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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刘有光先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旅政治委员，四纵队政治部主任，洛阳市委书记，第二野战军十三军政治委员。当陈赓挥师两广、直取云贵之后，刘有光任云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滇南工委书记。陈赓组建志愿军三兵团时，首先点将刘有光入朝，任三兵团政治部主任。
陈赓十分器重德才兼备的刘有光，所以朝鲜停战后，刘有光的新岗位必定是在哈军工，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一直空着，陈赓知人善任，宁缺毋滥。
刘有光一身戎装，微笑着走进哈军工。他中等身材，眉目清秀，肤色白净，戴着眼镜，满身透出书卷之气，要不是陈赓向大家介绍刘有光南征北战的军旅生涯，人们或许以为他是个斯文的大学教授。刚进不惑之年的刘有光为人谦和有礼，自我修养极好。
学院把刘有光的家安排在市里，离刘居英的家几步之遥，于是，这两位几乎同时调入哈军工的志愿军战将，每天早晨同坐一辆车上班，共同的革命生涯和相近的年龄，使他们两人一见如故，情同手足。
刘居英和刘有光刚到办公室，陈赓便找上门来，招呼道：“今天是院党委扩大会议，就请二位老兄入座开会吧！”
4月14日和15日两天，哈军工团以上的党员干部齐集王字楼小礼堂，听陈赓传达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陈赓环顾会场，声音洪亮，义正词严地说：“……高岗、饶漱石是极端的个人主义野心家，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企图实现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个人野心……”
对于高岗其人，陈赓早就有所警觉，一开始直觉上的反感就是高岗生活上极端的腐化堕落。陈赓第一次从朝鲜前线回国，路经沈阳，“大玩儿家”高岗以欢迎他为名，举办盛大舞会，又吩咐一个美若天仙的姑娘去缠着陈赓跳舞，陈赓被迫无奈，大呼“救命呀！”语惊全场，舞会中断，高岗尴尬不堪，陈赓这才从灯红酒绿的舞场脱身。在成立哈军工的过程中，高岗态度消极，阳奉阴违，所以陈赓十分厌恶这个趾高气扬的“东北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高岗调到北京工作后，与饶漱石勾结，为了打倒刘少奇，首先搞的阴谋就是借中央会议“批薄倒刘”和“讨安倒刘”。而薄一波和安子文恰是陈赓当年的老战友。1953年，陈赓到大连出差，高岗专程来看望，企图拉拢陈赓，高岗一走，陈赓立即打电话报告周恩来：高岗的举动很不正常……不久，在中央的一次高层领导会议上，有人提出高岗想笼络陈赓，周恩来马上站起来说：“第一个向我报告高岗政治野心的就是陈赓同志……”
“高饶事件”被揭露出来以后，陈赓旗帜鲜明，连夜写揭发批判稿，坚定地站在党中央一边。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他受命于周恩来的精心安排，身带手枪坐在高岗的身后，以防不测。会后，刘少奇不无钦佩地说：“你们别看陈赓同志平时爱开玩笑，他的组织纪律观念可强着呢！”
中央出了“高饶反党集团”这样的大事件，令全院的干部们大吃一惊。传达完四中全会的决议后，联系到哈军工的实际，陈赓说：“我院成立以来，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使我们产生了许多缺点错误。在学院内，不团结的现象是存在的，分散主义、本位主义也有很多严重的表现。有些同志遇事只从本单位着眼而不照顾整体利益，强调自己的困难而不照顾别人的困难，甚至发展到上级的决定可以不执行，自作主张另来一套。有些同志自以为学院由军委直接领导，高人一等。有些同志对政府和群众不够尊重，蛮横无理，甚至狂妄自大。
骄傲情绪不但妨碍党的工作和自己的进步，而且是助长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的温床，损害党的团结。我们要揭发危害团结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宗派主义等错误倾向，根据四中全会的精神和治病救人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
团以上的干部经过了两周的学习后，4月28日，全院召开党员、干部大会，由张文峰代表党委做了关于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的传达报告。5月3日，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检查思想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是哈军工建院以来，最大规模的大学习、大检查。《工学》报专门发了题为《自觉地检查缺点错误，克服骄傲情绪，增强党内团结》的社论。党委扩大会实行半天工作，半天开会，整整开了一个半月。
23 增强团结 陈院长批评“二三矛盾”（2）
1954年春，陈赓又把另一位老部下，三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子明调来哈军工，任科教部副部长。
张子明，生于1918年，山西离石县人，1934年参加革命，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山西抗日决死队，历任###股股长，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八路军团政委，晋冀鲁豫第四纵队团政委，14军42师政委兼云南军区丽江军分区政委，丽江地委书记。
张子明个子高挑，面颊瘦削，说话幽默风趣，性格随和。
二刘一张的到来，再加上筹建期的“三大助手”，群众戏称“三驾马车”的徐、张、李，陈赓领导下的哈军工院级领导班子基本上算是配齐了。
在院级领导中，只有刘居英是独自一人初到陈赓麾下，尽管在朝鲜前线曾向陈赓当面汇报过工作，但不是很熟悉。刘居英久闻陈胡子大名，且听说脾气蛮大，因此刚上任的副院长言行上不免有点拘谨。
然而见面以后没过几天，陈赓的人格魅力使刘居英那层薄薄的心理防线荡然无存。
只要是不开会，陈赓就带着刘居英到处转悠，一会儿和苏联顾问聊聊，一会儿到教授会看看老教师，再不就下到系里，与系主任们“吹吹牛”，不管见到谁，陈赓先把刘居英介绍给大家：“这是我们新来的副院长呀，在朝鲜跟美国人较量过的铁道司令！”“看看我们的副院长，当年北大化学系的大学生呢！”
刘居英心里明白，陈赓在处处帮助自己树立威信，引导自己熟悉情况。
陈赓的热诚和信任，对干部不分亲疏，一视同仁，与人为善的态度，使刘居英心悦诚服，他庆幸自己又遇到了像罗荣桓、朱瑞和滕代远那样的好领导。
那天，陈赓和刘居英在新绿满枝的小树林里漫步，陈赓说：“居英啊，我们都是打了半辈子仗的职业军人，你比我强，还进过北大的门，我还没踏过大学的门坎儿呢。”
刘居英忙说：“我那个大学也没有念完啊，院长您可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呀！”
陈赓摇摇头：“我是想说，党中央、毛主席派我们来办这样一所大学，你我恐怕都是仓促上阵，没有在教育界工作的实际经验，但是想想我们在朝鲜战场，天天挨炸弹、汽油弹的滋味，就是把命搭上，也得把这所大学办好。我不止一次对同志们讲过，办不好军事工程学院，我陈赓誓不为人！你来了，我很高兴，你比我年轻，现在就大胆放手抓工作吧，有什么困难，我来解决！”
刘居英默默地听着，他几乎能感触到陈赓那跳动的滚烫的心，只觉得一股热浪直冲脑际。上任以后，他已经看过院党委一系列决议和文件，徐立行、张衍、李懋之等同志分别向他详细介绍过情况，党委一班人满腔热忱地欢迎自己，刘居英深感这个战斗集体的温暖和和谐。
“团结问题不能忽视呢，”陈赓继续说，“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和教员，不可能没有矛盾。目前，学院存在两大主要矛盾，一个是干部之间的矛盾，另一个是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们要反复强调、努力解决好的大问题。我让刘有光和张衍侧重抓好知识分子的工作，解决好第二个矛盾；你刚来，又不属于什么“三兵团”或者“二高步校”的山头，当前你先抓干部的团结工作。党委扩大会议就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了，党委常委必须带头，首先我要带头。”
在党委委员的思想检查会上，陈赓第一个带头作自我批评。
徐立行滑冰不慎摔断了大腿骨，石膏绷带还没拆，他一定要来参加党委扩大会，陈赓劝不住，只好让两个警卫员搀扶着徐立行进会场。
党委会提出了“三驾马车”不团结的问题，首先点到徐立行和张衍之间存在“闹别扭”的问题。
去年9月，政治部召开全院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张衍作了《加强教学中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会前，张衍请徐立行就教学工作要求的问题讲个话。徐立行就在会上讲了“现在教育与过去教育不同的十个方面”，他把军工和“抗大”、“军大”在性质、任务、培养目标、教学计划等十个方面有所不同之处作了对比。由于事先没有跟张衍通气，他的有些提法与这次大会不太合拍，例如他说，“抗大”、“军大”就是个大训练班，没法跟军工这样的综合型工科大学相比，等等。在哈军工把“抗大”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当做自己的校风，把《抗大校歌》当成自己的校歌时，徐立行的讲话显然容易造成干部思想上的混乱。当然，徐立行这次讲话也有许多积极的内容，如果是在探讨教学方法的会议上讲是有益的，但在全院政工会议上讲显然不合适。
张衍对徐立行事先不商量就“放炮”，心中不快，颇有意见。
陈赓事后知道此事，批评道：“这么大的一个会议，你们两个院领导当着全院干部的面唱对台戏，成何体统！”了解清楚情况之后，陈赓批评了徐立行，帮助他提高认识。
徐立行对科教部部长张述祖教授也有不够尊重之处。一次看一个不涉及机密的军事纪录片，他因张述祖不是军人，就不让张去，张困惑不解。张述祖几次向他申请，希望参军，徐立行要么不太理会，要么就说：“超龄了，算了吧。”徐立行作老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开始不够细微，他说张述祖：“你口才、口音都不行，知识也旧了，讲不了课！”这很伤张述祖的自尊心，要说张述祖满口苏北南通土话，别人听不大懂，那么张述祖服气，可要说精通几门外国语言，在兵工大学教出那么多学生的张述祖博士不会讲课，他怎么会服气呢？鲍廷钰、浦发等老教师都是张述祖的学生，在教学和科研中遇到难题常去请教张述祖，所以张述祖认为自己的作用没有得到徐立行的充分肯定。1月28日，在第一次教学方法研究会上，张述祖作了《如何指导学员独立作业》的报告，徐立行很是赞赏，当众表扬了张述祖：“张教授，你行呀，肚子里有货。”张述祖心头一热，对徐立行的那些意见也就抛到爪哇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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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增强团结 陈院长批评“二三矛盾”（3）
在党委扩大会议上，徐立行严格要求自己，针对自己一些旧思想，做了几次检查，说到动情之处，他难过地落泪了。陈赓充分肯定徐立行兢兢业业抓教学的工作成绩，同时也严肃分析和批评了徐立行的主观主义、骄傲情绪和在与干部、知识分子关系上的不团结现象，徐立行对陈赓的话心悦诚服，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
陈赓十分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哈军工的干部多年来敢于展开刺刀见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好传统，就是陈赓打下的基础。
1954年初，部分来自二高步校的基层干部滋长了一种宗派主义情绪，他们认为跟随陈赓入朝作战的三兵团干部吃香，而占哈军工干部总数五分之三的二高步校的干部不那么受重用，后来“二刘不如一余”的流言就是这种情绪的延续。
那天在党委扩大会的小组讨论中，一位原二高步校的干部发言时说：“如果今后学院出现不团结现象，那就可能是‘二’与‘三’的问题。”即二高步校干部与三兵团干部间的问题。
“二、三矛盾论”一出笼，受到与会干部的严厉批评，大家说，二高步校和三兵团都是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把学院干部分为“二”与“三”两部分，是不利于团结的，是非常错误的。陈赓也抓住“二、三矛盾论”不放，在党委会总结发言中严肃批评道：“什么‘二高’的，‘三兵团’的，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个别二高步校来的干部发牢骚说：“三兵团来的干部是来夺权的。”陈赓在会议上举了这个例子，他批评道：“我来学院是夺谁的权？我们的干部政策是五湖四海，任人唯贤，说这种话的人是有意挑拨关系，破坏团结，是党性不纯。我们一定要反对这种狭隘的宗派主义思想！”
这次马拉松式的党委扩大会集中精力解决团结问题，既严格认真，触及思想深处，又坦诚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