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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内蒙古、辽宁），南到会稽、长沙（今浙江、湖南），行程数万里，足迹遍及帝国各地名山大川，直到公元前210年死于第五次巡游途中，方才停止驰行的脚步。
古代交通，天上无飞机，地上无铁道，路面无沥青水泥，驰行无空调大巴。百姓出行，背负盘餐行李，两条腿走路。皇帝巡游，乘舆马车，虽说是饮食使唤，呼拥迎送，可以极尽帝国奢侈之极限，然而，泥土修筑的道路，木材制作的马车，雨雪风霜，寒冷炎热，一路都是尘土飞扬，颠簸晃荡，至于沐浴方便，更是有种种难处。用我们当今的旅游标准来衡量，始皇帝巡游也绝对称不上是舒适的出行，如果没有强烈的欲望动力，断然难以频繁远行。
天下统一以后，为了巡游出行，始皇帝开始对秦帝国的交通做大规模的整备修建。他下令用驰道将全国主要地区连接起来。驰道，是不同于普通道路的高速行车道。大体说来，各地路况不一，最完美的驰道路宽五十米左右，高出地面，由多层夯土筑成，宽阔平坦。驰道是三车道，中间道是皇帝专用道，未经特别许可，他人不得擅自使用，两边为旁行道，可供吏民使用。驰道两旁植有树木，用青松杨柳、槐柏榆桧，绵延间隔，壮观秀美通畅。
驰道以首都咸阳为中心，沟通帝国东西南北，与其他道路辐射连接，西去有陇西北地道，东进有三川东海道，南北有河内广阳道，东南有南阳南郡道，濒临渤海黄海东海，又有辽西会稽道，四通八达，纵横交错。
陇西北地道。由咸阳沿渭河西去，过雍城进入陇西北地（今甘肃东部、宁夏陕北一带）。支道可以抵达西垂和犬丘。越过陇山，可至泾水源头之鸡头山，再沿泾水河谷回到咸阳。公元前220年，始皇帝第一次巡游，走的就是这条道。这一带地区，是秦人先祖养马生聚的祖地；鸡头山一带，是秦人受周王召唤、定居称秦的发祥地。始皇帝统一天下后，专程前往发祥祖地，将伟业之成功，告慰先祖。
三川东海道。由咸阳沿渭河东出函谷关，并黄河南岸行，经三川郡洛阳，走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过砀郡，经泗水郡彭城（今江苏徐州），一直抵达东海郡朐县，大体走今天陇海铁路的方向，是贯通帝国东西的交通大动脉。公元前219年，始皇帝第二次巡游天下，就是沿三川东海道一路东去，途中北上东行，抵达泰山封禅祭天。三川东海道上的函谷关是进出关中的门户，荥阳是控制关东的要塞，至于彭城，则是连接魏、楚、齐间的要冲。
南阳南郡道。由咸阳东郊沿灞河东南行，走蓝田，入商洛，出武关，经南阳郡宛县（今河南南阳），南下穿越江汉平原，抵达南郡江陵（今湖北荆州）一带。大道至此，再沿长江东下，水陆交错，过衡山郡和九江郡，可以一直抵达长江下游的会稽，将帝国的东南连接起来。公元前210年，始皇帝第五次巡游，就是沿南阳南郡道抵达云梦（今洞庭湖一带），再东下渡江，抵达会稽，在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南）刻石纪功而还的。
河内广阳道。河内郡地处黄河、漳河之间（在今河南新乡、焦作、安阳一带），由河内北上，走安阳（今河南安阳），到邯郸，过恒山郡东垣（今河北石家庄），至广阳郡蓟县，大道南北纵贯华北平原，东西与太行山平行，大体沿今天京广线的方向，延伸东去右北平郡之无终（今天津蓟县），进而抵达碣石一带。河内广阳道是帝国南北交通的主干道，这条道上的蓟县是燕国故都，邯郸是赵国故都，安阳是魏国要地，沿道由河内渡过黄河进入三川，直接连接帝国的东西交通大动脉——三川东海道。战国以来，魏国、赵国、燕国之间的往来，多由该道。公元前215年，始皇帝第四次巡游天下，或许就是先走三川东海道，然后再沿这条路线北上，抵达辽西郡的碣石，访燕、赵，观沧海，刻石纪功而还。
二驰道和直道（2）
辽西会稽道。始皇帝五次巡游天下，其中四次至海，往往沿海岸线周行，行迹北至碣石，南至会稽山。辽西会稽道大体沿始皇帝行迹，北起辽西郡南部，南下经过右北平、渔阳、广阳、巨鹿、济北、临淄、琅玡、东海诸郡，一直抵达会稽郡，大体沿渤海、黄海、东海海岸线，经过今天的河北东部，山东半岛，南贯江、浙海岸。由辽西往东，道路可以连通辽东，抵达秦帝国的东北边极；由会稽南去，可以进入闽中越境。这条道上的碣石、琅玡山、会稽山，都有始皇帝纪功的刻石。
秦帝国的五大交通干道，皆因始皇帝的巡游出行而整备兴作。五大干道之外，始皇帝的交通建设，尚有北边道和直道，都是为用兵匈奴而修建的。始皇帝统一天下后，连接秦、赵、燕国长城构筑新的北疆防线，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绵延万里。因为施工与布防的需要，沿长城修建了贯通东西的军用交通要道，史家称为北边道。公元前215年，始皇帝第四次巡游天下，抵达碣石，回程巡视北部边防，经渔阳、上谷、代郡、雁门、九原，由上郡回到咸阳，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九原郡地处蒙古草原，秦军攻击匈奴占领河套地区以后，成为帝国的边防要地，长年驻有重兵。始皇帝三十五年，也就是阿房宫修建的同一年，始皇帝命令大将蒙恬修建直道，用军用高速公路连接九原和首都咸阳。直道由咸阳北郊的甘泉宫（今陕西淳化北）起，走子午岭，穿越陕北高原，经过鄂尔多斯东部，抵达九原郡治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西），全长一千五百余里。秦始皇三十七年，始皇帝病死于巡行途中沙丘，胡亥、李斯、赵高车载遗尸绕道北上，由恒山、太原、雁门、云中进入九原，最后由九原经上郡过甘泉抵达咸阳，利用的就是直道。
三亡国的前兆（1）
始皇帝晚年的秦帝国，宛如一辆不断加速奔驰的马车，已经失去了控御；又宛若一张绷得越来越紧的弓弦，已经失去了制衡。
国之兴亡，必有前兆。
历来史家论及秦帝国的速亡，无不指出其劳民过度是首要原因。始皇帝和秦二世酷使民力，最受诟病的就是阿房宫和始皇陵，纯粹是为君王私欲之满足。直道之建设，出于国防军用，姑且不论。至于为巡行出游而修建驰道，则是公私两论皆有。公务论者说，始皇帝的巡行出游是外出镇摄四方，安定新建的帝国；私欲论者说，始皇帝的巡游外出是游山玩水，求药寻仙。这些或许都有道理。然而，家天下个人专制独裁的体制下，君王的个人行动和国家的政府行为，往往是分不清、划不开。朕就是国家，皇帝的私欲也就是王朝的意愿。阿房宫的修建，既是始皇帝的个人喜好，其取代咸阳宫以作朝议正宫的考量，也是秦王朝朝廷的迁移；始皇陵是秦始皇个人的陵园，其承接先公先王陵园的余绪，也是王朝国家祭祀的要所。不过，不管公也好，私也好，君王欲念也好，王朝意愿也好，国防军用也好，修建阿房宫始皇陵，整备驰道，建设直道，如此前所未有的庞大工程，其所消耗的巨额财力，其所征发的巨额人力，无公私之别，都是民脂民膏，都要由秦帝国的人民来承担。
为修建阿房宫、骊山陵，为整备驰道、直道，秦帝国总共动用了多少人力物力，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司马迁说，秦帝国曾经动员七十万人，一部分用来修建阿房宫，一部分用来修建骊山陵。至于驰道、直道，没有具体的数字。根据最新的研究，从秦始皇三十五年开始修建阿房宫起，直到二世元年周文军抵达骊山陵为止的四年间，阿房宫和骊山陵的工地上，常年有七十万人劳作。七十万人，多是青壮年男子，其中一部分是服刑的犯人，他们无休止地在工地上劳作；一部分是服役者，由全国各地征发而来，一年定期轮换。秦帝国时代，劳役与兵役等同，做工者按照军队编制，七十万工人常年劳作，相当于七十万军队常年屯驻。
七十万人屯驻做工，七十万人生活吃饭，七十万人的粮食供应，都要从函谷关外的关东地区转运。古代社会，生产工具简陋，一切依靠人力畜力，远距离运输的效率极为低下。以运送距离六百公里计，要维持一个人的粮食供应，需要十五个人专职负责运输，效率仅为百分之六点七。关中有渭河连接黄河漕运，距离短效率高。假设以百分之二十的高效率论，要维持一个工人的粮食供应，也要五人专门负责，七十万人的粮食供应，需要动用三百五十万人作后勤转运。秦帝国时代，一个家庭大致有五口人，阿房宫、骊山陵的七十万工人，又关联到全国各地二百八十万人的生活生计。三百五十万专职运输者的劳作，又影响到一千四百万人的生活生计。当是何等巨大的数字！
驰道、直道之修筑，想来主要由经行的各地负责，长途转运之苦，或许不及骊山陵、阿房宫，但大规模的财力投入和人力动员，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司马迁实有所感，他说：“我到北疆考察，由直道归还长安，沿途观看蒙恬所修筑的长城亭障，断山填谷所开通的直道通途，痛感秦之酷使民力。”舍此感慨不论，与修建阿房宫骊山陵、整修驰道直道并行，始皇帝派遣大军攻击匈奴，连接长城，三十万戍卒常年屯驻北边，又派遣大军攻击南越，五十万戍卒常年镇守岭南。分布在帝国南北两疆的八十万军队，后勤供应要由内郡远距离转运，动员的人力，按照高效率计，要四百万人专门负责。八十万军人，涉及三百二十万家属；四百万转运劳工，涉及一千六百万家属，又是何等巨大的数字！秦帝国的人口，估计在四千万左右，根据上述的计算，仅阿房宫、骊山陵、长城、南越两疆的人力动员，数量已在九百万，连累家属，已经超过四千万，几乎牵动帝国的全部人口。
草草如此算计，仅由此极不周全的数字，已经可以勾画出一幅秦帝国因为酷使人力物力而面临崩溃的图景。二千二百年前的中华大地上，南到北越五岭，北到长城沙漠，西到陇西临洮，东到黄海东海，四千万芸芸众生，宛若劳蚁工蜂，往来不停地奔走在纵横交错的道路上，劳作死斗于星罗棋布的据点中。关中咸阳的阿房前殿高台上，皇帝高高举旗，指挥宛若蜘蛛网般密布全土的官僚机器，操纵着帝国臣民的一举一动。皇帝挥旗往西，千万人西去，皇帝挥旗往北，千万人北行，皇帝挥旗往南，千万人南下。皇帝旗帜的挥动越来越频繁，四千万人的运动越来越剧烈，移动距离越来越拖长，道路交通拥塞，守备空虚失衡，民人疲惫不堪。官吏驱赶吆喝的威压，引来庶民躲避逃亡；政府执法刑戮的镇摄，引来民众反感抗拒。
三亡国的前兆（2）
始皇帝晚年的秦帝国，宛如一辆不断加速奔驰的马车，已经失去了控御；又宛若一张绷得越来越紧的弓弦，已经失去了制衡。至于马车何时坠毁，弓弦何时断裂，只是时间的早晚和机会的引发而已。
四陈胜吴广反了（1）
贫困游民，最容易搅乱稳定，破坏既存的组织秩序。他们一旦武装起来，往往成为叛乱、造反和革命的力量。
秦二世元年七月（秦以十月为岁首，下文时间据此），一支前往北方边境的部队困驻在泗水郡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州市东南）。夏秋之交，大雨滂沱不止，河道涨水，湖泊沼泽泛滥，土筑的道路泥泞不堪，阻断不通。
这支部队约有九百人，是从帝国中南部各郡征调的戍卒，受命前往帝国的北部边郡渔阳（今北京密云一带）驻防屯守。这支部队，由两名军官统领，他们被称为将尉，是相当于县尉一级的武官，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类似于县武装部长。按照帝国的军制，军队由什伍制编成，士兵五人编为一伍，设置伍长一人统领；两个伍编为一什，设置什长一人统领；五个什约五十余人编为一个屯，设置屯长一人统领；两个屯约百人编为一个百人队，设置百人长一人统领；五个百人队约五百人编为一个五百人队，设置五百人长一人统领；两个五百人队约一千人编为一个千人队，设置千人长统领。这支九百人的队伍，大约相当于两个五百人队；两位将尉，相当于两个五百人长。在他们手下，约有近十名百人长和近二十名屯长。陈胜和吴广，是这支部队中的两名屯长。
大泽乡陈胜是南阳郡阳城县（今河南方城）人，吴广是陈郡阳夏县（今河南太康）人，都是家境贫穷的农民。他们被征入伍，实在是有些异常。帝国以武力立国，军队是国家的根本，从军立功是帝国国民人生出路的主要途径，与个人的土地财产、地位荣誉等直接相关。从军是光荣的事情，帝国的兵士主要从家境小康的中等人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