中了国内卖国贼的暗剑。
这样，希特勒和许多德国人一样，对于“背后中了暗剑”的传说，慢慢形成了一种执迷不悟的信仰。这一传说日后在破坏魏玛共和国和为希特勒的最后胜利铺平道路方面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起了更大的作用，这一传说纯属子虚，总司令部实际首脑鲁登道夫将军在1918年9 月28日坚决主张“立即”
停火，他的名义上的上级冯·兴登堡陆军元帅支持他的主张。在10月2 日在柏林由德皇威廉二世主持的御前会议上，兴登堡重申总司令部关于立即停火的要求。他说：“军队不能再等待48小时。”兴登堡在同日写的一封信中断然声称，军事形势要求“立即停止战斗”。根本没有提到“背后中了暗剑”。
这位德国伟大的战争英雄表示相信这个神话是后来的事。在战争结束一年后，1919年11月18日在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的一次调查会上，兴登堡宣称，“一位英国将军说得很不错，德军是‘背后中了暗剑’”。*＇32＇ 事实上，由巴登的马克斯亲王领导的政府不顾鲁登道夫的停战要求，坚持了好几个星期之久，因为在9 月底以前，总司令部一直没有把恶化中的军事形势告诉给政府。
只有在两次大战之间在德国呆过的人才知道德国人民相信这个令人不能置信的传说的普遍程度。能够揭露这一传说不确的事实遍地皆是。但是右派的德国人不愿正视这些事实。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叫喊过，有罪过的是“十一月罪人”——这是希特勒深深地打入人民心坎中的一个称呼。在他们看来，德国军方狡猾地卑怯地诱使共和国政府签订军事领袖坚决主张签订的停战协定，后来又劝告政府接受凡尔赛和约，这些事实都是无关紧要的。而社会民主党在1918年接掌政权是十分勉强的，而且完全是为了要保全国家，使它不致于陷入势将导致布尔什维主义的极度混乱状态。这一点似乎也是不重要的。德国的崩溃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过错。责任完全在于掌握政权的旧秩序。
但是千百万德国人都不愿承认这一点。他们要为战败、为他们的耻辱和悲惨处境寻找替罪羊。他们很容易使自己相信。替罪羊就是签订了投降协定和建立民主政府并废除原来专制政体的“十一月罪人”。德国人容易受骗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常常讲到的一个题目。他不久就要充分利用这一点。
1918年11月10日那天晚上，那位牧师离开帕泽瓦耳克以后，阿道夫·希特勒“接着过着可怕的日子，甚至更加可怕的夜晚”。“我知道，”他说，“一切都完了。只有傻子、骗子、罪人才希望敌人能发慈悲。在这些夜晚，我的心中滋长了仇恨，对那些干出这件事来的入的仇恨卑鄙的堕落的罪人！我越是想在这个时刻弄清楚这件荒谬的事情，我越是感到愤慨和羞辱。
同这种悲惨境遇比较起来，我的眼痛算得了什么呢？”
于是，“我终于看清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决定投身政治”。
结果证明，不仅对希特勒，而且对整个世界，这都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
纳粹党的发端
这个年方30的奥地利人，无亲无故，无产无业，既无一技之长，也从无正常职业，在政治方面更无任何经验，他要在德国谋政治方面的发展，前途是一点也不光明的。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短短的时期，希特勒也明白这一点。“好多天以来，”他说，“我一直在考虑应该怎么办，每次考虑结果总是清醒地认识到，像我这样一个无名之辈，要采取任何有益的行动，连最起码的基础也不具备。”
他在1918年11月底回到慕尼黑，发现这个寄寓的城市几乎面目全非了。
这里也发生了革命，维特尔斯巴赫朝的国王也已经退位。巴伐利亚现在落在社会民主党的手中，他们成立了一个巴伐利亚“人民国”，以库特·艾斯纳为首，他是生于柏林的一位流行的犹大作家。艾斯纳在慕尼黑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长着一脸灰白色的大胡子，戴着夹鼻眼镜，头上是一顶黑色的大帽子，个于却特别矮小。他在11月7 日那天带领了几百个人，大摇大摆地经过街头，不发一枪就占领了议会和政府的所在地，宣布成立共和国。3 个月后他被一个年轻的右派军官安东·阿尔科一凡雷伯爵所暗杀。工人们于是成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但是寿命不长。1919年5 月1 日，柏林派来的正规军和巴伐利亚“自由团”义勇军开进了慕尼黑，推翻了共产党政权。为了报复苏维埃枪杀十几名人质，他们屠杀了好几百人，其中也有许多非共产党人。
虽然在名义上暂时恢复了一个以约翰内斯·霍夫曼为首的温和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巴伐利亚政治中的真正权力已转入右派之手。
在这个混乱的时候，巴伐利亚右派是哪些人？他们是正规国防军；他们是希望维特尔斯巴赫王室复辟的保皇派；他们是一批看不起柏林民主共和国的保守派。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成分也逐渐起了变化，主要成分已是为数众多的一批复员军人，他们的世界在1918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是那些无处扎根的人，他们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回到他们在1914年离开的那种和平社会中去的道路；也是那些在战争中变得心肠狠辣、性格粗暴的人，他们摆脱不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恶习，像希特勒（他有一个很短的时候曾经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后来说的那样，他们“变成了为革命而革命的革命派，希望革命成为一种永久存在的状态”。
武装的自由团在德国各地纷纷建立，由国防军秘密提供装备。起初他们只是被用来在发生纠纷的东部边境同波兰人和波罗的海一带的人殴斗，但是不久就开始支持推翻共和政体的阴谋了。1920年3 月，自由团的一个声名狼藉的埃尔哈特旅在一个叫做埃尔哈特上尉的冒险家率领下占领了柏林，让一个极右派的庸碌无能的政客沃尔夫冈·卡普博士* 担任总理。正规军在冯·西克特将军＇34＇率领下按兵不动，共和国总统和政府则仓皇逃向西德。只是靠各工会举行了一次总罢工，才恢复了共和政府。
与此同时，在慕尼黑举行的另外一种军事政变却比较成功。1920年3 月14日，国防军推翻了霍夫曼的社会党政府，成立了一个以古斯塔夫·冯·卡尔为首的右翼政权。现在这个巴伐利亚首府已经成了德国国内各种决心要推翻共和国、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政体、否认凡尔赛和约的束缚的一切势力的磁力中心；在这里，自由团的雇佣兵，包括埃尔哈特旅的成员，得到了庇护和受到了欢迎。。在这里，鲁登道夫将军同一批其他心怀不满的退伍军官定居下来，* 在这里，策动了多次政治暗杀，其中包括对马修斯·埃尔兹伯格和瓦尔特·腊思瑙的暗杀。埃尔兹伯格是个温和派的天主教政治家，他有勇气在将军们打退堂鼓的时候出来签订停战协定；腊思瑙是当时才华出众、颇有学识的外交部长，极端派痛恨他，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同时因为他执行了全国政府的政策，设法至少履行凡尔赛和约中一部分条款。
就是在慕尼黑的肥沃的土壤上，阿道夫·希特勒开始了他的活动。
当他在1918年11月底回到慕尼黑时，他发现他所属的那一个营处在“士兵委员会”的掌握中。这种情况使他十分反感——他说——于是他决定“立刻尽快离开”。这年冬天他在奥地利边境附近的特劳恩施大因的一个战俘营担任警卫，次年春天又回到慕尼黑。他在《我的奋斗》中谈到，：他招惹了左翼政府的“不满”，完全靠用马枪对准3 个来捉他的“恶棍”才免于被捕。
在共产党政权被推翻后不久，希特勒立刻开始他所谓的“第一次多少有点政治性质的活动”。这就是向第二步兵团调查委员会提供情报，这个调查委员会是为了要调查慕尼黑出现为时短暂的苏维埃政权的责任属谁而成立的。显然，希特勒在这件事上出的力是被认为有价值的，因此陆军继续雇用他，派他在当地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新闻局工作。德国陆军一反过去传统，现在热衷于政治，特别是在巴伐利亚，它在＇35＇那里终于建立了一个合乎自己口味的政府。为了要扩大它的保守的影响，它给士兵开了“政治训练”班，阿道夫·希特勒也参加了其中的一个班，而且是一个注意听讲的学员。据他自己的叙述，有一天，在听讲时，有人为犹太人说了一句好话，他就忍不住插嘴进去。他的反犹宏论显然使他的上级军官听了很高兴，他不久就被派到慕尼黑一个团里担任教官。其主要任务就是同危险的思想——和平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作斗争；在陆军心目中看来，这就是它在这个曾经对之宣誓要效忠的民主共和国中的作用。
对希特勒说来，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机，在他想进入的政治领域中，这是他第一次得到承认。特别是，这给了他一个机会来试验和锻炼他的演讲本领——正如他一向所认为的那样，这是要做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他说：“一下子，我得到了在大庭广众说话的机会，过去我完全无意识地靠直觉而认为具有的东西，现在得到了证实，那就是：我是能够‘演讲’的。”这个发现使他非常高兴，虽然这件事并不特别奇怪。他过去一直担心他的嗓子可能由于在前线中了毒气而永远给毁了，现在他发现已经复原，足以使“至少在一个班的小房间里每个角落”都能够听到。这一才能日后使他很轻易地成为德国最富于口才的演说家。他在电台上演讲时，几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用他的声音来左右千百万听众。
1919年9 月的某一天，希特勒接到陆军政治部的一项命令，要他调查一下慕尼黑一个自称“德国工人党”的小小政治团体。军方对工人的政党一直都很疑忌，因为这些政党都是由社会党和共产党控制的，但是这个政党却被认为可能有所不同。希特勒说，他“完全不知道”这个政党。但是在他要调查的该党会议上预定要发言的一个人，却是他所认识的。
原来在几个星期以前，他在陆军训练班上听到戈特弗雷德·弗德尔的一次讲课。弗德尔是个土木工程师，经济学方面的怪人，他坚决相信，除了“创造性”和“生产性”的资本之外，还有一种“投机性”的资本，这种“投机性”资本就是德国大多数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