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ぉ�158000人──到法国去。丘吉尔称之为“象征性的帮助”。富勒指出，直到12月9 日英国方面才第一次有了伤亡──有一个外出巡逻的班长被击毙。富勒说：“自从莫利内拉和扎戈那拉之战以来还未见过这样不流血的战争。”
那些德国将领们在纽伦堡法庭上追溯往事的时候，一致认为波兰战役期间西方国家没有在西线发动进攻，是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 哈尔德将军说＇ 只有几乎完全不顾我们的西部边境，我们才有可能在对波兰的进攻中取得胜利。如果法国人当时看出了局势的必然规律，利用德军在波兰交战无暇分身的这个机会，他们本来是有可能在我们无法防御的情况下跨过莱因河，威胁鲁尔区的，而鲁尔区对德国作战具有莫大的决定性意义。
＇ 约德尔将军也说＇ ……如果说我们没有在1939年崩溃，那仅仅是由于＇635＇ 在波兰战役期间，英法两国将近110 个师在西方对德国的23个师完全接兵未动的缘故。对此，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将军补充道：我们军人一直担心法国会在波兰战役期间发动进攻，结果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假使法国进攻，他们所遇到的将会只是德国的一道军事纸屏，而不是真正的防御。那么，在西线对德军具有压倒优势的法军＇ 最初的两个英国师直到10月初才部署好＇ ，为什么没有像甘末林将军和法国政府以书面保证的那样发动进攻呢？
说来原因很多：首先是法国最高统帅部、政府和人民当中的失败主义情绪；其次是法国人对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伤亡惨重、元气大伤记忆犹新，他们决心只要能够避免就一定要避免再遭受这样一场杀戮；第三，到9 月中旬，波兰军队的惨败使他们感到德国人不久就能把优势兵力调往西线，从而把法国最初取得的一点进展一扫而空；还有就是对于德国武器和空中优势的恐惧心理。真的，法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坚决要求英国空军不去轰炸德国境内的目标，生怕法国工厂会遭受到报复性的打击，殊不知对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如果进行全力轰炸，很可能使德国遭到致命打击。许多德国将领后来承认，这是他们在9 月间最担心的一件事。
从根本上来说，对于法国为什么没有在9 月间对德国发动进攻这个问题，丘吉尔的话可能是最好的解答。他写道：“这场战争实际上早在几年以前就已经输掉了。”1938年在慕尼黑的时候，1936年在德国重新占领莱因兰的时候，以及1935年在希特勒悍然不顾凡尔赛条约宣布实行征兵制的时候，就输掉了。由于盟国方面几次可悲地畏缩逡巡，如今就不得不付出代价，可是巴黎和伦敦却仿佛以为静坐不动就可能把那笔债躲过去似的。但是在海上却有战斗。
德国的海军不像西线的陆军那样受到禁令的限制，在宣战的第一个星期内就击沉了11艘英国船舰，总吨位为64595 吨，几乎等于1917年4 月德国潜艇战最猖獗时英国在一周中所损失的半数，当时英国的处境岌岌可危。但英国的损失往后逐渐减少，第二个星期损失了53561 吨，第三个星期为12750 吨，而第四个星期只损失了4646吨——9 月份总计被潜艇击沉的船只为26艘并＇636＇135552 吨，被水雷炸沉的为3 艘共16488 吨。”
这种损失的陡然减少，有一个原因是英国人所不知道的。9 月7 日，雷德尔海军元帅同希特勒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商谈。由于在波兰旗开得胜以及法国并未在西线发动进攻而大喜过望的希特勒，叫海军把步子放慢一些。法国表现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克制”，英国人也在“举棋不定”。鉴于这种情况，德国人决定大西洋上的潜水艇毫无例外地放过一切客船，完全禁止对法国船进行攻击，并命令在北大西洋的“德意志”号和在南大西洋的“斯比伯爵”号两只袖珍战舰暂时撤到“待命”的基地。雷德尔在日记中写道：“总的政策是实行克制，等待西方的政局进一步明朗化，这大约需时一星期。”
推翻希特勒的佐森“密谋”
密谋分子们再一次立即开始行动的时刻到来了，或者说，他们自以为是到来了，发愁的勃劳希契和哈尔德，面临着严酷的抉择：或者是采取他们在10月14日所想到的第三种“可能”＇ 即除掉希特勒＇ ，或者是在西线发动他们认为会给德国带来灾难性后果＇48＇的进攻。军队和文职机关中所有突然活跃起来的“密谋者”都力主走第一条道路。
战争爆发以来，他们已经遭到过一次挫折。在进攻波兰前夕，早已退休的冯·哈麦施但因将军又暂时被起用，在西线担任一个司令官的职务，战争开始的第一个星期，他曾经竭力邀请希特勒到他的司令部去视察一下，以表示在进攻波兰的时候他并没忽视那条战线。实际上，哈麦施但因将军，这个希特勒的死对头，是想要把他抓起来。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早在9 月3 日英国政府宣战的那一天，就在柏林阿德隆饭店匆忙会见奥吉尔维·福比斯的时候，把这个阴谋悄悄地告诉了他。但是那位元首已经嗅出气味不对，谢绝了那位前陆军总司令的邀请，并且过了不久就把他撤掉了。
但密谋分子们仍然同英国人保持着联系。他们没有能够采取行动阻止希特勒消灭波兰，他们现在集中力量于避免战事向西蔓延。文职密谋分子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在德意志帝国中，唯有军队有办法制止希特勒。随着总动员和在波兰取得的闪电般的胜利，军队的力量和地位有了极大的增长。但是正如哈尔德对那些文职密谋分子所解释的，由于编制扩大，军队也有它不方便的一面。军官队伍中增添了大量的预备役军官，而他们当中很多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同时部队的士兵又全都被灌了一脑袋的纳粹思想。哈尔德指出，要找到一支可以信赖的并且肯于反抗元首的部队是不容易的。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朋友，哈尔德都是一个善于强调困难的人。
将领们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文职密谋分子认为也完全应当考虑。就是如果他们发动一次反对希特勒的政变，英法是不是会利用政变在军队和国家中所造成的混乱，从西线大举入侵，占领德国？并且，虽然他们已经推翻了那个罪魁祸首，英法是否仍然会向德国人民提出苛刻的靖和条件？因此，有必要同英国人保持联系，以便取得明确的谅解，使西方盟国不利用德国反纳粹的政变趁火打劫。
他们通过好几条途径同英国人接触。其中韦一条途径是由约瑟夫·缪勒博士通过梵蒂冈发展出来的。这位博士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慕尼黑的第一流律师，体格魁伟，精力旺盛，而且有股蛮劲儿，所以在年轻时得到过“蛮牛约瑟夫”的绰号。他在谍报局奥斯特上校的默许下，于10月初曾经到罗马作了一次旅行，在梵蒂冈同英国驻教廷公使建立了联系。据德国人说，他不仅取得了英国的保证，并且还得到了教皇的诺言，同意在新的反纳粹德国政权和英国之间充当调停人。
另一个接触点在瑞士的伯尔尼。威兹萨克派了不久以前曾任＇649＇ 德国驻伦敦代办的西奥多·科尔待当德国驻瑞士公使馆的参赞。他在瑞士的首都不时和一个英国人菲利普·康维尔一伊凡斯博士碰头。后者曾经在德国柯尼斯堡大学担任教授，不仅成了研究纳粹主义的专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纳粹的同情者。
10月的下半月，康维尔一伊凡斯给科尔特带来了一个讯息，后来被科尔特说成是张伯伦以谅解和公正的态度对待未来的反纳粹德国政权的庄严保证。实际上这个英国人带来的只是张伯伦对下院的演说中的一段话。在这篇演说里，这位首相一方面拒绝希恃勒的和平建议，一方面宣布英国无意“使一个愿意同其他国家和睦相处、互相信赖的德国在欧洲无法获得应有地位”。那一篇对德国人民表示友好的讲演中的这一段话和其他的段落都曾由伦敦方面广播过，那些密谋分子想必也在无线电中听到过，但是他们仍然对那位非正式的英国代表带到伯尔尼来的“保证”大表欢迎，认为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东西。这些密谋分子得到了这个声明并认为自己已经通过梵蒂冈取得了英国的保证之后，就满怀希望地转向那些德国将领，说他们是满怀希望固然不错，但是也可以说是绝望中的孤注一掷：“我们唯一能得救的希望，”威兹萨克在10月17日对哈塞尔说：“就在于举行军事政变。但怎样举行政变呢？”
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德国已经决定在11月12日侵入比利时和荷兰。必须在这个日子以前举行政变。哈塞尔警告其他的人说，在德国侵犯了比利时以后，就不可能得到“公道的和平”了。
对于后来发生的事，其实应当说是对于后来为什么竟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参加这个密谋的人各持一说，互相矛盾，莫衷一是。像在慕尼黑时期的那次一样，这次的中心人物仍然是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但是他忽冷忽热，犹豫不定。在纽伦堡提审时，他解释说，“野战部队”由于“全副武装的大敌当前”，不可能举行叛变。他说他曾呼吁不直接与敌人交锋的国内驻防军采取行动，但是他从国内驻防军司令弗雷德里希＇ 弗里茨＇ ·弗洛姆将军那里所能得到的，最多只是一种谅解，那就是“作为一个军人”，只要勃劳希契下命令，他马上就执行。
但是勃劳希契甚至比他的参谋总长还要胆小怕事。“如果勃劳希契没有足够的魄力作出决定的话，”贝克将军对哈尔德说，“你就应当作出决定，给他来一个既成事实。”但是哈尔德坚持认为，勃劳希契是陆军总司令，最后责任应当由他负。大家就这样推来推去，谁也不愿负责。哈塞尔在10月末的日记中悲叹道：“哈尔德的胆略和威信都不足以胜任此事。”至于勃劳希契，就像贝克所说的，只是一个“六年级小学生”。这时密谋分子由陆军方面的经济专家托马斯将军和谍报局的奥斯特上校为首，继续在哈尔德身＇650＇ 上做工作。哈尔德终于同意，至少他们认为如此，只要希特勒进攻西方的最后命令一下，就发动政变。但哈尔德本人后来却说，这仍然要以勃劳希契作最后决定为条件。不管怎样，11月3 日，据哈尔德和奥斯特在最高统帅部里的一个心腹汉斯·格罗斯库特上校说，哈尔德通知贝克将军和戈台勒这两个主要密谋分子，要他们从11月5 日起随时准备行动，陆军总司令部和参谋总部所在的佐森成了酝酿阴谋活动的温床。
11月5 日是关键性的一天。部队将在这一天开往与荷、比、卢交界处的出击点，同时勃劳希契也约定在这一天向希特勒摊牌。他同哈尔德曾经在11月2 日和3 日视察了西线的各高级指挥部，战地指挥官们反对进攻的意见增强了他们的决心。哈尔德在自己的日记里暗自写道，“没有一个指挥部认为进攻……有任何可能取得胜利”。于是陆军总司令带着把从前线将领们那里得到了的大批论据，再加上他自己和哈尔德、托马斯等人的论据汇集成的一份备忘录，而且，用哈尔德的话来说，另外还带了一份“反备忘录”，那是对希特勒10月9 日那份备忘录的答复，在11月5 日这一天，驱车前往柏林总理府，决心说服希特勒放弃在西线立即发动进攻的计划。如果劝说无效，勃劳希契就将参加推翻希特勒的密谋——至少密谋分子是这样了解的。他们兴高采烈，非常乐观。据吉斯维乌斯说，戈台勒甚至已经着手为未来的反纳粹临时政府草拟内阁名单了，后来还是头脑较比冷静的贝克制止了他才没有这样做。那时只有沙赫特一个人对这问题极感怀疑。“你们瞧着吧，”他警告道，“希特勒准会闻出气味不对，明天不会作出任何决定。”
跟以前一样，他们全都锗了。
勃劳希契一无所获，他的备忘录也好，前线指挥宫的报告也好，他自己的论据也好，都没有发生作用，这本来也是意料中的事。当勃劳希契提出当时是西方一年之中天气最恶劣的季节时，希特勒反驳道，对德国人来说是恶劣的气候，对敌人也同样恶劣，何况来年春天天气也未见得就好。最后，这位没有脊梁骨的陆军统帅计无可施，便告诉元首说，西线部队的士气同1917—1918年的情况类似，当时军队里充满了失败主义情绪，发生不服从命令的情况，甚至有兵变。
据哈尔德说＇ 他的日记是这次极机密的会谈的主要来源＇ ，希特勒一听这话，顿时勃然大怒。他要勃劳希契说出来：“哪个部队出现了这种没有纪律的情况？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什么地方？”他要在第二天亲自坐飞机到那里去调查。据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