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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军委电话通知陈赓，毛泽东主席刚刚任命陈赓为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任命书将由机要参谋送到灵镜胡同。
到8月底，陈赓身边有了三位得力的助手，也是组建军事工程学院的三个方面军的代表人物，即徐立行、李懋之、张述祖，他们走马上任，让陈赓松了口气。此外，在陈赓身边的一批优秀的政工干部中，还有二高步校的傅德林、王秉衡、许鸣真等人；志愿军第三兵团的干部，有军务处长黄景文和高庆魁、徐文林、党中才、苑舒君等；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两位副主任胡翔九和张述祖等。30多名工作人员在短时间集中到灵镜胡同10号，每天出出进进，使这条原本清静的小街热闹起来了。
建国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持敌视态度，他们在外交上不承认新中国，在经济上实行全面封锁和物资禁运，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几乎陷于停顿。在这种严峻的国际政治格局下，新中国不依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不“一边倒”，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同样的道理，当斯大林建议中国应该建立一座军事工程技术学府的时候，中国只能向苏联寻求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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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边并举” 灵镜胡同调兵遣将（4）
1952年6月3日，在中央军委决定调陈赓回国的同时，粟裕向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呈送了《关于军事工程学院聘请顾问的报告》，在周恩来的嘱托下，粟裕代为草拟周恩来总理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关于军事工程学院聘请苏联顾问》的函件，当日，周恩来审批签发。为了成立一所大学，由国家总理亲自写信向友邦求援，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恐怕是惟一的函件。周恩来的信中写道：
我国现在筹备创办一个军事工程学院，主要是培养我国人民解放军各特种部队的军事工程的高级工程人员，求得逐渐能够修理和装配各特种武器的各种机械，以减少和避免像现在所常发生的故障及损失……学院拟设五个系、26个科、72个班，计划招收1100名学员，第一期计划三年毕业，待取得教学经验和各方条件具备后，再酌量延长至每期五年毕业。
我们因无创办此类学院的经验和教育干部的缺乏，因此院部及各系科均需有顾问同志的帮助，才能办好。为此，请您能够根据这样的组织机构，或看还需增添必要的系、科，派遣足够的专家并准备课程前来帮助。我相信和感谢您能够热诚地给我们以如愿的答复。
周恩来的信通过信使队送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经外交渠道再送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元帅的办公室。显然，在斯大林享有绝对权威的苏联，布尔加宁不可能直接回复中国总理的要求，于是，周恩来的信很快被送到苏共中央总书记、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公认的伟大领袖——约？维？斯大林的宽大结实的橡木办公桌上。
客观地说，此时的斯大林对中国持相当友好的态度，尽管在潜意识中，斯大林不愿意看到中国变得过于强大，但是，自从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在冰天雪地的朝鲜山地与美军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阻挡美军北进的强大炮火，保卫了社会主义阵营东翼的安全，减轻了苏联的压力，这一点又使斯大林深为感动。斯大林认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太过羸弱，如不改变落后的工业和国防，仅凭其充足的人力是难以抗衡美、日及韩国、中国台湾构成的军事威胁。给予中国一定程度的支援，帮助中国发展自己的工业和改善军事装备，是符合苏联利益的。通过派往朝鲜军事顾问的汇报，斯大林一方面对中国军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印象深刻，另一方面，他又发现中国军队极其缺乏有文化素质的青年，特别是掌握军事技术的文化青年。他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办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议，原由正在于此。所以斯大林对周恩来的信颇为重视，而且很快作出反应。
7月的莫斯科，天高云淡，气候宜人。克里姆林宫高耸的红色塔楼在蓝天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雄壮宏伟。
秘书把一位身穿笔挺空军军服的中将军官带到斯大林的面前。年迈的斯大林面色苍白，显露病态，但是两只灰色的眼睛仍然闪射着犀利威严的光芒。
“你好！奥列霍夫同志！”斯大林与中将握手，声音低沉沙哑，“派你去中国，帮助他们建立一所军事技术大学，中国人太缺少军事工程师了。具体的工作你与柯托夫上将商量吧。”
斯大林没有说得太多，他有些疲劳。他瞥了一眼向他敬礼告辞的奥列霍夫，重又坐回椅子里，缓慢地从桌面上摸起他的大烟斗，半闭着眼睛，不知在思考着什么。然而，历史没有给斯大林留下太多的时间，他没有看到中国这所军事工程学院的建立和发展，8个月以后，这位20世纪威震全球又毁誉参半的历史大人物就与世长辞了。
7月底的一天下午，陈赓和徐立行一行人在西苑机场等了好久。干燥的热风让人们烦躁难耐，汗水早把人们的白衬衫打湿了，陈赓刚刮过胡子，汗水一泡，有点火辣辣的滋味，可他还是谈笑风生。不知什么时候，远处的天空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到了，苏联顾问到了！”年轻的参谋人员兴奋地喊起来。
“把鲜花准备好！”陈赓吩咐几个女战士，回头招呼大家向停机坪走去。
飞机停稳了，机场地勤人员把扶梯搭向打开的机舱门，只见一位瘦削秃顶的“老人”出现在门口。
陈赓迎上去，扶住刚走下扶梯的“老人”，用俄语大声问候道：“斯特拉斯维杰！”（俄语“您好”）
“老人”有点惊诧地看看陈赓，又看看翻译，小声问道：“怎么，陈将军会俄语？”
陈赓笑道：“1926年9月，党派我去苏联学习了半年，那时候学了一点俄文，可几十年不用，我那点俄文底子早就当饭吃掉喽！”
陈赓豪爽坦诚的风度给“老人”留下极好的初步印象，在陈赓的陪同下，他坐进小汽车里。
“老人”就是苏联政府派往中国的四人专家设计组组长，列宁格勒莫热斯基军事航空学院副院长瓦？依？奥列霍夫中将。说他是位“老人”，其实还没满50岁，只是说他面相老，他比陈赓大两个月，生于1902年12月28日。早在奥列霍夫一行来华之前，陈赓已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柯托夫上将那里了解到奥列霍夫的个人履历。这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征战沙场多年，然而，性格耿直的奥列霍夫没有因为赫赫军功而得到提升。直到1927年奥列霍夫才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好学上进的年轻人不甘心一辈子当“老粗”，他刻苦读书，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六年之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以俄国航空科学家茹柯夫斯基命名的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他在校期间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优秀学员，担任学习排长和党支部书记，每年两次的莫斯科红场阅兵，他总是担任分队长或大队长职务。五年的刻苦攻读使他成为航空科技方面的专家，1938年，他作为优秀毕业生离开莫斯科茹柯夫斯基航空学院，被选送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工作。幸运的是，已经成熟起来的奥列霍夫，没有在当时“大清洗”的恐怖岁月中遭遇不测。卫国战争时，他作为高级参谋人员，随最高统帅部坚守在莫斯科，参与指挥苏军与法西斯德军空前残酷的大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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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边并举” 灵镜胡同调兵遣将（5）
1942年，久经考验的奥列霍夫被苏军大本营提拔为空军干部部副部长，不久又升为部长。1949年，军衔为空军中将的奥列霍夫任列宁格勒莫热斯基军事航空学院副院长。
在奥列霍夫的职业军人生涯中，他曾获得库图佐夫勋章，库图佐夫是击败凶悍的法国皇帝拿破仑的俄军统帅，奥列霍夫为获得这枚勋章而深感自豪。他后来因在空军干部部任内政绩突出，又获得两枚列宁勋章。应该感谢苏联政府选拔奥列霍夫这位优秀的军事教育家来华，五年以后，为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献出后半生的奥列霍夫，病逝于哈军工，从而使他的英名永远与哈军工同在，这是后话。
奥列霍夫一行共五人，包括炮兵少将、内燃机专家、海军上校和一名翻译，他们稍事休息，就热情地投入工作之中。奥列霍夫认为，建立一所高等军事学院，选校址，搞基建，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解决师资来源，而这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苏联可以帮助中国制定教学规划，但不能包办代替，这所大学的主人是中国人。
陈赓十分赞同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意见，他们一连几天在一起讨论，互相建立起信任和友谊，虽然军委已经初步选择哈尔滨为军事工程学院的校址，但陈赓认为必须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让他们去各地具体考察一下，最后再确定校址。
陈赓急匆匆去见周恩来，请示陪同苏联专家小组赴各地考察的工作安排。周恩来当即表示支持，他对陈赓说：“让专家们多看看我们的军校和地方大学，评价一下我们的教学水平和师资力量。阿赓啊，现在正值盛夏，南方很热，苏联专家可能不适应中国的气候，你一定要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千万别让他们中暑、生病啊！”
8月5日，陈赓和徐立行带领几位工作人员，陪同奥列霍夫专家组先飞往南京和上海。金陵城虎踞龙盘的气势、大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都令四位专家叹为观止，上海几所有名大学的无可挑剔的教学水平，南京军事学院成功的办学经验，又让四位专家赞不绝口。在与南京军事学院的领导、教员及驻院苏联顾问的几次座谈中，奥列霍夫进一步了解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创建军事院校方面的能力绝不亚于别的国家，他对陈赓说，他进一步增强了办好军事工程学院的信心。
那么，能否考虑把军事工程学院建在上海或南京这两个大城市中呢？若论经济发达程度，文化氛围和交通、城市基础等条件，当时的中国尚难找到超过这两座名城的地方。
陈赓和奥列霍夫之间没有费什么口舌，几乎同时否定了在上海和南京建院的可能性。道理很简单，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和原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城，是旧政府军政人员最为集中的地方，社会关系之混乱复杂，敌对势力之盘根错节，将为高度机密的军事工程学院带来保密工作上的困难，在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下，保密工作对于新生的政权是何等重要，保守秘密几乎是每一所军事院校时刻不得疏忽的严格纪律。
其次，两大城市均处于国民党空军飞行半径之内。建国初期，蒋介石趁新中国尚没有制空能力之机，多次派出轰炸机群对上海狂轰滥炸，特别是1950年2月6日，杨树浦电厂被炸后，大上海一片黑暗，陈毅市长亲自坐镇指挥抢修，远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也为之忧心忡忡，这些惨痛的事件让人们无法忘却。虽然在奥列霍夫一行来到黄浦江畔之时，台湾蒋帮的飞机因受刚组建的解放军空军拦截而不敢北犯，但是，美国第七舰队正在台湾海峡游弋，其舰载机群的攻击力是不能低估的。
晚上，“火炉城”南京仍没有一丝凉意。陈赓和奥列霍夫一帮人，穿着背心裤衩，每人手捧甘甜的陵园西瓜，大快朵颐。陈赓一边吃一边对苏联专家说：“等两天我们飞大连，那儿可凉快了，这南京要热死人！”
陪同苏联顾问考察的同时，陈赓还不忘为学院选拔急需的高级俄文翻译人才。他向军事学院求援，最后由徐立行落实了“一老一小”，老的叫王剑秋，近50岁，黄埔军校第四期生；小的叫锻钢，21岁，刚毕业的英俊小伙子。
在上海的时候，为了让苏联顾问放松一下，陈赓又特别安排，看了一场袁雪芬的越剧，苏联人第一次看到这种音乐优美的“东方舞剧”，虽然不明白意思，也看得津津有味，目不暇接。
历史知识丰富的奥列霍夫，自然熟悉海滨城市大连（当时称旅大市）这个名字，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旅顺口和大连等地是俄国军队败北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百万红军出兵东北，秋风扫落叶似的打垮日本关东军，最后，苏军在旅大市驻扎下来。建国初期，旅大市是中苏友好气氛最浓的城市，从城市到乡镇，随时可以看见苏联军人，不少大连人或多或少都会讲几句俄语，形成这座美丽城市的独特文化现象。
从酷热的中国南方来到气候凉爽的大连后，陈赓和奥列霍夫一行顿感精神大振。欧阳钦、韩光等旅大市党政领导、苏联驻军首长大宴小酌自不必说，那以斯大林命名的大广场，高耸的苏联红军战士铜像，经常传入耳畔的《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