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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在弦上，混乱一触即发。北京情急火燎地电告东北，需二十一亿公斤粮食入关。东北三省向有“粮仓”之誉，照理将粮食运抵京城救急不应成为问题，可是现在他们却说只能运来七亿公斤，而且不知何时才能启程。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陈云再也没有养病的闲情。他回到北京，对他的同事坦言，他挑了“一担炸药”，前边是黑色的，后边是黄色的，“都是危险家伙”。陈云说，如果他搞不到粮食，城里人要爆炸；如果他强行征粮，乡下人要爆炸。
毛泽东显然被陈云描述的事实所震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看来这是一个英明的预见。即令他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支持城市，他对于自耕农户的增产能力也至为怀疑。10月2日，毛泽东严肃地告诫政治局里的同事，说在共产党的面前岂止是一担炸药，分明是一场战争，“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看来这一仗的艰难不次于与蒋介石八百万军队的对抗，因为他在二者中间必择其一。
实际上，在这一年的十月初政治局会议召开的时候，选择已经作出。前一天晚上本为国庆之夜，天安门广场上万民同庆，人民朝着天安门城楼上的领袖不住地欢呼。这座城楼上并不仅仅只有检阅的站台和雕栏，在纵深一点的地方，是一个巨大的殿堂。党的领袖们此时聚集在这里，陈云拟出八种办法供大家选择，“统购统销”为其中最严厉的一种。最后大家一致认定，非此种严厉手段不足以度过危机。
两周以后，“统购统销”为政治局批准。由政务院也即当日的国务院发布命令，将此方针昭告天下。粮食市场随即一律关闭，而由政府取代其责，只有西藏和台湾不在其中。这一方针的要旨在于，买卖粮食乃是政府专有的权力，其余均为非法。农民必须依照政府所定之数量、品种和价格将自己的收获卖给国家。纵使荒年减收亦不可免，是为征购。假如农家由于荒年或者政府征购过多，而至自家粮食不足食用，则政府在核准之后会酌情提取国库存粮卖给农民。这种做法有一个无论百姓还是官员人人皆懂的说法，叫做“返销”。城里人亦须按照政府规定的数量、品种和价格购买粮食，其配给之数量，因人的性别、年龄、职业以及居住地区的差异而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城镇中的大约五干万家庭，每家均有一个购粮本，凭借粮本方能取得粮票。本中细细注明家庭所有人员的情况，以备核查。如果不能出示粮票，则无论有多少钱也不能买到一片面包。这种制度在中国奉行二十二年之久，始终颠扑不破，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方有人提出疑义。
不过，用这种近于强迫性质的制度将粮食置于政府的掌握之中，是要冒着农民离心离德的危险的，实行起来在技术上也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当日乡下的自耕农户多至一亿一千万，数量庞大而又居住分散，无论多么有效率的行政组织，根本无法知道每一农户的丰歉多寡，即使知道了又如何逐户征取无误？假如农民纷纷隐瞒产量藏匿粮食，政府又能以什么办法加以应对？
我们的政党和政府既以组织见长，当然还要从组织的途径去寻求希望。毛泽东具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来完成这一切。他将“互助合作的粮食征购”并提为改造农村的一翼，即把散乱的自耕农户收拢为若干规模较大的合作社，以此掌管着农民全部的生产活动以及生活消费，由党的坚决信奉者出任合作社领导，其尊严又足以控制乡里农民的意志。对于政府来说，掌握合作社也就掌握了全体农民。1953年12月，几乎是在发布了统购统销命令的同时，共产党又制定了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合作化的进程自此大大提前。这局面被毛泽东形容为“太多的小辫子梳成大辫子”，这样一来，他所主张的“一翼”之战略，也就可以畅行。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照过去方针办（6）
然而这一战略的真实含义在当时并没有昭告天下。《人民日报》社论说：合作化是“使全体农民走上幸福生活的唯一的道路”，而小农经济正在使一些农民“陷于贫困”。因为，以每个农民只有三亩多地的规模来说，既不能利用机械，又不能大修水利，为了自家各种各样的需要，甚至还要在这弹丸之地种植好几样作物。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使能够增加一些产量，也是很缓慢的。这些都是事实，不过，对于那些刚刚分得土地的兴高采烈的农民来说，简单地这样说说显然不会发生作用，所以社论又发出警告：土地的私有正在农村里重新造成贫与富的分化。比如河南省就有十六个村发生了悲剧，那里的三千七百五十三个农户当中已经有一百八十五户在出卖土地。（《人民日报》1953年11月26日社论《领导农民走大家富裕的道路》。）这一下就击中了农民的要害，土地在乡下为农民生存的基本条件，几乎所有人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感受到出卖土地的辛酸，其惨痛可与卖儿卖女等同。
那时候共产党的威信如日中天，一说起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会在人们的心中引起激动。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条道路上都是些什么东西，可是有几个农民说，他们真正见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什么样子。一个若干农民组成的代表团在这一年去了苏联，一回国便都异口同声地说是“看到了最好的榜样”。这些人都是当日农村中最有号召力的劳动模范，一向以务实为本，现在则像幻想家一样地描述着一个神奇的世界。
这些人中间有河北的耿长锁。他去了乌克兰，看到那里一个集体农庄拥有两万亩土地还要算少的，即使二十万亩也算平常。三个洋人开着一辆叫做“斯大林八十号”的拖拉机转来转去，一天居然能耕四百五十亩地，而且深达九寸。耿长锁那双握惯牛犁的手伸在土里久久不忍抽出。“我们想在一天里面耕四百五十亩地，要怎样干呢？”他对自己的乡亲说，要用一百五十个人、一百五十头牛、一百五十副犁和三十副耙，而且只能耕四寸。”
还有吉林的韩恩。他的见闻更加令人神往：妇女劳动也不会觉得累，老太太可以干成年人的活，而且一年得上五百多个劳动日的报酬是常事。歹地可以长出好庄稼，狐狸可以养成家畜，农民点灯不用油，只要拉一根线，一个玻璃泡就会发出耀眼的亮光，就是点十盏油灯也赶不上。
还有山西的李顺达。他说，在苏联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根本不像我们这样从天亮干到天黑，人家劳动一点也不累，地里庄稼却长得很多。一到星期天，大家都休息。
还有广东的汪汉国。他说他看到人家穿的吃的和用的，就连自己村子里的地主也不如人家。老年人可以白吃饭，不干活，病人可以到医院去治疗而不用花钱，孩子们都可以送到托儿所去，做父母的既不用操心又不用花钱。
那时候大多数农民还不懂得什么是工厂，什么是城市，什么是电灯电话，什么是西服领带，不懂得拖拉机是什么，坐汽车是什么感觉，他们会用火柴去点电灯泡，会被收音机里的声音吓得逃走，他们几乎不懂得土地以外的一切。现在听说居然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可以想见其如醉如痴的向往之情。合作社看来真是一个好东西。在以后的一年里，农民们把合作社的数量增加了九倍。可是，他们还是不会知道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城里人正在急切地等待着他们的粮食。不到半年，大局即定。粮食的收购计划则不仅完成，而且居然超过三十多亿公斤，令城里粮食购销平衡有余，库存也有了增加。不过，农民始终没有看到报纸上面描述的“天堂”。
合作化进程的骤然加快肇始于粮食的匮乏，现在粮食的问题终于解决，而农村里面新的组织在意识形态上也能与共产党的宗旨合拍。在合作化的历史上，经济的目的与政治的动机能够弥合无隙的情况并不多见，1955年和1956年是其中一次。然而若以为从此可以无所不能，那就是既不了解经济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会像击垮蒋介石的军队那样，一夜之间摧枯拉朽，也没有认真地调查农村的情形，听取农民的申述以决定符合实际的步骤。倘或在处理具体的争论时又师心自用，但凭一人之判断去裁决异常复杂的经济问题，那么，合作化运动未能把初步成果引向最终成功也就成为必然。
照过去方针办（7）
在第一个回合的争论取得胜利之后，我们的国家开始用一种乐观的眼光打量自己，热情一发不能收敛。有了1955年的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人人相信世界将会给他们十年到十二年的和平。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中国的农民将会使粮食的年产量达到五千亿公斤，而不是原来所设想的三千亿公斤；棉花的年产量也将达到一亿二千万担，而不是原来计划的五千六百万担，也就是说，“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在1992年所创的纪录为4450亿公斤；棉花在1984年为历史最高纪录，12154万担。）毛泽东把这些数字写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整个权力机器也都围绕着这篇序言旋转起来。国务会议现在把半年以前北戴河会议定下的计划全部推翻，把毛泽东的序言当作了计划指标予以通过。计划的全称叫做《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这时候全世界都在谈论核战争，就连苏联人也不能不感到紧张。美国人格外地傲慢，毛泽东却不以为然。他说美国人那点东西，不大算数。一亿吨钢，几百个氢弹，中国要超过，这是因为“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也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富了不行”。《人民日报》的社论也跟着添油加醋，说中国人可以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新的计划。（《人民日报》1956年1月1日。）这时候整个中国都被鼓噪起来。
那几个月里，中央政治局里谈论的话题还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非斯大林化”，从波兰到匈牙利的自由化，国内的学生，闹罢工的工人，知识分子是否已经与共产党同心同德，原子弹，民族隔阂，阶级斗争，双轮双铧犁，妇女是否该穿漂亮的衣服，时装舞会，旱灾，扫盲，美蒋特务，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人要不要避孕……但是，最令大家亢奋不已的事情，是要将十二年的计划提前五年完成。很显然，过去几个月来，毛泽东的激情影响了他的同事们按部就班的步调，并且很快传染到全国。薄一波说他觉得整个中国“充满了形势逼人的气息”。就连一向冷静的周恩来这时候也欢欣异常，他说“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晚了”。
但是才过了一个多月，周恩来就意识到领导者们应该用冷水来洗洗，因为他们“头脑发热了”，尽想着“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他的意见得到国务院里他的几位助手的响应。这些人包括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和经委主任薄一波。这几个人在一起召开了两个会议，专门压缩计划中的指标，时为二月，所以周把它称之为“二月促退会议”。他还提醒他的听众“有急躁冒进现象”。刘少奇与周恩来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在这几天中召集了一系列的会议，主张把计划中的指标一压再压。甚至连###也加入了这一行列。陆定一将一篇社论交由刘少奇和胡乔木修改，然后呈送毛泽东的面前，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不料毛泽东却在上面写了三个字：“不看了”，就扔到一边。
机敏而细心的周恩来，不会不知道毛泽东在这三个字里面所流露的不满，然而他和他的支持者依然故我。社论在6月20日发表于《人民日报》，国务院也继续大刀阔斧地执行自己的方针，“小跃进”已然流产，农业的《纲要》事实上也被弃诸一边。这种势头保持了至少一年。
1956年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之所以分外重要，是因为今后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渊源。人民公社的由荣而辱，以及包产到户的由辱而荣，实际上也都是从这时开始。
今天重新回忆这一段历史，读者恐怕可以认为，党内高级领导人联合起来抑制毛泽东的独断，并不是不曾有过。1956年为第一次，亦曾有过相当大的成功机会。举一件事情就可以明白，这一年秋季，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人们开始批评个人崇拜，经过修改的党章中也不再提到“毛泽东思想”。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本人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