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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笔墨琐琐陈辞，或者即便如煌煌唐朝，也照样有经济短缺所导致的懵懂之人呢。如此看来，《汉书》于《史记》的文字参差，的确存在商榷之处：假如依旧保留太史哥哥衣绣夜行之后的那句谁知之者，总会削减类似误区的范围吧。
血案之解析·人皆为猢狲（1）
富贵还乡，夸耀故里，一如本文劈头所言，乃人之常情，尤其以成功人士所最不能免。有人说，如果我们只追求幸福也就罢了，难的是我们实际上追求的是比别人幸福。而成功人士正是追求到了这种幸福的人，无怪他们惟恐别人尤其是家乡人不知道，所以项霸王的锦绣衣裳，不仅满足于遮蔽身体，也不是后来女人买衣裳时强调的自我愉悦，根本就是要让别人看的。考虑到夜间的展览效果，即便点上一路火把，视觉刺激也依然会大打折扣，所以霸王哥才会耿耿的喊那口号。
可是，如此基本的人情，居然遭到了某人的嘲笑：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所谓沐猴，便是猕猴，又写作母猴——并非雌性猴子也。
猕猴在生物学上的描述概略如下：灵长目猿猴亚目狭鼻组猴科的一属，栖息于热带雨林和亚热带季雨林，也有的生活于温带的针阔叶混交林。树栖、地栖或居住在多岩石地区。取食植物的花、果、叶、芽和树皮、草根等，亦食昆虫和甲壳类，喜食小鸟和鸟蛋。结群生活。白天活动，夜晚蹲坐在大树横枝、岩壁或石洞中睡觉。为重要的实验动物，是进行生理学、心理学、病理学、病毒学及行为学等方面研究的理想材料。也是常见的观赏动物。
推想起来，大约起码在项霸王的时代，除了皇家禁苑里的珍稀品种，大家力所能见的猴子，也就是猕猴了。所以古代猕猴的俗称叫做猢狲，而猢狲的解释正是猴子。汉朝的淮南王刘安，门下宾客写的楚辞作品《招隐士》中便有：猕猴兮熊罴，慕类兮以悲。足见猕猴是和熊以及獐子及鹿一样，出没于山林的常见野物。这一点甚至到了李时珍的时代，也还依然记录为处处深山有之。而《招隐士》一向被视为汉朝楚辞作品中最高古的，有人以为托意以招屈原，因此写作背景也该是模拟的楚地风光。而晋朝的陆玑专门说过，所谓沐猴，是楚人对猕猴的称谓，也就是说，猕之读作沐，原是楚方言南蛮嘟谅宜隆Ｗ酆仙鲜龇矫妫杉浅靶ο畎酝醯娜耍猿耍糟搴铮橇练缥锒颊展说锰星械模薮枪Ψ虻娜芬涣鳌�
项羽叔父的父亲，本是楚国名将项燕，项氏家族世代军人，担任楚的将军，因此封于项。所以项霸王是无可争议的楚人，于是，一旦他真的沐猴而冠，的确也是无可质疑的果然了——附带一句，“果然”实在也是猕猴的一个品种。
关于沐猴而冠，一般的解释，是说猕猴戴了帽子，只是徒具人形。因此该话的意思便是说，那人虚有仪表，实无人性。当然，这里的无人性，并非意指凶残之类，而是说做不得人，办不成人事儿。
将人譬喻为猕猴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猴子，当然是看到了猴和人的类同，这起码有进化论做根基，前面还说了，猕猴是重要的实验动物，可以充当生理学、心理学、病理学、病毒学、行为学研究的材料，也足见它的类同，古今中外一脉。
当然，祖宗们对猕猴的认识，未必会有进化云云的深奥切合，但无疑是看到了它的仿佛人形，譬如李时珍大爷所记载的：手足如人，亦能竖行，声嗝嗝若咳，等等。但仿佛人形的，不仅猕猴，即便扣除了李大爷罗列的猕猴之属的玃狖狨猿种种之外，起码也还有猩猩和狒狒。而在典籍的记载中，猩猩号称能言而知来，狒狒则又称为野人、人熊，似乎它们在和人的仿佛上，程度更甚于猕猴也即沐猴。然而何以要说沐猴而冠，而放弃其他品种的戴帽个案，其中应该另有道理。
在有关沐猴或曰猕猴的生态描述中，专门提到，它们的体毛大部为一种颜色，或黑，或褐，或灰棕色，腹面色较淡；头顶毛发有的很短，形似平顶，有的较长，从头顶中央分别倒向两边，或者从头顶中央呈放射状旋向四周，也有的形成孤立的一块，像一顶小帽。
要害或许正在于头顶毛发的所谓形成孤立的一块，像一顶小帽。既然像是一顶小帽，自然可以笼而统之的视为就是戴了一顶小帽。诚然，如此帽相的沐猴只是其中之个体，但此局部特征，并不妨碍在祖宗们的印象中以点代面为沐猴的特征，这和玃狖狨猿以及果然之类虽然各自有差却均隶属于沐猴名下是一个道理。
血案之解析·人皆为猢狲（2）
在厘清沐猴被选为戴帽的代表之后，沐猴而冠的意味，也就是引发某人嘲笑项羽的究竟所在，依然有讨论的必要。所谓徒具人形，如前所述，自不待言，只是徒具人形之后的具体所指。虚有仪表，实无人性云云，还是稍嫌笼统，譬如究竟怎么个无人性。《法训》上说：人之所以贵者，以其礼节也。人而无礼者猕猴乎！虽人象而虫质也。这倒明确，人形之内虫子的本质，乃在无礼。但和本案似乎有所游离。
另外的解释还有，说猴性躁，不能持久。这在《汉书》里有例证，《伍被传》云：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为汉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唐朝的《朝野佥载》里说，杨仲嗣躁急，号热鏊上猢狲。可以作为旁证。这倒不能说与本案没有瓜葛，但依然不大确切。于是，很有必要引录项羽的本纪来爬梳一下脉络。
以下情况，发生在著名的鸿门宴会之后：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
《汉书》的记载大同小异，只是明确那说者是韩生，最后的结果是韩生被斩。而在裴骃为《史记》做的《集解》里，还提到《楚汉春秋》和《杨子法言》中，说者是蔡生。但这些细节，于沐猴戴帽子的确切指向，无关宏旨。
如果说，富贵还乡并且招招摇摇，便是沐猴戴帽，那实在是委屈了项霸王。如前所说，恐怕成功人士，均有如此行径，实在不是仅仅某个楚人的孤案，甚至不绝如缕也不为过。譬如和项霸王争夺天下的沛公刘邦，做皇帝后还乡，唱了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之后，还亲自起舞，慷慨伤怀，泪流数行，对家乡父老倾诉些游子悲故乡魂魄犹乐思沛的感言。
五代时的吴越王钱镠，本是杭州临安乡里的无赖，和刘邦一样，不事生产，做的是私盐贩子。后来当兵吃粮，直做到节度使，割据两浙十三州，唐昭宗命人图像凌烟阁，赐丹书铁券，免九死，家乡封为衣锦营。钱王爷回乡，不但穿的是锦绣，连山林上也跟着衣锦覆盖，摆酒大宴故老，王爷也爱唱，作《还乡歌》曰：
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父老远来相追随。牛斗无孛无人欺，吴越一王驷马归。
这钱王爷后来也晋封吴越国王，九州之内，独此一例，不输于楚霸王什么的。至于人臣之流，越发的如此。读书发迹的朱买臣，皇帝亲自告诉他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口吻和楚霸王绝似，马前泼水的故事更是千古流传。打仗称王的韩信，回乡时传来招待过自己蹭饭的漂母和亭长，赏赐有差；那位让他钻裤裆的屠中少年，则派去做了捕盗官，show得颇有创意。
胜利者总是喜欢对故人旧物发送缅怀的，富贵还乡可以让家族父母以及乡亲脸上放光，所谓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万般荣耀，如何令人舍得拒绝；而这种放光和荣耀，则是只有富贵了的成功人士才有心思有能力铺排的。怀旧是需要实力的。
值得注意的是，沛公刘和钱王镠的富贵还乡，都是在天下大局已定之后，这和项霸王略有出入，或许是根本的出入也说不定。当然，另外的解释，或许此时已经被项霸王理解为天下大定了。
至于将沐猴而冠坐死在楚人身上，更是有些刀头太狠。楚实在是个地域广大的概念，春秋时楚庄王曾为霸主，疆土西北到武关（今陕西商南西北），东南到昭关（今安徽含山北），北界到今河南南阳，南界到洞庭湖以南。逮至战国时期，疆域又有扩大，东北直抵今天的山东南部，西南则延展到现在广西的东北角。至楚怀王攻灭越国，又涵盖了今天意义上的江苏和浙江。在如此辽阔的土地上，涌现的英雄豪杰或者大人物或者成功人士，真的是叠千累万，除了前边提到的楚霸王刘皇帝钱王爷韩将军，当年凤歌笑孔丘的接舆，披发佯狂不做官，如果也去一棒子击毙为虚荣招摇，似乎大大的不该。而妇孺能详的楚辞缔造者屈原大夫，无疑地道的楚国苗裔，一生耿耿所在，不过忠君爱国，假如也如此的大不敬一番，便很是殃及池鱼了。
血案之解析·人皆为猢狲（3）
孔圣人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可见，对名誉的追求，乃至富贵的夸耀，原本不是什么错误，名还是要出的，不论早与不早。真要因此便批判为沐猴，岂不是人皆为猢狲了。至于出名之后需要商榷的，大约只在于夸的与否，以及分寸的把握。但这绝对不是原则问题，值不得那么嘲弄。
血案之解析·修辞不可不慎（1）
排除了上述，再来细按富贵还乡的前言后语，果然可以发现，那位说者——姑且不论韩生蔡生还是什么生，原本是就项王建都问题出谋献策，所谓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是在阐释关中地面作为都城的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优势所在。
沛公刘邦做了皇帝之后，定都洛阳。戍卒娄敬进谏，陈说洛阳作为周之都城，原本在于天下之中，方便诸侯纳贡，却没有任何险阻可以依傍，可以凭借的，不过是昌盛之时的德义。而刘皇帝和项霸王，争夺天下，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天下百姓肝脑涂地，暴骨中野，哭泣之声不绝，满目创痍未复，实在不可以和昌盛的周朝相提并论。然后他又说：
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所谓亢，一说是喉咙，又说是颈部大脉，总之是要害，卡住那里，再拍击后背，无疑可以制胜。这段陈辞，比之前边说者的献策，更加具体，而中心思想，则是可以一以贯之的。类似的陈说，也还另有。刘皇帝伪游云梦，逮捕韩信，有田肯进言齐地之重要，首先便说到定都关中的意义：
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内中百二云云，百倍是也。但就在说者献策之前的不久，项大王刚刚像伍子胥一样，将失去祖先和叔父的罪魁之秦，报仇血恨，屠城咸阳，杀死子婴，焚烧宫室三月不灭，因而收拾宝贝妇女席卷撤兵，最是正常不过。此时，那位说者以天下大势来劝，让项羽在仇家惨破遗址的瓦砾之上做都城，的确令人不爽。即便娄敬在刘邦做了皇帝之后的劝谏，以他的戍卒身份，刘皇帝当时并未及时采纳，群臣还用秦朝二世而亡，而周朝有数百年基业，不肯入秦立都，并且振振有辞地提出，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山、渑池，背倚黄河，面对伊、洛二水，足以依恃。只是因为留侯张良的明确表态，刘皇帝才最终下了决心。
张良的理由，大略与前述所言类同，但更是从刘邦腹心的细微处出发：
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
这样左右逢源利害周详的陈述，不由主公不听也。
由此也可见，不肯因袭前朝旧都的，不仅项羽一个。但最后刘皇帝终于采纳，首先可以归结为项霸王没有刘皇帝那么深刻执著的天下之志；此外，则如日人泷川资言所云，此时项羽年二十加六，血气方刚，当事真挚勇决，任意径行，而沛公年已五十，思虑既熟，接物周匝缜密，也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