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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殊希第一次单独执行教师选调任务，感到担子很重，他一条不漏地记下张衍的指示。
张衍想了想，又说：“要注意和高教部、中组部、各军兵种选调单位搞好关系。尊重他们，共同协商，不要摆架子，像讨债一样；同时要注意保密，档案材料要保管好，转递材料手续都要清楚。最后一条，搬家。院长让你住到他家的前院，和驻京办事处许鸣真主任他们住在一块，有困难许主任还能帮你一把，怎么样，高兴吧？”
张殊希低着头嘿嘿地笑着。后来，张殊希在院里偶尔碰到陈赓，他想汇报工作，陈赓说：“不用单独给我汇报了，给院里领导汇报就行了，如果有什么困难，你再来找我。”
半年以后，张殊希每天穿梭于北京各单位的辛苦得到了回报，哈军工先后调到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中有刘恩兰、慈云桂、邓三瑞、胡寿秋、张相麟、欧阳昌宇等人，研究生中有高伯龙、柳克俊等人，这些教师都成为哈军工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力量。
1954年，陈毅、贺龙、习仲勋三位副总理都曾为哈军工调人的事主持过有关会议。
1954年10月30日下午，军委副主席贺龙在军委系统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解决军事工程学院的专业师资问题。出席会议的哈军工干部有张衍、徐介藩、唐凯和黄景文，首席顾问奥列霍夫也列席会议。
贺龙平日有说有笑，幽默风趣，今天却十分严肃。一开会他先点名，发现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不在，便询问原因，这两大军种派来的副司令员代肖、刘请了假。
贺龙说明会议的内容和目的后，让哈军工的代表、政治部副主任张衍发言。
张衍详细汇报了建院以来哈军工从无到有，初步建立了完整的教学体系，一期学员即将进入专业基础课，各专业的苏联顾问已大批来院，现在95个专业教授会都面临着师资短缺的困难。
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惊诧地问道：“95个教授会？为什么要这么多的专业教授会？”
张衍解释说：“这还是起码的专业，对口的苏联专家已经到位，以后还要增建呢。”
与会的各军兵种领导人纷纷表示要尽一切可能来支援军事工程学院。
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和政委黄志勇都参加了会议。陈士榘将军性情豪放，胆识过人，这次他又首先发言：“目前我们工程兵还没有技术学校，技术干部全靠军事工程学院培养，学院需要我们支援什么，我们就支援什么，决不打一点埋伏！”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也是侠义心肠，他坦诚地说：“我们装甲兵是个新兵种，人太少，说实在话，调不出来多少人，但是器材装备我们有，军工要车要炮要坦克，我们一定如数供给。”
海军、空军、炮兵的领导人也表态说：“我们只办了几所培养初级技术人员的学校，高级技术人才要靠军事工程学院培养，支援军工办专业，我们义不容辞，我们会把最好的教员拿出来让军工挑选。”
贺龙看发言差不多了，很高兴地环顾会场，作了总结：“我军历史上还没有办过像军事工程学院这样的高级技术学校，既然要办，就要舍得下本钱，就要不惜代价。1952年9月军委要把二高步校全部调到哈尔滨，我当时也有点舍不得，那是我们西南军区最好的一所军校噢，我本来想花点工夫，多投点钱，把这个学校办得更好。但是为了创办军工这个大局，西南军区全力支持，连人带物，成建制迁到哈尔滨了。所以，全军要把支持军工当成自己的事，只要他们需要的人，能抽的就抽，能调的就调，不打一点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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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笔墨官司 陈院长上书中央文委（6）
奥列霍夫第一次参加如此重要的会议，见到这么多中国的高级将领们，颇感荣幸，会前，贺龙又亲切地与之交谈。奥列霍夫对贺龙的印象极好，他悄悄地对徐介藩说：“贺龙将军很像我们苏联的布琼尼元帅。” 看到中央军委和各军兵种如此重视和支持军事工程学院，他深受感动，通过徐介藩，他向贺龙说：“苏联顾问团全体同志，有充分信心帮助中国同志们办好军事工程学院，一定会不断地向各军兵种输送合格的军事工程师。”
与会的将军们吃罢晚饭，贺龙又恢复了他快乐幽默的天性，笑哈哈地告诉大家：“总政话剧团刚排演一出话剧叫《万水千山》，今晚，我请大家来看戏！”
将军们皆大欢喜，唯独奥列霍夫不愿意看戏，徐介藩劝了几句，这个刻板的老先生还是摇头说“不”，张衍只好叫车先送奥列霍夫回宾馆了。
这次会议之后，各军兵种积极落实，调人给物，不遗余力，哈军工的干部到各军兵种司令部里办事，最常听到的话是：“你们军工是为我们培养技术干部的，咱们是一家人哪！”
22 出生入死 刘居英智斗“绞杀战”（1）
出生入死 刘居英智斗“绞杀战”
总理举荐 副院长赴任哈军工
院党委为了调进八方俊才，两年来费尽心血。求贤若渴的陈赓也经常感到自己肩负重荷，需要增加助手，特别是院一级领导干部中，应该充实几位革命资历深、文化水平高、能独当一面的干部。陈赓曾把自己这个想法向周恩来和彭德怀谈过，在院级领导班子中，之所以一直没有设副院长和副政委的职务，主要原因也在于他尚没有物色到较为理想的人选。
1954年初，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为哈军工举荐了一位副院长，此人姓刘名居英。
1954年4月10日，刘居英向来京开会的陈赓院长辞行后，只带着一个警卫员，散步似地走到前门，悄然登上开往哈尔滨的旅客列车。陈赓记下了他所乘的车次，嘱咐许鸣真电话通知学院。
次日上午，张衍、李懋之等院领导在哈尔滨火车站迎接刘居英，结果没接到人。原来刘居英带着警卫员，绕过拥挤的人群，从铁路职工进出的小门轻松出站，径直回家去了。院领导中谁都没有见过刘居英，大家又都盯着穿军装的军人，身着便装的副院长自然不在目标之内。下午，张衍等人闻讯后，驱车直奔北京街1号，大家终于见了面。
第二天，院办秘书李木来见刘居英，还没开口脸先红了：“报告副院长，党委派我给您当秘书，请您指示。”
刘居英上下打量着李木，这个河南小伙子挺憨厚，“好啊，欢迎啊！” 刘居英笑道：“咱们合作共事吧。” 李木从此跟着刘居英，恪尽职守，一直干到“文革”中为刘居英“陪斗”为止。
几天之后，陈赓回到哈尔滨，在一次小规模的部、系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陈赓把刘居英介绍给大家。陈赓说：“这位就是中央给我们派来的副院长，刘居英同志有着光荣的革命履历，当年他是北京大学的大学生，是个知识分子呀。”
在哈军工的干部眼里，新上任的副院长显得非常年轻，一头浓密的黑发，剪成硬板刷似的“寸头”；浓眉大眼，高鼻阔口，仪表英武而潇洒；大家印象最深的还是他那高大魁梧的身材，简直像个职业篮球运动员。
刘居英原名刘志诚，祖籍山东省掖县，1917年3月30日生于吉林省长春市。
刘居英自幼聪慧好学，读到小学六年级，家道日衰，父亲供不起两个学生，硬让刘居英辍学，去裁缝铺当学徒工。他一气之下，跑到吉林市找大姐和大姐夫，大姐夫送他去报考吉林师范附中，这个学校不收学费，刘居英跟大姐要点饭钱，总算如愿上了初中。
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一夜攻占了沈阳北大营，进而侵占东三省，吉林市人民沦为亡国奴，所有的学校被关闭，群众抗日情绪高涨，刘居英和进步同学一起，积极参加抗日爱国###。1933年4月，他在吉林市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CY）。不久，中共吉林特支被破坏，大批党团员被捕，刘居英与其中一些人的通信被敌人发现，5月初，他被抓进宪兵队，一顿毒打后关了起来。敌人以为小孩子好对付，没想到这个少年郎死活不承认自己是CY，刘居英嚷着喊着，我是小孩子，什么也不知道。
儿子被抓，父亲就四处求人，多亏有个好心的裁缝师傅齐大叔，因为经常给日本宪兵队长做衣服，又会日本话，总算帮忙把刘居英放了出来。宪兵队规定刘居英不准离开长春，三天两头还有个宪兵来刘家巡视，嗅一嗅刘居英有无反满抗日的味道。
半年前就秘密跑到北平的大哥来信了，他让刘居英寻找机会也到北平来。秋末，北平来了一个女大学生，在她的掩护下，刘居英化装潜行，从日寇的魔掌中逃了出来。
到了北平，刘居英一时找不到党组织，就跟着大哥，参加东北流亡学生们的活动。少帅张学良为救济东北流亡子弟，办了两所管吃管住的免费学校，刘居英进了其中的东北大学补习班，埋头苦读了一年书，补习完高中的数理化，可就是没时间学外文。刘居英学识日增，便跃跃欲试，他想报考东北大学，已经考上北京大学的大哥劝刘居英改报北大试试。
那时候，能考进北大的都是百里挑一的好学生，刘居英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交了一块钱的报名费，就进了考场，结果数学考了100分满分，物理、化学都是60多分，语文及格，只有外语吃了“零蛋”。发榜的时候，刘居英是“单科录取”。
1935年9月1日，刘居英大步走进北大化学系。他很快就与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参加北京大学党支部，组织上让他担任共青团（CY）北京大学支部书记。刘居英在进步同学中秘密发展共青团员，工作颇有成效，几个月中竟发展了七八个人，不久，共青团（CY）撤消，所有团员都转为党员。
是年12月9日，北平数所高校的学生们走上古城街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华北，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北京大学的党组织积极领导和组织北大学生投入这场爱国运动的洪流之中。
在北京大学的示威游行队伍中，“东北大个子”刘居英担当纠察队队长，他的任务是率领纠察队员，保卫游行队伍，面对警察的皮鞭和水龙，他一次又一次与警察搏斗，护卫着行进中的北大队伍。
22 出生入死 刘居英智斗“绞杀战”（2）
1936年1月，党决定组织“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刘居英是以北大为主的第一团第二中队队长，学生南下保定后，遭军警堵截并被押回北京。春夏之交，中共北方局的同志通知刘居英：“你的目标太大，组织上决定你马上离开北京，以豫西特派员的身份去河南开辟新区。”
从内心讲，刘居英热爱北大，也很喜欢化学系，系主任是留美回国的著名学者曾昭抡教授，即清朝中兴大臣曾国藩的嫡孙。曾主任为人正直，思想开放，只要学生有心向学，政治信仰问题他不去计较。所以当何应钦列出“一二？九”学生运动骨干名单，要在北大搜捕这些学生领袖时，曾昭抡保护了包括刘居英在内的一些学生。解放初，时任###副部长的曾昭抡到哈工大检查工作，刘居英特地前去看望恩师，曾昭抡还记得他这个“闹事学生”。
国难当头，义无反顾。19岁的刘居英要独自闯荡，去执行党的任务了。他化名“居英”，离开北平，踏上去豫西的艰难路程，组织上给他的全部活动经费就是5块现大洋。
7月的豫西，关山迢递，溽暑蒸人。刘居英千辛万苦，满身汗碱地来到阌乡县（今三门峡水库地区）落脚，在一个小学校里和地下党的负责人王校长接上头。
王校长和刘居英商量好，刘居英的公开身份是河南大学的学生，受聘为该校体育教员。
刘居英的工作区域是洛阳以西、潼关以东、黄河以南、伏牛山以北的狭长地带。任务是恢复党的组织，宣传抗日救国，迎接红军北上抗日。不久组织上又派来刘子厚（即20世纪60年代的河北省省长），和刘居英一起开展白区工作。
白天，刘居英以教员身份作掩护，晚上就深入群众，先后发展了五六个党员。他们稳扎稳打，机动灵活，把反对内战，抗日救国的道理讲到群众的心里，在阌乡、灵宝、华县一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豫西工作了三个多月，他们的身份被县里的一个复兴社分子识破，危急关头，刘居英和刘子厚机智脱身，一直逃到陕西华县。他们奇怪地发现，东北军和中央军正在华县对峙，没过几天，“西安事变”震惊全中国。“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党组织把刘居英调到中共东北特委，任组织委员。
北平沦陷后，奉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