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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陈短工的发难——其实他自己未必以为就是发难——则是小民被动的无奈，甚至连生存还是死亡都及不上，无非是彼死亡与此死亡之间怎么个死法（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的问题，这恐怕算不得是选择，起码与首鼠于合纵or连横的国家首长们相比，真的是不可同年而语。他的所谓对抗暴秦，发难固然发难，举大计固然举大计，但也的确是死路当前无可选择的惟一去路。如果说那些国家首长们的选择还可以说成是历史潮流的话，陈短工们的无奈去路，则只好是历史潮流之下的迫不得已罢了。
而秦始皇帝对列国的剿灭，按照贾先生的说法，是：
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宙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这其实是说，秦始皇帝是以严酷而得天下的，所谓铁蹄践踏，纵横天下，鞭子一抽你就得拉。然而铁蹄的践踏可以得到天下，却未必足以保有天下。所以贾先生又说：
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
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
看来秦的暴虐，果然是不适合坐天下的。不见吗，仅在构筑阿房宫时征调的隐宫也即宫刑徒刑者就达七十余万。而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的具体数字，更是难以统计。如此的暴虐，如何不引发天下怨望。然而，就是这暴虐，却依然延续了不短的时间，也即久矣。
当然，赢政在位不过三十七年，加上二世胡亥的三年，仅仅四十年而已。如果再细致划分，嬴政九年（前238年）亲政，而初并天下，真正称为始皇帝，乃是在二十六年（前221年），病死沙丘平台又是在尚未足年的七月，而陈短工的揭竿而起原是在二世元年（前209年）——不过，所谓的天下苦秦，似乎是不可以如此计算起始的，起码在嬴政之成为始皇帝之前，天下未必不曾苦秦。
当然，对这不够纯粹的至多区区四十年，历史学家会不屑地说，犹如短短一瞬，听上去竟是完全可以忽略的。这话的意思，在摆弄历史的算学概念上或许不错，但对于一个黑脑袋瓜儿黔首百姓的切实生活而言，历史的长河云云之于他们的个体生命，根本是不搭界的事，所以四十年甚至更短的十几二十年，也是需要他们一天天挨的，所以已经足够漫长，或者说足够久矣。
翻阅自初并天下至二世登基的不长不短的时间内，在陈短工举事之前，始皇帝制下，竟然没有一次成规模的反抗，所见至多不过零星的暗杀活动。譬如二十九年东游时，于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对照留侯的世家，此次行刺应当是张良为韩复仇，与刺客用百二十斤大铁椎潜伏狙击，却因情报不确，误中了扈从的副车。据说顶替皇帝被砸死的，是皇帝两个妃子。
另外一次则是三十一年十二月，皇帝微服夜行咸阳，在兰池宫与盗遭遇，随行武士尽管只有四人，但身手可想而知地了得，自然击杀了对手。但此次的遭遇，尽管有后人以为也是张良之属的六国遗臣，但大约未必如张良那样的计划行事，更可能是误打误撞，恐怕算不上是纯粹意义的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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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大多数（3）
因为张良二十九年的行刺，乃是在皇帝正式出游的途中，预谋的潜伏是可能通过相应的侦缉手段做到的；而这一次的微服夜行，或许是皇上改腊为嘉平之后，赏赐黔首米羊之时的与民同乐，但终究属于兴之所致，行踪基本上是无法预测的：两次行动都导致皇帝下令大索，但博狼沙事件乃是大索于天下，与此次的大索关中相比，足可见出皇帝所以为的事态严峻之不同。而之所以大索，也可见出刺客的余孽尚存，但那毕竟只是少数人的行动，尽管属于游侠之类的精英所为，但却远不及陈短工吴伴当后来的乌合壮丁，更有群众基础，更有反抗的代表性。换句话说，即便留侯和刺客的百二十斤大铁椎，比起陈吴们所斩的木头所揭的竿子，更具备武器的精致杀伤力，但其对国家政权的摧毁力度，却远不及木头和竿子们的呼唤效应，终于是小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已。
至于三十六年荧惑守心，坠星落地东郡为石，有黔首在石头上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忿忿之辞，不过是怨望的发泄而已，较暗杀哪怕是误打误撞的遭遇行为更加不如，徒然招致皇帝尽取石旁居人诛之的酷烈杀戮。
黔首们对暴政之苦的反抗，最畅快的个案，大约只存在于一个叫作孟姜女的寡妇满腔仇怨的哭泣声中。只是，哭泣的眼泪，虽然足够宣泄苦的倾诉，却于苦的久矣生存，没有丝毫改变。长城的倒塌，只好是那个悲惨故事里无济于苦聊以自慰的可怜幻想。
所以，尽管皇帝被侯生卢生们以为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但自宗室以至黔首的朝野振恐，一片臣服，则是无疑的。因此，从国家角度来看，仆射周青臣的进颂，实在是当时状况写实的白描了：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
暴政构成的恐惧，有时甚至比残酷的灭杀本身，更有缔造宾服的穿透力。因此，身处于深重灾难之中的黔首们，比起不堪忍受的造反，对苦的忍耐，似乎更是他们生存的合适选择。对威权制度的畏惧，以及由畏惧导致的崇仰，都使得他们不得不恋栈于苟安，而对所谓的苦甚至久矣的苦，发自内心地保持一种鸵鸟的心态。生活的压迫，有时候也会使幸福感来得容易。三十亩地一头牛即便根本实现不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则是相对容易成就的生活境界，甚至付出血汗能够换来饭有得吃觉有得困的基本生存，也依然不失为一种安心的满足：有吃有喝还图个啥嘞。
正如贾先生所云：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威权压榨之下，大家都甘心做发臭的咸鱼，并不期待自己翻身。对威权统治的忍耐，诚然是极度的没顶的苦，但相对于忍耐之反动的不忍耐，似乎接受起来更加容易，所谓寒者利短褐，饥者甘糟糠。好死不如赖活着。即便陈短工吴伴当们的终于不忍耐，其实也是在死到临头的时候，方才肯痛下决心，与那许久的苦的忍受告别。当此时也，陈短工们的念头，是豁出去舍得一身剐的博命，但也由这博命，可以窥见他们内心里对许久的苦的忍受的不舍，而他们最终的下场果然确乎是身首异处，于是那限度足够充分的忍耐，不由得透露出内中道理的所在：比起生命的丧失，什么样的忍耐又是不可以承受的呢。
自然，除了对生命丧失的权衡，以及对许久的苦的忍耐，其中也有另外的原因。始皇帝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措施，不能不说是成就了某些效果。前贤说，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领受愚的人群，的确丢弃了某些劳和忧，同时也丢弃了选择的判断力，更习惯于皇上安排下的生活，所谓盲从是也。百家之言读了之后，容易令人不安于现状或曰不安分，即李斯所谓入则心非出则巷议；而读不到百家之言，即便生存环境不堪忍耐，却往往缺乏予以变更的承受力，更害怕改变现状。这样看来，始皇帝焚书坑儒的直接效果，不仅在于对儒和书的什么荼毒，更在于将黑脑袋瓜儿的黔首们缔造成对百家之言根本不感兴趣的沉默的大多数之后，构成了潜伏于他们心中久矣挥之不去的对威权制度骨子里的被迫服从。
沉默的大多数（4）
而被拉壮丁做戍卒的陈短工们，野蛮之体魄该是有的，尽管文明之精神的不够具备，并没有影响他们终于不堪忍耐终于造反，但造反之后的短暂结局，大约还是不能不受到影响的——始皇帝终于还是赢了一着呢。
鉴于始皇帝的如此酷烈，陈短工们的造反，必然在他的有生之年之后，一如那刻在陨石上的谶语，连诅咒都包含了对他的避让。而二世胡亥虽然富于春秋，却也耿耿地宣言：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足见其狠戾自用，并不逊色。但似乎这个家族血脉的智慧，都被他那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的父亲吸纳净尽了，他的智慧，只剩下听受素小贱的太监赵高之瞒哄，傀儡而已，于是暴动只好在他制下的元年随即发生。而当终于有人担当出头鸟，挑了头份，拼死舍弃忍耐，造起反来的时候，苟安和鸵鸟的平和已经遭到不可抗力的破坏，涸辙灌水，咸鱼们当然踊跃翻身，大家伙云集景从，戍卒叫，函谷举，终于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了一起。
然而，苟安和鸵鸟的心思终于是融化在骨头里的。所以，当项霸王控制天下之后，尽管对他的所过无不残破，天下人多怨，但劫于他的威强，依然如暴秦制下一样忐忑恐惧，不敢不服。原来，推翻一个政权，只是表示黔首们对原政权的再不能忍耐，却未必等于他们对之后新政权的甘心拥戴。只是黔首们更习惯于他们沉默大多数的本色，于是忍耐总是成为他们若干轮次下生活的主题，于是暴政之苦，便也在始皇帝死掉之后，继续绵绵地孳生着，久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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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计达人（1）
其实，后来直做到丞相的陈平，在旁人眼里，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好人。
钱大昕发现，高祖功臣尽食一县者，惟平一人。也就是说，将封地全县的租税全额都赏给了受封人的情况，只发生在陈丞相一个人身上。当时高皇帝路过曲逆，登上城楼，看到县城里的房子十分高大，不住口的夸奖，以为天下之内，只有临时首都洛阳可以和它媲美。于是在调查了县内户口头数之后，下诏封陈平为曲逆侯，并且尽食之。之前的陈平，虽然是开国的功臣，但封地不过是老家河南的户牖乡而已。
当然，高皇帝之所以有这样的破例厚遇，和不久前结束的白登之围大有干系。
汉七年，韩王信投降匈奴，高皇帝御驾亲征，大破韩王军队，韩王信逃亡匈奴，冒顿单于合兵再来，汉军再次大破之。高皇帝准备乘胜进击匈奴，事先派人出使匈奴，探听虚实，匈奴人藏起壮士和肥牛肥马，满处只见老弱残兵和病瘦畜生，于是使者往返十来茬，都说匈奴不堪一击。再派娄敬去。这娄敬本是戍卒出身，因为建言定都关中，皇帝高兴，一句娄者刘也，赐了国姓，拜为郎中。
国姓郎中到了匈奴，看到的自然还是依旧景观。但他的回报却是，两国交兵，本该夸大自己的势力才是，可臣所见却一派老残羸瘦，这必定是故意示弱，埋伏下奇兵，与我一争高下。所以这匈奴不该打。
这时节，汉军二十余万已经出动，高皇帝听了这话，自然震怒，将国姓郎中骂得狗血喷头，之后扔进了大牢。高皇帝兵临平城，驻扎在桑椹成熟水就干涸的桑干河北岸之白登高地，结果被匈奴骑兵团团围困，七天七夜断绝粮草。直到高皇帝采纳了陈平的奇计，打通冒顿单于老婆也即阏氏的关节，方才突围。
至于单于老婆阏氏的关节究竟如何打通的，陈平的世家里只有“其计秘，世莫得闻”含含混混的两句，详情竟然付诸阙如了。
于是，白登之围的关节问题，不免引发后世闲人的猜测。譬如桓谭的《新论》里就断定说：
此策乃反薄陋拙恶，故隐而不泄。高帝见围七日，而陈平往说阏氏，阏氏言于单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说之事矣。彼陈平必言汉有好丽美女，为道其容貌天下无有，今困急，已驰使归迎取，欲进与单于，单于见此人必大好爱之，爱之则阏氏日以远疏，不如及其未到，令汉得脱去，去，亦不持女来矣。阏氏妇女，有妒媢之性，必憎恶而事去之。此说简而要，及得其用，则欲使神怪，故隐匿不泄也。
类似的说法，也见于为《汉书》标注音义的应劭。只不知是应劭取材桓谭，还是另有别的来源。
这样的说法，言之凿凿，说得十分自信，因此不能不遭到再后世更闲的闲人之批判。譬如有人说，这不过是当年张仪愚弄郑袖的故智，何奇之有？假如小陈事先不让皇帝受窘被困于平城，即便不是奇计也依然是奇计了（黄震《黄氏日钞》）。
这话却有毛病，所谓故智，无非前人运用过的智慧，没有别人使过后人再使就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