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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襞分�16年回不了国，先后在鲁文大学和列日大学读书和任教；还在农场种过玉米，摘过葡萄；在工厂干过钳工，当过工程师。再艰难，自己也不肯加入外国籍，心中无时无刻不思念着故国与家乡。1946年好不容易搞到一张免费船票才回到祖国。长沙解放后，共产党对自己这个穷书生很是器重，1952年就当上了湖南大学机械系代主任，1952年底来到军工，各级领导对自己都挺好，1956年是首批授衔的教授，刚参军就是中校军衔。今年又去北京观礼，这一切都要感谢党和国家啊。
那天总部领导宴请解放军“五一”观礼团，总政甘泗淇副主任向杨仲枢问起哈军工的大鸣大放情况，杨仲枢说，自己在4月份下工厂，对学院情况不了解。甘泗淇说，现在党号召你们帮助整风，你回学院后可要带头呀。
在北京观礼后，杨仲枢又请假回南方一趟，5月下旬才返回哈军工。
“杨先生，你落后了！”曾住过对门邻居的张凤岗教授乐呵呵地说：“现在大鸣大放可是热火朝天，什么时候听你放一炮？”
杨仲枢笑道，“我刚回来，还不了解情况，不过我路过北京，北京高校里也是热火朝天呀！”
一向和杨仲枢关系不错的胡振渭教授登门拜访：“杨先生，你得赶快大鸣大放呀！”他似乎欲言又止：“你历次运动都顺利，不像我肃反挨审查，所以……”
杨仲枢正色道：“你不要老背着包袱，肃反时我是小组长，对你的审查是对的。现在帮助党整风，不能夹带着个人情绪。”
“那是，”胡振渭点点头：“不过军工的肃反运动也确实有点那个。”
杨仲枢煮好香喷喷的咖啡，和胡振渭边喝边聊，听说不少教授对学院“三害”中的宗派主义有意见，便赞同道：“宗派主义的问题不小，老胡你还有什么好建议，可以随时告诉我，我得赶快准备发言稿。”
36 整风鸣放 杨仲枢直言惹祸端（3）
6月2日和3日，杨仲枢在家里认真准备鸣放发言稿，他苦于自己对学院的情况了解得太少，正好胡振渭不时过来看看，胡教授年轻，脑子活，又熟知学院各方情况，他给杨仲枢提供了不少素材。杨仲枢写好发言稿，胡振渭又全文看了一遍，夸道：“这样好！有分析、有归纳，四平八稳啊！”
6月4日，在全院教授鸣放座谈会上，杨仲枢果然带头做了长篇发言，他到底讲了些什么呢？现在已找不到这篇发言的全文了，但从哈军工上报给总政的报告和反右时的《工学》报中，仍可以看到杨仲枢发言的要点：
“我院以宗派主义为主，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宗派主义派生的。……领导上只依赖一部分人，偏听偏信一部分人的意见，只听信自己所相信的人的汇报，然后作决定，这只算小群众路线……”
“这些同志并不是有意要造成宗派主义，而是要和知识分子同舟共济把学院办好，但是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下意识地存在着‘高级知识分子都有深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很慢，轻视工农，是落后的代名词’，于是就不知不觉在言语行动中表现出宗派主义来。”
“我院机构庞大，工作效率不高，是老干部多了，老干部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要好好安排他们……”
“我院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与中央精神不符，把知识分子当商品，当生产母机，认为知识分子是客，是西宾，是雇来的。……对高级知识分子采取‘分而治之’、‘阶级斗争’的方式，政治工作是逢甲说乙，使知识分子感到人人自危。有些教授调走了，我们应该检查一下自己，如果处理得好，人家不会走的。”
“肃反时整了不少人……如果证明人家不是反革命，就应该赔礼道歉。”
“湖南人有句俗话，满崽子成不了大器，我们现在对学生‘抱着走’的教学方法，将来培养不出好的干部。”
“我们有的老干部解放后又讨了年轻的爱人，但对前妻生的孩子不好，甚至有点虐待，这是不对的……”
“我们的卫兵腹泻拉肚子，坚持站岗，报纸表扬是对的，但是还要批评连长，因为他不关心战士。我看哈尔滨的交通警察冬天穿毡靴，我们的卫兵怎么不发毡靴？……”
杨仲枢真是个老书生，一开口就直来直去，面面俱到。他的话音刚落，会场响起一片鼓掌声，坐在第一排的张述祖等老教师还站起来与他握手。
杨仲枢轻松愉快地回家吃午饭，胡振渭的爱人肖冰早等在家里，她兴冲冲地向杨仲枢要发言稿，杨仲枢爱人王禄臻说：“她要拿到图书馆，想在下午座谈会上念一念。”
“念就念，”杨仲枢把发言稿交给肖冰，笑道：“帮助党整风，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说错了，也不要紧，供党组织参考嘛！”
因为自己讲不好普通话而寡言少语的张述祖，在思想上与杨仲枢产生了共鸣，两天后，他在教授座谈会上也发表了长篇讲话，一开始他就讲了一句让人难忘的话：“学院领导没有摸到高级知识分子的脾气，”他接着说，“高级知识分子以感激和惭愧的心情从事工作，感激的是，在国民党时代忠心耿耿想拿出自己的知识和抱负，使中国富强起来，使国家和自己也能有一天扬眉吐气，但是岁月悠悠，10年、20年过去了，在腐败的政治下一事无成。全国解放了，共产党来了，土改完成，抗美援朝胜利，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在这光明的前途下，高级知识分子的激动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大家衷心感激共产党。高级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有正义感。惭愧的是：对解放无功，老干部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数十年汗马功劳，而自己一无贡献，坐享其成，这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老的知识分子，当然我也是其中一个，要靠近组织，靠近党，努力工作的原因。那么高级知识分子的力量都发挥了没有？发挥了，但没有尽量。其原因是宗派主义的一道高而厚的墙在作祟，由于宗派主义而连带产生了有职无权和对待粗暴的现象。”
“我同意杨仲枢同志的看法，三大主义在我院中，宗派主义是主要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是派生的。我院是军事性工程学院，因此院内除党与非党的矛盾外，还有军与非军的矛盾。我院组织机构庞大，行政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党员又是军人，于是无形中就形成了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尤其是和老知识分子间的矛盾。因为在工农干部看来，知识分子代表着‘落后’，而老知识分子代表着更落后，因此，宗派主义在我院就显得比在其他院校特别突出。”
张述祖列举了不少关于宗派主义表现的事例，会议气氛热烈，随后发言的人也畅所欲言，胡振渭特别对肃反中违背政策的问题给予激烈的批评。
曾石虞是个怪老头，喜欢一个人独处，大鸣大放中并不太积极，那天不知为什么也放了一通，弄得大家哭笑不得。他说：“我看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些好制度，军队中有牧师，他讲话和蔼，道貌岸然，态度严肃，人们愿意接近他。我们军队做政治工作的同志也要学学牧师这个好处……”
日历翻到了6月8日这一天。一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播音员严厉冷峭的声音震撼着人心。
36 整风鸣放 杨仲枢直言惹祸端（4）
当日，坐镇北京指挥若定的毛泽东向党内发出指示，下达了反右斗争的总攻击令，一张笼罩神州的“阳谋”大网终于收网了，他说：“总之，这是一场大战，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烂，只溃烂一小部分（这部分溃烂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
在全国，刚开展一个多月的“鸣放”，在哈军工，才开始半个多月的“鸣放”，顿时熄火夭折。一连数天，从文庙街两旁的高大白杨树上，纷纷扬扬飘落下无边无尽的杨絮，犹如漫天鹅毛大雪，哈尔滨的“六月雪”为哈军工大院营造了一派肃杀苍凉之气。
哈军工的老知识分子们都吓傻了眼，那颗心恰似“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在鸣放中翘过尾巴，发言尖锐的人们开始惶惶凄凄，察言观色，三缄其口。但也有个别人刹不住车，6月8日那天召开的讲师座谈会，鸣放中一直没发过言的理论力学教授会讲师王连起不知拨错了那根筋，竟慷慨激昂地开了腔，一篇言词尖刻的长篇发言刊登到《工学》报上，他可真是自己跳出来的鱼。
刘有光副政委到北京开会去了，学院里的运动似乎处于暂时的停滞状态。《工学》报上陆续刊出一些学员和实验员批评老教授的文章，口气颇为温和，充满以理服人的学术气氛，例如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两点浅见——与杨仲枢、曾石虞两教授商榷》。适逢松花江汛期，全院人员都投入防洪修堤的劳动中，静谧的军工大院显得冷冷清清。
那天晚上，张衍接到刘有光的长途电话，他连忙做记录，放下电话，他对张子明说：“我们挨批了，成了全军反右的落后单位。”两个人神色肃然，默默离开办公室。
在北京参加总政关于全军反右斗争的会议以后，刘有光匆匆返回学院，没顾上回家，马上召开院党委常委会议。
“我们落后了。这次开会，我汇报了军工的整风情况，挨了批评，说我们这儿冷冷清清，哪里像是反击右派？”刘有光目光阴郁，心事重重，望着默不作声的众常委们说：“如果再不开始反右斗争，我们这些人也得成为右派分子，怎么办呢？我看，大家赶快研究一下，我们的反右运动怎么搞……”
6月29日，刘有光代表院党委在军人俱乐部做了“反右派斗争的全院动员报告”，此时，哈军工的反右斗争才拉开了大幕。
杨仲枢在劫难逃。听了动员报告，他神思恍惚地往家走，路过二道门，醒目的大字报张贴在路两旁，斗大的黑字写的是“质问杨仲枢”。他怎么也想不通，刘有光副政委不是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扣几个帽子也不要紧”吗？他不是也讲了“宗派主义在军工很严重”？怎么我的发言现在就成了右派言论了呢？
他低头走着，突然听到身后有曾石虞的声音：“嘿嘿，真没有料到哇……”
杨仲枢站住，回头一看，张述祖一脸凄苦抑郁的表情，和曾石虞一起走路，眼神呆滞，似乎不认识他杨仲枢，倒是老夫子向他点点头，强作笑颜地打声招呼。
杨仲枢回到家里，在书桌前失神地枯坐着，王禄臻把一份转载《人民日报》社论的《工学》报轻轻放到他的面前，一句话也没说就转身走开了，小儿子昂岳怯怯地走进来，鼓足了勇气说：“爸爸，同学们说你犯错误了，他们都不理我了，连平时跟我打乒乓球的‘大片刀’教授叔叔也不理我了。”
杨仲枢看看儿子，长叹一口气，喃喃道：“爸爸对不起你！”两行热泪从他瘦削的双颊流淌下来。
哈军工的反右斗争如火如荼，各种辩论会昼夜不停，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人们同仇敌忾，口诛笔伐，要把猖狂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一个个揪出来示众。7月2日，杨仲枢在教授反右分析批判会上开始做检查，但他始终坚持说“自己的动机是好的，没有反党的意思”，于是他被界定为顽抗死硬者。
惊魂甫定的众教授们在检讨自己的同时，又一齐把杨仲枢当成批判的活靶子，有些人为了自保，就开始努力表现自己，好像在一片沼泽地中，不踩着杨仲枢，就无法挣扎着爬到岸上。在流火的盛夏里，批判、揭发杨仲枢的大会开了十多次，一次比一次的温度高，胡振渭夫妇也反戈一击了，于是，杨仲枢成了“鼓动全院人员向党进攻，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分子。
笔者实在不忍心摘录当时哈军工众教授们批判杨仲枢和王连起的发言。断章取义、故意曲解、落井下石、无限上纲，是当时全国反右斗争中揭批右派分子时的普遍现象，哈军工也不例外。但是能责怪这些积极投身反右派斗争的读书人吗？面临泰山压顶的政治压力，知识分子只有举手投降的份，自己都处境危险，还顾得了别人？因此打起右派来都十分卖力气。
在一片声讨声中，有一位老教师始终一言不发，他就是副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