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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组织他们到相关的兵工厂和靶场实习。于是炮兵工程系的青年专业教师从无到有，终于都昂首走上专业课讲台。
在“向文化进军”的社会风气激励下，哈军工形成了学员、青年教师和工农干部的三大“学习群体”。青年教师的学习积极性非常高，他们常谦虚地说：“我们只是比学员多了一本书的知识。”在老教师面前，他们说自己“永远都是大学生”。
1954年至1956年，一批优秀的青年教师脱颖而出。空军工程系气象专业助教赵颂华，用两年时间系统地进修了数理方程、热力学、流体力学等基础课及苏联新出版的俄文原版气象学教材，还阅读了大量英文专业期刊，1954年秋冬学期就开始登台给学员讲授天气学。
1956年，在党的“八大”路线指引下，在“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哈军工在全院教师中进行了学衔评定和提升工作，12月26日，哈军工公布了225名讲师名单，全院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如戴遗山、汪浩、高伯龙、曹昌佑、刘千刚、杨庆雄、邱凤昌、柳克俊、杨士莪、徐滨士等人都榜上有名。到1957年底，能独立开课的青年教师由1953年的10余人增加到248人，为四个年级的学生开出395门课程，开出实验课950门，全院共有教师1175名，教学辅助人员493名，哈军工俊才汇聚，人强马壮，成为全军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单位。
建国之初，败退台湾的蒋帮空军对沿海城市的轰炸，特别是朝鲜战场上握有制空权的美国战机的凶残猖狂，使中国领导人刻骨铭心。因此，空军成为最受重视且发展最快的军种。
亲身体验了现代化战争中空军威力的陈赓和他的战友刘居英，特别重视空军工程系的建设，1953年初，陈赓特别批示该系要加紧建设四个学科的实验室，其中之一就是空气动力实验室，即风洞实验室。
在空气动力学研究试验的三大手段中，风洞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作为一种标志，它往往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空气动力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应该说，没有风洞，就谈不上航空航天科技的发展，就不会有飞机、导弹的制造。
陈赓对风洞实验室的支持乐坏了马明德教授。1952年秋，马明德在北京参加哈军工筹委会工作时，陈赓就曾向他了解风洞的问题，在请教过风洞知识ABC后，陈赓问：“中国现在有风洞吗？”
马明德摇摇头，叹道：“30年代浙大搞了一个，不久就不能用了。后来清华大学建了一个5英尺的低速风洞，抗日战争中被日本人破坏了，解放到现在，中国还没有一座可供实用的风洞。”
陈赓又问：“国外风洞的发展水平如何？”
马明德说：“这得先简单说说风洞发展史了。德国人在1908年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回流式风洞，鉴于小型风洞的误差总是影响航空科学的发展，每个国家都希望有大尺寸的风洞。又是德国人，在1917年建造世界第一个大型风洞，德国当年有强大的空军，受益于他们的先进风洞技术。
美国人在1927年建造了直径为20英尺的大型风洞，可以做整机试验，1931年又建造了更大的全尺寸风洞，不再是做模型试验，而是把整个飞机安装在风洞中进行研究了。从此，美国风洞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了，取得许多重大研究成果。比如，通过几百次吹风试验，很快发现在发动机上安装一个重量很轻的整流罩，就能轻而易举地把飞机时速提高20英里。
苏联也很厉害，早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年，就建造了第一座整机试验的全尺寸风洞。听说，斯大林称赞苏联风洞是‘打败希特勒的一颗重磅炸弹’呢。”
25 教风严谨 卢庆骏名师出高徒（4）
平时沉默寡言的马明德讲起风洞来如数家珍，滔滔不绝，陈赓听得入迷，最后语气坚定地说：“你和岳劼毅教授都是空气动力学专家，现在要考虑搞中国的风洞了，咱们军工学院一定要有风洞，从小型开始，得快点干。”
马明德笑笑，他是个性格内向而平和的人，建造中国人自己的风洞是他梦寐以求的志向，可那需要钱啊，军工有那个能力吗？不管怎么说，陈院长对风洞感兴趣，这让马明德兴奋莫名，他半宿睡不着，长吁短叹，辗转反侧，想想自己已经38岁了，已近不惑之年，坎坷的人生之路，往事不堪回首啊。
1915年，马明德出生于北京，父亲马文蔚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供职，是学富五车的读书人，文章极好，闲时爱好金石雕琢。长子的降生，如天赐美玉，按照中国人“玉不琢，不成器”的传统，父亲要让儿子接受最好的教育。
马明德不负老父厚望，193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成为这所江南名校的好学生。1937年夏，他回北平家中度暑假，正赶上“七七”事变，古都陷落，马明德亡命天津，又乘船到青岛，转火车回到上海。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上海交通大学由徐家汇迁入法租界，在战乱岁月的惶恐不安中，马明德于1938年毕业，在父亲的资助下，赴美留学，一年后，他就获得密歇根大学航空工程硕士学位。随后他前往美国东部特拉华州的伯伦克飞机工厂实习，那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小厂，却禁止外国人进入该厂的技术设计室。望着玻璃窗里面的美国工程师，马明德深感弱国留学生备受歧视的那种无奈和忿懑。既然学不到真正的航空技术，又何必在大洋彼岸空耗时光？国内的抗战如火如荼，他再也等不下去了。
1939年底，马明德回到上海，当时几所私立大学竞相礼聘他去执教，他却不堪忍受日寇统治下的亡国奴气氛，又不屑去英法租界过“孤岛蜗居”的日子，就婉拒了朋友们的好意。
1940年6月，婚后第五天的马明德夫妇，悄然离开上海，前往香港。维多利亚港的碧波，铜锣湾的高楼，都吸引不了马明德，在美丽贤惠的妻子蒋祖绮的理解和支持下，他决心以自己的航空工程专长去报效多难的祖国。
他们在香港稍作停留就乘船去越南海防港，经陆路的小火车一路颠簸进入云南省。马明德在昆明找到国民党政府管理航空的下属机构，他的要求很简单，他想去内迁到云南的中央杭州飞机厂工作。
“愿意去就去吧。”国民党官员耷拉着眼皮，漫不经心地给马明德开了张介绍信，委任他为工程师组长。
中美合作创办的中央杭州飞机厂，为了躲开日军铁蹄，千辛万苦地搬迁到中国与缅甸交界的山区小县。
马明德有一股“不到黄河心不死”的韧劲，为了自己痴爱的航空事业，他在昆明无心留恋，又和夫人朝行夜宿，饱尝艰辛，直奔中缅边界的大山，那里毕竟有自己国家的飞机厂呀。马明德终于见到了那个偏僻小县城里的飞机厂。命运似乎要残酷地折磨我们年轻的飞机设计师，就在几天前，日本飞机越过中缅边境，炸毁了这个可怜的飞机厂。
望着被毁坏的设备，马明德欲哭无泪。飞机厂的负责人告诉他，跨过边界向南50公里有个叫八莫的缅甸小镇，那里还有该厂的飞机发动机装配厂。马明德心中豁然开朗，赶到八莫后，他的职务是负责该厂发动机试车工作。马明德全力以赴，建设试车工作台，他按照美方设计的图纸，亲自抓土建工程，每天和工人一起，满身泥土，满脸汗迹，在实际工作中打下坚实的航空工程技术基础。
然而缅甸战局越来越糟，英军节节败退，仰光沦陷。八莫发动机厂奉命拆下主要设备，撤回昆明。至此，中央杭州飞机厂仅存的最后一个分厂也宣布解散了。来自浙江的工人们痛哭流涕，大骂那些党棍们把好端端的工厂给毁了。在危难的时候，马明德很冷静，他决心保住这批技术工人，有了人，就不愁造不出飞机，他带领一大批技术工人离开了八莫，投奔贵州省大定，那里还有一个发动机制造厂。大定和缅甸的八莫一样，也是生活艰苦的蛮荒之地。马明德把自己交给了中国的航空工业，义无反顾地带着妻儿钻进大定的穷山沟沟里。
到大定厂后，马明德担任机工科技师。没干多久，马明德带来的那批优秀的技术工人受到排挤，最后连他自己也不能幸免。5个月后，大定厂方给了他一纸去广西柳州修理厂的调令。
国难当头，国人还热衷于钩心斗角，多年来怀着航空救国理想的马明德彻底绝望了。马明德心力交瘁，明显地见老了。这一次，他不再痴迷飞机厂了，悲愤之下，他带着陪他吃苦受难的妻子和幼小的女儿，来到战时陪都重庆。此时，上海交大刚在重庆复校开课，他被母校聘为教授。在刚开办的航空系中讲授“应用空气动力学”等三门新课，课余种菜自给，生活清苦。
日本投降后，马明德全家随交大迁回上海，他潜心于学问，又增开新课，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其中有后来的哈军工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庄逢甘。
在交大的几年，马明德多次建议校方建造风洞实验室，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教育界，谁还会去关心风洞这种虚无缥缈的问题？肚子才是最大的风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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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教风严谨 卢庆骏名师出高徒（5）
陈赓给了马明德信心之源，哈军工给了马明德希望之火，他埋藏于心底那个建造风洞的夙愿，就像一堆被点燃的干柴，熊熊燃烧起来。1953年1月，马明德把全家从上海搬到哈尔滨，他是个埋头苦干的学者，对事业的执著追求远远超过对生活的要求，老教师“过三关”的问题，他不那么敏感；可他很幸运，患难与共的贤内助始终支持他，那时候，蒋祖绮在学院图书馆里工作。
1953年春天，空气动力学教授会成立，岳劼毅教授任主任，马明德教授任副主任兼空气动力实验室主任。系领导鼓励岳劼毅、马明德两位教授：“陈院长已经下决心了，一定要把风洞实验室搞起来，系里也把基建规划上报院基建委了，你们就不要担心经费问题了，赶快弄出个建设方案吧。”
说干就干，制订方案的核心人物是岳劼毅、马明德、庄逢甘、罗时钧四位教授，大家一致推举实践经验丰富的马明德为风洞建设的总指挥。四个人经过几次讨论，提出了初步实施计划，主要内容是先建造两座实验段直径为米的回流低速风洞，一座是开口的，编号为一号风洞；另一座是闭口的，编号为二号风洞。等这两个风洞建成后，再建一座实验段截面为80毫米×80毫米的超音速风洞，编号为三号风洞。
5月中旬，四位教授的方案获得新上任的系主任唐铎和苏联顾问的支持，但技术细节尚需进一步研究。
马明德拿出当年在云贵高原投身飞机制造业的那股拼命精神，吃饭、走路，都想着风洞，连做梦也是风洞，风洞成了他的命根子。蒋祖绮忧郁地观察丈夫的饮食起居，生怕他累倒了。1953年夏天，为了调查哈尔滨市有关工厂的加工能力和当时市场上的金属材料，马明德四处奔波。好在他有个好助手叫纪士玶，这个青年助教是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常常劝马明德：“马主任，你动动嘴就行了，跑腿的事儿交给我们来干！”
纪士玶于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论辈分自然是马明德的学生，解放前夕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他不仅政治觉悟高，且业务能力很强，在马明德的指导下，这位从来没有见过风洞的年轻人很快成了风洞迷。他心痛身体瘦弱，体质亦差的马老师日夜操劳，总是主动地抢挑重担。
当时摆在马明德面前的最大困难是螺旋桨的材料和制造工艺。建国初期，中国尚不具备制造金属螺旋桨的条件，如果采用飞机上现成的螺旋桨，又难以与发动机、转速、风速完全匹配。螺旋桨做不出来，风洞建设就会告吹，怎么办呢？马明德苦苦思索。那天唐铎主任来看他，又把岳劼毅、庄逢甘、罗时钧三人请来，大家一起研究螺旋桨的问题。马明德说：“我考虑很长时间了，又查了一些资料，走访一些单位，觉得可以用木头来代替金属，制造木质桨叶。”
岳劼毅有点惊讶：“木质桨叶的强度够吗？”
马明德说：“关键要选最坚硬的木材，还要有一套特殊的加工工艺。”
唐铎说：“马主任这个设想是另辟蹊径，不错啊，系里再研究一下，为你们当当参谋。另外，你们还有什么困难，也及时提出来。”
从来不向领导提要求的马明德，这一次不客气了，他说：“主任啊，我缺人手，能不能给我调几个手艺好的老技工呢？”
“要什么样的老技工呢？”
“首先要找会刻制桨叶的高级木工，还要找高级钳工和车工，做平台得有好手艺才行。”
“赫拉少！”唐铎满口答应，一高兴，顺嘴溜出一句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