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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深知国家需要共产党掌握领导权，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1—142页。）这种说法也一定有着痛楚的感受作为铺垫。因为这种官僚主义的危害不仅牵涉到他本人，甚至还危害着他的孩子。小儿子沦落山西农村，只在极罕有的机会里才能父子相见。女儿还记得父亲为儿子送行的那一天，伤感之情令他无法自制，“面色苍白，冷汗淋漓，不能支持”。更何况还有长子朴方，因他的问题受到株连，党籍学籍不保，批斗致使胸以下全部瘫痪，在京郊一所救济院里度日如年，全靠自己唯一还能活动的双手编纸篓来维持生活，虽终日高烧不断亦不能停止劳作。听到这个消息时的那个悲痛欲绝的夜晚，邓小平夫妇至今难忘。
又比如他告诫他的听众：“要相信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他甚至说：“有的‘上政策’确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这些政策现在往往也受到指责，因为它不合统一口径。”这话也一定包含着他对普通人的情感。正是由于落难江湖，他对官场中的种种虚伪更加了解，而人世间的真情常在百姓中间。诸如一个工人在他劳动的时候帮助了他，一个妇女送给他家一些做米酒的酒药，另外一位工人为他的儿子到处申诉和治病，几个工人悄悄地把他每天必经的小路修整平坦，这样的一些事情让他一家没齿难忘。十年以后，当邓小平八十岁生日的时候，他的一家想到的就是这些。女儿毛毛撰文说，这些正直的普通的中国人像“大海岸边黄金一样的沙粒”，“无论是巨浪，无论是泡沫，都永远吞蚀不了，淹没不掉”。这篇文章感人至深。像亲情、友情、爱情这样一类的情感，本是属于普通人的，邓小平如非落难，决不会有这么深切的体验。在1978年12月13日，他尖刻地讽刺党的官员中间存在的虚伪贪鄙之风，并且痛切地发出党的领导制度需要改革；又在其后的几年中把老百姓作为改革的基本力量——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但是，邓小平并不希望毛泽东落得斯大林的结局。他决心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至少五次毫不容情地批评了“两个凡是”（邓小平五次批评“两个凡是”的时间为：1977年4月10日、5月24日、7月21日，1978年6月2日、9月16日。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不过，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的行动是两回事，就如同作为神的毛泽东和作为人的毛泽东是两回事一样。邓小平不需要毛泽东的错误，但是他需要毛泽东的旗帜。他说：“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关于这一点，邓小平讲得最多的是在1980年至1981年。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8…149页。）。他的诚意得到同事的尊重，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被有些人批评为背离了毛泽东的道路，而被另外一些人指责为不能把中国彻底地从毛泽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邓小平并不因为这些批评而改变他的既定方针，旁人处在他的位置，可能会首鼠两端，左顾右盼，可是他这一辈子什么阵势没见过？现在大权在握，再也用不着温和谦恭，他径自我行我素。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步一回头（3）
这些指责交织在一起，酿成了邓小平时代的第一次风波。不过，这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现在，还是让我们先回到1978年12月的这个会场上来。邓小平的时代显然要从农村开始，因为这时二百一十位与会者正在讨论两个关于农业的文件，其最后的通过，对于人民公社的命运甚至整个中国，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过，今天来看这两个文件的内容，一个仍然是毛泽东留下的遗产，另一个也只是承前启后的过渡。
毛泽东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他一生签署的指示不计其数，但是由他本人亲历亲为的并不多，这“条例”为其中之一。如前所述，毛泽东在当日一定要采取这个行动，乃是出于一种深深的反省。按照他的想法，这一文件一经形成，其“不变”的周期就将延长到“三十年”。现在，1978年12月，“六十条”的生命还远未到“三十年”，毛泽东已不在人世，轮到邓小平来考虑人民公社的前途。“两个凡是”已经威信扫地；人民公社也已日暮途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正在实际的进程中悄悄发生变化，只不过不是如毛泽东所愿走向更大规模——比如以大队或者以公社为基本的核算单位，而是退回更小的规模。包产到小组的风尚已经弥漫在安徽、四川、贵州、河南诸省，甚至包产到户也开始蠢蠢欲动。
所有这些全都成为当时会上议论纷纷的题目。这样，共产党内部就前所未有地发出多种声音，而且居然牵涉到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制度。今天将这些议论归纳起来，大致可以看出其中不同的倾向。一种是认定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并无弊端，只是由于“四人帮”的捣乱才变得丑陋起来，所以只要返璞归真，便可以挽狂澜于既倒。一种是认为人民公社制度的基本方面值得保留，但它有着极大的弊端，故为“四人帮”所利用，所以，纠正弊端就可迎来公社的春天。这在与会者中间占了大多数，包括过去十多年间的受益者和受害者、部分政府官员和部分农民中的精英人物。最后，只有几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敢于设想，人民公社制度扼杀了农民的热情和创造性，导致农村的衰败，其集权的性质不可能满足人类起码的自由原则，所以人民公社必须废止，代之以市场化和民主化的制度。
不过，邓小平似乎还不打算把公社的蓝图彻底抹去。眼前这个会议上对于“六十条”的讨论，虽然修改之处甚多，但是并没有对其主导思想以及关键部分加以修正。比如人民公社仍然是今后农村必定要走的道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仍然是人民公社不可改变的制度云云。“新六十条”所增加的内容，大体只是“四人帮”如何地破坏了人民公社，所以现在要把“六十条”加以重申，以激励农业更快地发展。邓小平的战术是先为未来确定新的意识形态，至于技术方面的步骤则属于枝节问题，即使不去追究，也必定会随着根基的动摇而瓦解。
但是邓小平在一个要害的地方采取了行动，这就是终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说法，以使全体中国人一心一意搞经济。他极巧妙地把在“真理标准”争论中所获得的战果引进经济领域，说必须坚决地修改和纠正那些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错误政策。这就是邓小平所谓“工作重点转移”的关键所在。他的主旨为党中央所接受，并且发表在后来的会议公报里。
今天回过头来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部文件，就会想到邓小平的一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是，老实说，只有极少数的人才真正听到过从邓小平嘴里说出的这句话。这话之所以赫赫有名，可能还是由于“文革”中间它曾经是邓小平的一个罪状。后来的史学家在说到这件事的时候，只能证明邓小平此言大体出于六十年代初期，却无法指明邓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以及什么地点讲过。十年以后，一本非常流行的书即以“白猫、黑猫”题名，作者贾鲁生说这是全世界最为著名的格言，但他仍然没有说明它的由来。倒是一个名叫巴拉奇？代内什的匈牙利记者研究邓小平多年之后，作出他自己的猜测。他说此话本是出自邓的家乡四川省的农家俗谚。“在那里，啮齿动物总是损害庄稼”，他写道，“因此那里的人们常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另外一位研究者却试图证明，第一次将此论用于表述共产党之大政方针的人，并非邓小平，而是刘伯承。但是，尽管有这些节外生枝，我们仍然相信邓小平具有这种思想并且在相当高级的场合里讲过这句话。否则，当邓小平因为这句话受到这么多的贬斥和磨难时，他不会不加申辩。这一点直到九十年代才由薄一波加以证实。据薄一波的回忆，邓小平在1961年6月下旬的一次会议上说“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并且说这话是安徽人所说。但是在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再一次重申这话的时候，又表示这是一句四川话，曾为刘伯承津津乐道。（参见邓小平：《怎样恢复农业生产》，《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从这以后，再也没有人听到过邓小平在任何公开的场合重提“猫论”，但他的整个八十年代的改革部署，分明充满了“猫”的精神。
一步一回头（4）
话说回来，邓小平的“猫论”也不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上，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热情一度并不亚于毛泽东。他本人也从未想过要为自己掩盖。比如1980年他承认自己是反右积极分子，并且说：“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他还劝告人们不要把大跃进的失败全部推诿于毛泽东。他的话听起来至为勇敢真诚：“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296页。）很明显，邓小平并不想做一个一贯正确的领袖，他信奉的是没有人会一辈子不犯错误。这恰恰是他的过人之处。不过，邓小平最引人注目的品质乃是他的求实精神。有一段时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声势颇大，北京的街头却流传起邓小平的一句话，说是“毛主席的著作我就记住了四个字：实事求是”。这话传得有一点走了样，其实，邓说的是，毛主席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
今天来看，邓小平的这个思想来自他对1958年失误的痛楚，他的“猫论”也是由此才产生出来的。一些内部报告提供了公社社员挨饿甚至死亡的消息，这令总书记至为震惊。他在1961年春天去了农村，在那里亲眼看到农民的悲惨情形。于是他坚信自己错了，党的方针也错了。似乎就是从这时起，他对意识形态的争斗失去了兴趣，他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务实的人。他说“我们必须使非法的事情合法化”，“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生产更多的粮食，只要产量能上去，就可以允许个体的主动性”。紧接着下面的一句话，就是那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时大约是1961年3月。
邓小平为这句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却始终不渝，直到1978年12月仍未改变。22日，毛泽东的“六十条”在经过修改之后，由全体中央委员举手通过。不过，“新六十条”依然只是“试行草案”，而且日后也从未成为正式的文本。它无声无息地跑了出来，很快便被人遗忘。十年以后，官方的史料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之《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在回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甚至已经完全不再提起它。毛泽东的时代在“清醒过来”的时候创造的“六十条”，邓小平时代却在清醒的时候把它扔到一边。
今天历史学家不厌其烦津津乐道的文件是另外一个。它是这次历史性会议上产生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与“新六十条”在同一天被二百一十位与会者举手通过，并且下发到乡下去执行，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不过，《决定》在当日仍只是“草案”，其最后的定本，要到十个月后的下一次中央全会上才能通过并且公布出来。将1978年与1979年的两种版本加以对照，修正多达百余处，大部分是技术性改动，但有若干重大关节处的变化，就绝不能用文字或者技术性的改动来解释。比如1978年版本中的“不许包产到户”六字被删，而代之以“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这显然是因为实际进程中“包产到户”已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