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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特别喜欢和教授们聊天，中午和晚上开饭时，他端着饭碗，一边吃，一边嘻嘻哈哈地聊起来，南京来的这批出过国、留过洋的学者们很快就被陈赓的独特魅力所吸引，一吃饭，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围坐过来。
那天晚饭后，张述祖、任新民、马明德、周祖同等人围着陈赓聊天，任新民说起几个月以前，在军事科学研究室的“三反”运动中，有7位研究员因为揭发问题不实，糊里糊涂地签了名而被上级关了一周多的禁闭，最后每个人挨了个“口头警告”的处分才放了出来。说起这件事儿，都成了笑话，陈赓和大家一起哈哈笑了一阵，然后他认真地说：“这件事要是在我这里，就绝不能这么处理，怎么可以把我们的专家关起来呢？”
陈赓接着就向大家谈起自己的经历，并讲到毛主席、刘少奇在历史上受过的委屈，启发大家要经受住一切考验。
周祖同随随便便地问了一句：“陈院长呀，军工学院要设许多军事机密专业，像我这样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能够接触机密吗？”
虽然其他教授们没有插话，陈赓也看得出，周祖同的问题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心中共同的顾虑，这就是担心共产党不信任自己。土改之后，全国城乡普遍划分了阶级成分，地主、富农以及资本家均是人们侧目而视的剥削阶级，已被打入“另册”。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早年能出国求学，多数家中殷实，无衣食之忧，有求学之资，所以大多数人不是工农子弟，他们的忧虑就不足为怪了。
陈赓看看大家，笑道：“周教授啊，请你来筹办军工学院，当然能够接触机密专业了，你们在南京时不也是搞机密的军事技术研究吗？要说剥削阶级出身，不瞒你说，我跟你一样，我出身大地主家庭呢。要讲个人经历，社会关系，那我就更复杂了，我当年在黄埔军校跟随蒋介石东征，在战场上救过蒋介石的命，我岂不成了大大的反革命？出身不能选择，革命的道路要靠自己走，党是信任大家的。”
陈赓一席话，说到教授们的心坎里去了。
陈赓知道，在不少知识分子的潜意识中，老干部都是打天下的“老资格”，所以，和老干部共事，多少有点敬畏局促，谨小慎微。陈赓说：“你们总觉得我们是老资格，什么算老资格？人到七老八十才算老资格？老资格是指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早或长，对革命、对人民解放事业的贡献大或多。如果老资格是这样一个含义，那么，你们在科学技术方面奋斗了几十年，搞出了成果，对人民不也是贡献吗？我们打仗无非是解放全中国，有益于人民，你们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也同样是有益于人民的啊，你们在科学领域里就是老资格，真的，你们也是老资格呀！你们就是国家的主人，你们不要有自卑思想。”
陈赓谈兴甚浓，他又说到学习苏联的问题，“你们都是在欧美留学的，过去我们骂蒋介石认美国为干爸爸，现在我们学习苏联，与蒋介石依靠美国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以后他们中有人欺侮我们，不尊重我们的人格，中国有中国人的骨气，我们会一脚把他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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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知遇之恩 张述祖秉烛荐贤才（2）
夜深了，大家恋恋不舍地送陈赓出大门，陈赓上车前又回过头对大家说，眼下最急迫的是缺乏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大家熟悉教育界，请多推荐人才来军工。
今晚陈赓与教授们的促膝谈心，张述祖一直坐在陈赓身边默默倾听着，心里早已翻江倒海。陈赓走后，他一个人在院子里慢慢散步，院子角落处传出秋虫欢快的吟唱，几枚秋叶轻轻落在他的身上，张述祖想起当年与兵工校友亡命川江，抗战胜利后报国无门，无端受凌辱的往事，而当年辱骂他的那位狂傲的黄维早已成为陈赓的手下败将当了俘虏，人生真是难料啊。他更想起陈毅市长的接见以及在南京玄武湖畔潜心研究火箭船的日子。“来北京两周多了，”张述祖在心中默算着，“和陈赓院长相识也没有多长……”可陈赓一见面就是“教授长、教授短”的尊称，最让他感到心里热乎乎的还是陈赓称他“述祖同志”，解放前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强作笑颜，有谁称过自己为“同志”呢？从将军那求贤若渴的目光和发自肺腑的亲切恳谈中，张述祖认识了一个他梦寐以求的带路人。老天有眼，让我张述祖在知天命之年遇到陈赓将军，平生所学可以施展矣，振兴中国国防之志可以实现矣，若能辅佐陈院长建成军工大学，为国家培养大批栋梁之才，我此生夫复何求？
想到这里，张述祖热血上涌，快步走回自己的宿舍，同事们都睡了，古城的夜晚十分安静。他怕开了电灯影响大家睡眠，就悄悄点上半截蜡烛头，在昏黄的烛光下铺开白纸，摘下近视镜，再换上老花镜，深深吸了一口气，先写下老朋友曾石虞的名字，想了想，又写下曹鹤荪和卢庆骏的名字。在教育界多年的工作经历，使他熟悉相当多的学界俊才。他反复斟酌、比较，一个一个写下去，数了数，一共37名教授和副教授。张述祖一一列出这些人的专长和目前所在院校或单位，他有点累了，看看表，已经是下半夜了，“明天一早就呈交给陈院长”他在心里反复提醒着自己。
翌日下午，陈赓把张述祖请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他手里拿着早晨张述祖交给他的这份教授名单，十分高兴地说：“述祖同志，你这份名单太重要了，我要感谢你呀！快坐！快坐！”
陈赓给张述祖泡上一杯茶，随手拉过一张椅子，与张述祖促膝交谈。
“我知道你执教多年，对如何办学有深入的研究，今天咱们不谈别的，我想听听你对办学的见解。”陈赓诚恳地说。
张述祖也不讲客套话，他坦率地问道：“不知陈院长最想了解的是什么？”
陈赓想了想说：“我们现在要创办一所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军事高等科技学府，总要有教育家来办学才行，我想听听中国当代有名的教育家对办学有什么高见。”
张述祖知道自己的南通方言太重，怕陈赓听不懂，就特别注意慢慢讲来：“我最钦佩的大教育家有三位，一代宗师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对中国现代教育事业有开山创基之功，今天不说蔡先生。因为我们军工是工科大学，应以清华、浙大为镜子，说说这两所大学的校长。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前些年赴美至今未归，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现在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梅先生在清华时讲过一段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还说过，‘凡是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陈赓拍掌叫好：“哎呀，这段话讲得确实好，有空你把梅校长的这段名言抄给我，我要学习研究呀！”
张述祖笑笑，又接着讲下去：“在梅校长的主持下，清华学风开明，学术昌达，教授严于律己，堪称表率。梅先生旗下有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吴晗、熊庆来、吴有训、周培源、翁文灏等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给清华带来了声誉，为清华播桃李于天下。”
“再说浙大。竺先生讲过，‘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他倡导‘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那时候，浙大人才济济，学术成果累累，大学者如钱宝琮、陈建功、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束星北、丰子恺等，有数十名之多。所以浙大成为闻名海内外的名校。”
看到陈赓听得津津有味，张述祖又说下去：“以我多年的体会，大学办得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师资与设备，现在看，军工的设备有国家大力支持，问题不大；但是教授不是设备，全国人才有限，不下大力气是不可能邀请到德才兼备的人才的，这是我们当前要务中之要务啊。陈院长如此信任我，让我襄助徐立行和张衍两位同志选调师资，我自会尽力而为。我昨晚写下的37名人选，没有我刚才讲到的那些大名鼎鼎者，不是不想请调，实在是调不动他们，且不说这些大学者的个性极强，一所只有蓝图的大学是请不动他们的。即使本人愿意，学校又岂肯放人？所以我建议调动的人多半为青壮年学者，他们正在声名鹊起之时，却又未到事业峰巅；虽是学校的支柱，却又未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程度。例如我推荐的卢庆骏，那是大数学家陈建功和苏步青的高足，其数学功底恐怕当今无同龄人可比，刚进壮年，正可成大事业。我只怕调这样的教授也费周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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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知遇之恩 张述祖秉烛荐贤才（3）
听罢张述祖这一番话，陈赓眉头微蹙，站起身来，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思忖片刻说：“你刚才谈的意见非常重要，请调教授的工作牵涉面大，政策性强，我们必须慎重，要周密计划，要抓得特别紧才行。边建不是一蹴而就的，楼要一砖一瓦的盖，但是边教则刻不容缓地需要教授，没有一批高水平的教师，我们这个军工学院就会误人子弟，我们的办学就会失败。述祖同志，我们的责任重大呢。选调教授，首先要请我们筹委会里的教授们推荐，你开了一个好头，一下子就推荐了37名，现在由你负责汇总，加上任新民等同志们的推荐，整理一份名单，提交筹委会讨论，你看行吗？”
张述祖对陈赓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和对下属坦诚相待、充分信用的态度，敬佩至极，他高高兴兴地离开陈赓的办公室，找徐立行和其他教授们商量去了。
9月6日，筹委会打电话给###副部长钱俊瑞，约请他来恭俭胡同商谈抽调教授之事，钱部长昨天刚参加过中南海的会议，他很痛快，几个小时后，就带着秘书，驱车来到筹委会。
陈赓、徐立行、张述祖和任新民把钱俊瑞一行人让进会议室兼会客室的屋子里，陈赓开门见山，递上拟调进军工的教授名单。
徐立行上前解释说：“我们第一批要调的一共80人，其中卢庆骏等18名教授为重点，因为他们都是名望较高的教授专家，另外还有62名教授或副教授，也希望尽快调入。”
钱俊瑞看过名单后，态度明确地说：“你们所提的名单我都同意，办一所大学，光这些教授也不够。这样吧，星期一你们去部里找教育司长张渤川和计划司长张钟灵具体商定。”
陈赓看钱俊瑞如此痛快，心中高兴，忙让司机开车去买烤鸭，他对钱俊瑞说：“中午别回去了，就在我们这儿吃顿便饭吧，一会儿烤鸭就到。”钱副部长连连称谢。
没想到徐立行和张述祖那天按约定时间去###商谈，司长们却说，18名教授的调动还要研究研究，要请示部长以后再说。
徐立行和张述祖空手而返，陈赓听罢汇报来了气，大声说：“懋之，你再打电话约见钱俊瑞，就说明天我要与他面谈。‘三反’有一条反官僚主义，什么事都用‘研究研究’来对付，这也属于官僚主义呀。我们现在调教授，就像打仗搬救兵，军情急如火！不能因为扯皮，打官腔，贻误了战机！”
李懋之电话一拨，问题就迎刃而解。当时，“陈赓打电话”这一招儿还真是灵，不久，任新民和许鸣真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调罗时钧和庄逢甘，所里人事处处长说什么不肯放人，任新民回来向陈赓汇报，陈赓紧绷着嘴唇，在办公室里踱了两圈，对任新民说：“你给那个处长打个电话，就说我明天登门拜访，当面请教。”
任新民有点犹豫，憨憨地笑着，没敢碰电话。
“就这么打！”陈赓用手指指电话。
任新民照办了。第二天，力学所来了电话，客气地说，罗时钧和庄逢甘将按规定时间去筹委会报到。
事后任新民听说，那位人事处长听说陈赓要来找他，可吓坏了，立马“投降”。任新民感触良深，常对同事们这样说：“哎，没有陈赓院长坐镇，调人的事就不好弄，北京哪个单位都不愿意放人哪。”
在陈赓亲自督催下，请调教授的名单终获###通过，陈赓又去找周恩来和彭德怀，重点对象的调令是以中央军委或政务院名义发出的，需要他们签字。
9月8日晚上，陈赓驱车回到筹委会，进了院子，听到徐立行办公室里传来阵阵说笑声，便和秘书刘云一起推门进屋。
“嗬！好热闹！一大屋子人嘛！”陈赓笑道。
大家都站起来，今天刚到北京的张衍忙向陈赓敬礼说：“陈院长，张衍向您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