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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除了亚当以外的将领们心中对这一点的怀疑还是与日俱增。9 月3 日，希特勒在伯格霍夫召见了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的首脑凯特尔和勃劳希契。当时议定，各野战部队应当在9 月28日在德捷边境沿线进入阵地，最高统帅部必须在9 月27日中午知悉调日究竟是哪一天。希特勒对“绿色方案”，的作战计划还不满意，下令作了几处修改。据施蒙特少校所保存的有关这次会议的笔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至少勃劳希契——凯特尔已谄媚成性难为直言了——再次提出了如何固守西线的问题。希特勒骗他说，他已经下令加速建筑西线的工事了。
9 月8 日，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来见约德尔。后者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位将军对西线军事态势的悲观看法。他们两个人都清楚，希特勒的情绪由于受到刚刚开幕的纽伦堡纳粹党大会的狂热气氛的鼓动而大为高涨，已决意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而根本不顾法国是否干涉。连一向乐观的约德尔也说：“我必须承认，我也感到担心。”
第二天，9 月9 日，希特勒把凯特尔、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召到纽伦堡举行会议。这次会议从晚上10点一直开到第二天早晨4 点。据凯特尔后来对约德尔私下透露＇ 约德尔后来把凯特尔的话写到了日记上＇ ，会上争论异乎寻常地激烈。哈尔德先前感到自己处境微妙，必须小心谨慎，因为身为要在希特勒下进攻令时举事推翻他的密谋的主角，却不得不十分详尽地解释参谋总部关于进＇379＇ 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后来他又感到十分难受，因为他眼看着希特勒把这一计划撕成粉碎，并且不但把他，而且还把勃劳希契痛骂一顿，骂他们胆小，骂他们在军事上无能。据约德尔在9 月13日的日记里写道，纽伦堡的这一场面和德国陆军首脑人物中的出现的“失败主义”使凯特尔感到“极度震惊”。
向元首提出了陆军总司令部方面存在着失败主义……凯特尔宣称他决不能容忍最高统帅部有任何军官再事批评埋怨，动摇犹豫，消极悲观……元首已经知道，陆军总司令＇ 指勃劳希契＇ 曾要所属将领支持他，来打开元首的眼界，让他看到他不顾一切希图一逞的冒险。他自己＇ 指勃劳希契＇ 已再也得不到元首的信任了。
因此纽伦堡的空气极为阴沉，全国都支持元首而唯独陆军高级将领却是例外，诚属不幸。
所有这一切都使少年气盛、自命不凡的约德尔大为扫兴，他已经把自己的前程完全寄托在希特勒身上了。
只有通过行动＇ 这些将军们＇ 才能光荣地弥补由于他们缺乏意志力量与服从精神所造成的损失。这是同1914年一样的问题。陆军方面抗命的例子只有一个，而这就是将军们的抗命。从根子上来说，这是由于他们骄做自大。他们准也不相信，谁也不服从，因为他们不承认元首的天才。许多人仍然把他看成是世界大战中区区一个下士，不知道他是俸斯麦以后最伟大的政治家。
当时任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处处长并且参与哈尔德的密谋的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在9 月8 日同约德尔谈话时，曾向最高统帅部要求书面保证，保证陆军总司令部能在5 天以前得到希特勒进攻捷克的命令。约德尔答复说，由于气候难以预料，只能保证在两天以前给予通知。虽然如此，对于反叛分子来说，这也已经够了。
不过，他们还需要另外一种保证——说到最后，他们究竟能否假定，如果希特勒决意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话，英国和法国一定会对德宣战。为此，他们决定派密使去伦敦，不但要弄清英国政府的意图，而且如果必要，还要影响英国政府的决策。为此目的，将告诉英国政府：希特勒已决定在秋季某一天进攻捷克，参谋总部是知悉这一日期的，也是反对此事的，如果英国能对希特＇380＇ 勒坚决反对到底的话，参谋总部准备采取最有决定性的行动来防止此事。
第一个派出的密使是谍报局的奥斯特上校听选派的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他在8 月18日到达伦敦，当时早已急干要把希特勒在捷克斯洛伐克所要的任何东西部给他的汉德逊大使，从柏林电告英国外交部，“在任何官方场合接待他＇ 指克莱施特＇ 都是不明智的””。虽然如此，外交大臣的首席外交顾问、伦敦方面反对姑息希特勒的主要人物之一罗伯特·凡西塔待爵士，在克莱施特到达伦敦的当天下午就接见了他，而且当时仍然在野的温斯顿·丘吉尔也在第二天就接见了他。两个人都对来客的严肃和诚恳有极深的印象。克莱施特对他们讲了他受命要讲的活，强调希特勒已定好日子对捷克人发动侵略，大部分将领是反对他的，并且将有所行动，然而如果英国继续姑息希特勒的话，那就是拆他们的台。如果英国和法国肯公开宣布：一旦希特勒对捷发动进攻，它们决不袖手旁观，如果英国某些知名的政治家肯对德国发出严重的警告，指出纳粹侵略能造成的后果的话，那未，德国将领们就会起来制止希特勒。
丘吉尔写了一封振奋人心的信，让他带回德国去鼓励他的同事：我确信德国陆军或空军大举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将引起世界大战。我像1914年7 月底一样确信，英国将同法国一起出兵……我祈求诸位，千万不要在这一点上有所误信……”
凡西培特对克莱施特的警告颇为重视，因此曾立即就此事向＇381＇ 英国首相与外交大臣提出报告。而且张伯伦虽然在给哈利法克斯勋爵的信中说他倾向于“对他＇指克菜施特＇所说的话大打折扣”，他也还是说，“我不能肯定说我们不该有所行动”。他的行动就是在制造了一些空气以后，在8 月28日把汉德逊大使召回伦敦“有所咨询”。
他指示他驻柏林的大使做两件事情：向希特勒提出严肃的警告，其次，秘密准备他同元首之间的“个人接触”。据汉德逊自己的说法，他劝首相放弃第一点要求。至于第二个要求，汉德逊求之不得，当然乐于遵命。这是走向慕尼黑，走向希特勒最大的不流血胜利的第一个步骤。
柏林的密谋分子没有看到张伯伦的这种转向，还想进一步对英国政府提出警告。8月21 日奥斯特上校派了一个使者去告诉英国驻柏林的武官，希特勒想在9 月底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他告诉英国人：“如果外国能以强硬行动使希特勒于最后一刻宣布放弃其目前的打算的话，他在受到这一打击后必将垮台。同样，一旦发生战争，法国和英国如能立即干涉，也会使这个政权倒台。”尼维尔·汉德逊爵士尽责地把这一警告报告了伦敦，不过却把它说成是“显然是有偏向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宣传”。随着危机的越来越严重，这位温文尔雅的英国大使眼上的尘臀似乎也越来越厚了。
哈尔德将军隐隐感到密谋分子并没有能把他们的信息有效地通知英国人，因此在9 月2 日派了他自己的密使——已退休的陆军军官汉斯·包姆… 待特尔巴赫中校——前往伦敦，同英国陆军部和军事情报局取得联系。虽然照这位中校自己的说法，他曾见到了伦敦某些有名人物，然而他似乎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最后，密谋分子只好利用德国外交部和驻英大使馆来进行最后的努力，设法使英国保持强硬，德国驻英大使馆的参赞兼临时代办是西奥多·科尔特，他的弟弟埃里希也在德国外交部任职，是里宾特洛甫的秘书处长。两个人都是冯·威兹萨克男爵手下的红人。威兹萨克身任德国外交部的国务秘书，无疑是外交部的大脑，他在战后曾大事宣扬自己反对纳粹的历史，然而却一直为希待勒和里宾特洛甫效命出力，几乎到最后。不过，从缴获的德国外交部的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当时确是反对侵略捷克斯洛伐克＇382＇ 的，理由同将领们相同，认为那样做，一定会引起战争，而战争又必然会导致失败。在威兹萨克的默许之下，在同贝克、哈尔德、戈台勒商量之后，密谋分子一致同意应由西奥多·科尔特去对唐宁街发出最后的警告。他身任大使馆参赞，访问英国当局是不会招人怀疑的。
他在9 月5 日见到了张伯伦的亲信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威尔逊认为他的话极端重要、极端紧急，马上从后门把他带进了唐宁街外相官邸。他直率地告诉哈利法克斯，希特勒已计划在9 月16日下总动员令，并且已确定至迟在10月1 日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德国陆军已准备在最后下进攻令时起事反对希特勒，如果英法态度坚定，此事定能成功。他也告诉哈利法克斯，希侍勒9 月12日在纽伦堡党代表大会的闭幕演说将是有爆炸性的，很可能促使在捷克斯洛伐克摊牌，那将是英国站出来反对这个独夫的时候。
科尔特虽然曾同唐宁街不断有个人接触，这次又向外交大臣坦率陈辞，但也不知道当时伦敦的风向。然而，他同任何其他人一样，两天以后，看了9 月7 日伦敦《泰晤士报》一篇著名的社论以后，就恍然大悟了，这篇社论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值得考虑一下，是否应当完全排除某些人士曾表赞同的计划，也就是割弃某些异族居民所住的与其本种族的国家接壤的边缘地区，从而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更加单纯的国家的计划……可以想像，捷克斯洛伐克在种族上如能成为一个更单纯的国家，其利益将超过失去边境上苏台德日耳曼人地区的显著的不利。这篇社论完全没有提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捷克人一旦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以后，将不但失去波希米亚周围作为天然防线的高山，而且也将失去他们的“马奇诺防线”，从而在纳粹德国面前处于无险可守的地位。虽然英国外交部很快就否认《泰晤士报》的社论代表政府的观点，科尔特第二天还是打电报给柏林说，这篇社论可能是“根据首相左右给与《泰晤士报》编辑部的暗示”。其实岂止是可能呢！
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危机重重的年月里，已很难回忆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期间对欧洲各国首都所造成的阴暗的、几乎难以忍受的紧张气氛。这次大会是9月6日开始的，在9 月12日达到高潮。希特勒预定在这一天向大会作闭幕演说，而世人则＇383＇ 预料他将向全世界宣布对捷究竟是战是和的最后决定。我那个星期正在危机中心布拉格，令人奇怪的是，尽管有日耳曼人在苏台德区发动的武力骚动，尽管有柏林的威胁，有英法政府要它屈服的压力，有担心它们会对捷克斯洛伐克撒手不管的恐惧，捷克首都的气氛却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平静——至少外表上如此。
9 月5 日，贝奈斯总统看到，要挽救和平的话，已非由他来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不可，于是在赫拉德欣宫召见了苏台德人的领袖孔恃和西伯科夫斯基，通知他们以书面提出他们的全部要求。不论这些要求是什么，他都将接受。第二天，苏台德人的副领袖卡尔·赫尔曼·弗朗克叫道：“我的天，他们给了我们一切。”不过，这却正是苏台德的政客们和他们在柏林的主于们最不愿见到的事情。9 月7 日，汉莱因就在德国的指示下，根据捷克警察在摩拉夫斯卡一俄斯特拉伐有所谓过火行为这样说不过去的借口，而中断了同捷克政府之间的一切谈判。
9 月10日，戈林在纽伦堡纳粹党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好战的演说。“欧罗巴的一块小小的地方在折磨着全人类……这个可怜的侏儒般的民族＇ 指捷克人＇ 在压迫着一个文明的民族，站在他们背后的是莫斯科和犹太鬼。”但是贝奈斯在同一天所作的广播一点也没有提到戈林的恶骂；那是一篇安详地、庄严地呼吁双方平心静气相见以诚的演说。
虽然表面上如此，捷克人骨子里是紧张的。在贝奈斯博士讲完了话以后，我在捷克广播大厦的前厅遇见他时，看到他的脸色非常沉重，而且看起来完全意识到自己处境极为困难。威尔逊火车站和飞机场挤满了犹太人，争先恐后想得到一个位子转到安全一点的地方去。防毒面具也在这个周未分发给群众。巴黎来的消息说，法国政府因为看到有战争的危险而惊慌失措，伦敦来的消息说张伯伦在考虑采取豁出去的措施来满足希特勒的要求——当然，是以牺牲捷克为代价。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全欧洲都在等待着希特勒9 月12日在纽伦堡的讲话。然而，这位元首在党大会最后一天晚上对纽伦堡体育场上的如醉如狂的纳粹信徒发表的演说虽然粗鲁激烈，而且充满了对捷克国家，特别是对捷克总统的恶毒咒骂，却还并不是一份宣战书。他——至少在公开场合——没有宣布最后决定，事实上，我们从缴获的德国文件中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