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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连忙摆手说：“你不要回朝鲜去了，我另外给你安排个工作，怎么样？”
李懋之感到很突然，愕然地望着陈赓问：“让我干什么去呢？”
陈赓故意望定李懋之，笑眯眯地不说话，憋了片刻，才神采飞扬地说：“帮我办学校。”
陈赓把前天去中南海见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情况向李懋之说了一遍。
“任务紧迫啊，前线等着要技术干部，”陈赓收敛了笑容，眉头微微皱起，又在踱步，像是自言自语：“我们现在是两手空空，一无师资，二无校舍，三无教材设备，四无大学的管理经验，总之是啥也没有！连学校设在何处还没有最后敲定呢，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共产党员是不怕困难的，是不是？世界上有什么困难能吓倒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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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三边并举” 灵镜胡同调兵遣将（2）
陈赓话锋一转，看着神色严肃的李懋之，像在战场上下达命令似的，语气干脆果断：“我决定用边建边教边学的办法，就是说，建校舍、请教授、招生开课同步进行，尽快上马，要先调一批教授来，学员也立即从各大军区选调。前天我离开怀仁堂时，简单地向总理讲了这个想法，总理同意。昨天，我又去看了彭老总，彭老总很快要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他说支持我的这个‘三边并举’的方案。现在主席下达全国军校调整的命令，就是6月23日军委那个命令。军委已决定以西南军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华东军区科学研究室和志愿军三兵团部分干部为基础，尽快建立军事工程学院，校址初定在哈尔滨。三兵团司、政、后干部要尽量多调一些到学院工作，所以，你懋之是一定要到学院的呀。三兵团各军也调一批师团营干部，你写个名单给我，我好向军委总干部部提出来。”
李懋之说：“三兵团司、政、后机关的部处级干部工作能力都不错，可是现在还在打仗呀，全调出来兵团党委也不会同意，可以争取多抽几个。至于我，文化水平不高，干学校工作恐怕不行，司令员，你还是让我回朝鲜吧。”
陈赓有点热了，抓起大茶缸来“咕咚咕咚”喝了半缸子茶水，擦擦嘴，大声说：“你别想打埋伏，你住过西北军士官教育团，当过太岳抗大分校的教育长，肚子里墨水不算少啦！总有点学校生活体会吧，不会就学，大胆去干。我马上调第二高级步校徐立行副校长先来，总理已写信请苏联派首席顾问来，等苏联顾问一到，我们一块去各地选选校址，调研一下。回来成立个筹委会，你就来参加筹委会的工作。你赶快回邢台吧，把甄别工作抓好，不要留后遗症。让人家当了一回‘老虎’，还得重新变回个人嘛！”
送走李懋之，陈赓仍处于兴奋状态。这几天，他仔细考虑筹建学院的各方面工作，弄得夜不能寐，又多次去军委，与粟裕等领导同志交换意见，对军委筹建军事工程学院的方案做具体的细化工作。军委向远在重庆山城的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下达命令后，陈赓每天与该校的电话不断。军委根据陈赓的意见，又向南京的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发出调动命令，要求该室副主任胡翔九和副主任张述祖先带领部分专家到北京向陈赓报到。
此时的陈赓，头脑里只有一个字：快。中国兵法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兵贵神速”，打了一辈子仗的陈赓，现在从毛泽东、周恩来那里接受了一个比打仗还要复杂的特殊任务，按他自己的理解，办军工是为了中国军队现代化去“打头阵，奠基础的”。他这样对傅涯和身边的干部说：“几十年来，我所熟悉的沙场杀敌，野战攻城，长途奔袭，现在用不上啦，现在要在一个全新的、陌生的教育和科学技术领域，一个我现在还说不清的多兵种的高级军事教育阵地上打一场大仗，想想吧，这有多么艰巨，多么重要啊！”
这种历史责任感和对我军现代化的渴望像一股日夜不息的激流冲击着陈赓的心房，给予他无穷无尽的热情和动力。他多次对大家说，不把军事工程学院办好，决不罢休。他在北京一时还没有办公地点，灵镜胡同就自然成为筹办军事工程学院的第一个指挥部，他天天在这座小四合院里大声吆喝，调兵遣将，一面指挥各路人马向北京集中或向哈尔滨搬迁，一面从三兵团物色干部，抽调各方人员组织筹备工作班子，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建国初期的通讯设备还很落后，长途电话杂音大，听不清，陈赓一手抓住电话机，一手摇着大蒲扇，大喊大叫：“徐立行吗？我是陈赓呀，你还在哈尔滨吗？”
电话那边是陈赓熟悉的上海腔，徐立行回答：“报告陈院长，我是徐立行。”
陈赓说：“你得赶快来北京呀，你们几个头头分分工吧，让张文峰带先遣人员快去哈尔滨，让张衍在重庆督阵，你就跟我建筹委会吧，明天就动身来北京！”
陈赓为什么点完李懋之的将又去急调徐立行？这是因为他很了解这个在延安抗大时期就认识的“书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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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三边并举” 灵镜胡同调兵遣将（3）
徐立行是中国军事教育史中值得浓墨重笔的人物。他的坎坷人生颇有几分传奇性，笔者不可不先交代一下。
徐立行原名俞献诚，1911年3月生于上海浦东高桥，父亲是邮局的小职员，姐弟四人，他排行老三。徐立行九岁丧母，一家人在贫困中挣扎。为了贴补家用，读小学的徐立行辍学做了几年香料厂的学徒，父亲不忍心，省吃俭用又送他到上海南洋中学读书。徐立行天资聪明，在这所用英文授课的中学中成绩名列前茅，学业极佳。15岁那年，已是高中二年级的徐立行因家中生活窘困到了极点，不得不离开学校，转年报考了陈铭枢办的不收学费的中央政治学校，学了三个月，军阀孙传芳的部队打过来，学生们也都编入陈铭枢的队伍，即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于是16岁的徐立行扛枪当兵了。
学生出身、品行端正、又努力上进的徐立行在旧军队里如荷花出水，鹤立鸡群，深得长官们的赏识，21岁就晋升为连长。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19路军将士与日寇浴血奋战。徐立行带领战士冲杀在火线上，没料到他突患急性肾炎，全身浮肿，军医让他下火线，他死也不肯离开自己的弟兄们。军医给他开了个偏方，让他天天吃猪肾，没想到他的肾炎竟奇迹般地慢慢好起来。
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让孤军奋战的19路军爱国将士们欲哭无泪，不得不撤出战场，退到福建。不久发生了反蒋的福建事变，徐立行和陈铭枢的秘书朱伯康是患难兄弟，两个年轻军官积极参加了这次反蒋联共的事变。遗憾的是在当时的国内形势和中共“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福建事变以失败告终。徐立行和朱伯康潜入香港，在陈铭枢先生的指示下，又返回上海从事联络工作。1934年，徐立行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抓住关进大牢，一年后被营救出狱。早就对中国共产党有好感的徐立行在一年大牢中反复思考，下决心找共产党去！他辗转千里，历经艰辛，四处寻找指路明灯——共产党，但谈何容易，那个时候，中央苏区的红军正跋涉在长征的雪山草地上呢。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刚开始，经陈铭枢先生介绍，徐立行赶赴西安见到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将叶挺将军。叶挺给他写了封介绍信，只说了一句话：“去延安吧。”
1937年底，徐立行在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后又进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他认识许多像陈赓一样的令他敬佩不已的中共高级将领，多年压抑在胸中的革命热情猛地喷发出来，徐立行成为抗大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38年，他在延河之滨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抗战时期，他先在八路军总部，在朱德和彭德怀的领导下工作，曾任八路军前方司令部训练股股长、参谋训练队队长、参谋等职。百团大战后，组织上派他去洛阳任八路军办事处秘书主任。经历了错综复杂的斗争后，又调回延安进一步学习。解放战争时，他在刘邓大军麾下三纵任参谋处处长，皖西军区副参谋长，二野特种兵纵队参谋长。
徐立行中等身材，淡眉细目，阔鼻厚唇，宽阔的额头显现他的博学。他为人忠厚诚信，性格有点木讷，甚至有点固执，不善言辞和应酬。解放战争中，人也老大不小，近40岁了，却还未婚。当年在延安时他曾有个小对象，不久失恋，害得徐立行苦闷了好一阵，走不出感情的怪圈儿，就一直拖着不肯找对象。那时候，陈赓每次碰到徐立行，总要关心地询问一下：“找没找个老婆呀？年龄不小喽！想一辈子打光棍呀，不能再拖了！”
陈赓慧眼识英才，他很欣赏徐立行的内秀，他不仅深知徐立行政治上可靠，为人正派，也了解到这位戴着眼镜、满身书卷气的干部有学问，能力强，认真执著，是个办学校的好材料。
1948年5月，陈赓创办豫陕鄂军大的时候，他就想到徐立行，便决定把徐立行从陈锡联的三纵调出来，不久二野军大在南京成立时，刘邓首长就任命徐立行为教育长，从此，徐立行和军校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4章 “三边并举” 灵镜胡同调兵遣将（4）
话再说回来。陈赓和徐立行通过电话的第二天，徐立行带着军务参谋沈清波，风风火火赶到灵镜胡同。
6月末的北京，干热得一丝风也没有。刚下火车的徐立行满身大汗，军服都湿透了。陈赓摇着扇子，招呼道：“喝水，喝水，脱了衣服说话。”
多年没见，徐立行见老了，他脱下军帽，露出过早歇顶的宽大的前额，陈赓注视了好一阵，看着徐立行在擦汗，陈赓凑近小声问道：“听说你结婚了？找了个好看的小媳妇？嗯？”
徐立行脸一红，“嘿嘿”笑了两声，吞吞吐吐地说：“50年秋天在重庆和刘华清一起举行的婚礼。她是二野军大第一期学员，叫王雅琴，比我小16岁呢。”
陈赓乐了，“好嘛！好饭不怕晚！你快40岁才讨老婆，还能找个老太婆？听说挺漂亮？干什么工作？”
徐立行说：“在校部当打字员。”
陈赓说：“赶快调来！我们正缺打字员呢。”他对坐在一旁的沈清波说：“老弟呀，你记着，明天上街找找打字机行，挑选个合适的打字机，没那个玩意儿咱们没法子办公呀！”
徐立行喝完水，把这次奉陈赓之命，到哈尔滨调查的情况扼要汇报一遍。
徐立行带着助手肖连山和沈清波，持中央军委的介绍信于5月上旬抵达哈尔滨，松江省军事部江部长负责接待，并陪同徐立行一行选择建院地址。先看柞树林，后去沙曼屯，徐立行都认为不合适，最后来到文庙街。这里虽然立着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五六栋小楼，但基本上是一片空旷的荒野，离火车站也不算远，徐立行看中了这片有发展前途的地方。侧面打听一下，哈尔滨医科大学领导不愿意离开文庙街。
徐立行刚汇报到这里，沈清波插话说：“东北卫生部卢副部长已来北京，住在天坛那边。”
陈赓拧着眉头，用大蒲扇点点沈清波：“老弟，你等一会儿要个电话，告诉卢副部长，请他不要走，明天我同他一起到政务院打官司去！”
原来陈赓认识这位卢副部长。既然政务院已把哈尔滨医科大学搬迁新址的指示下达到东北人民政府，卢副部长不会不知道，为什么不做工作？
陈赓的火气开始上升，他喘着粗气，问徐立行：“你们在哈尔滨呆了一个多月？干什么呆那么长时间？”
徐立行说：“选好校址，又起草报告，送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他们让我们等批复，可等了一个月也没有回话，我去沈阳催过两次，就是迟迟不答复。”
陈赓站起来，踱了几步，又转过身朝着沈清波说：“老弟，再去给我要个长途电话，我要找东北军区贺晋年副司令员讲话。”
沈清波到外屋要通了电话，请陈赓来接。
陈赓抓起电话，嗓门挺高：“老贺啊，中央决定，我们军队要办一所技术院校，在你们地盘内要块地皮就不给呀！再不给要闹出个国际问题啦！苏联专家很快要来看，你跟你们的高主席说，就说是我陈赓讲的！”
电话那头的贺晋年很客气，陈赓听完电话时，气已消了大半。
听完徐立行的汇报，陈赓把中央军委有关指示和“三边并举”的方针又简要讲了一遍，他要徐立行先做两件事，一是落实筹备处办公地点，二是准备接待苏联顾问。“就这么分工吧，你在北京给我管全面工作，等李懋之来了，让他跟我跑腿，张文峰去哈尔滨打前站，张衍在重庆断后，调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