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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年的上学期，谭国玉的考试成绩中出现了4分，下学期考试时出现了5分。
“这是真的吗？”苏联顾问耸耸肩，问系主任，唐凯笑道：“那还有假？谭国玉学习成绩上来了。”顾问摇摇头走开了。唐凯忙找林铁峰：“老林，谭国玉的成绩不会有问题吧？”
林铁峰眨眨眼睛说：“不会吧！好几个教员在场呢。”
唐凯和林铁峰既高兴，又怀疑，于是每次考试都到考场看着，教师们也不放心，别人口试一张卡片，谭国玉要抽四张，老师们反复地提问，真是神了，竟问不倒谭国玉。
这一下子可震动大了。从第三学年开始，每逢期末考试，系、科首长和教师坐在一起当考官，看谭国玉得了5分，就另外抽一张试题卡片让他再答。结果还是5分。这么对待谭国玉真有点不公平，考他一个人等于考三四个人，肚子饿了也得坚持答题。有一次考试，唐凯和林铁峰都来“陪绑”，林铁峰怕谭国玉挨饿，还带来面包和水壶。谭国玉胸有成竹，他对他们说：“请首长放心，这次我准能考5分，你们就不用在这里浪费时间了。”考试结果，果然是5分。主考老师对谭国玉进行口试时，听完他的回答，总还得“旁敲侧击”一番，直到确信他真正掌握了才罢休。
第三学年上学期谭国玉消灭了3分，下学期考试一炮走红，全都是5分，从此他的成绩单上消灭了4分。他获得了在军旗前照相的荣誉。
然而苏联顾问团对谭国玉的成绩仍抱着怀疑的态度，首席顾问奥列霍夫曾和刘居英打过赌，他才不信一个只有初中一年级学历的当兵人会门门功课满堂红。他指示五系主任顾问克拉辛柯夫教授“赤膊上阵”，亲自到考场观察和监督谭国玉的考试。尽管顾问眼睛瞪得溜圆，盯着谭国玉的一举一动，但在从容不迫的谭国玉面前，他服气了，这个中国小伙子是考不倒的。
走出考场，克拉辛柯夫对谭国玉竖起大拇指：“奥钦赫拉少！”他又对林铁峰说：“在谭国玉同志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战无不胜的。”
那天刘居英副院长向奥列霍夫谈起一期学员的期末考试，老爷子突然打断刘居英的话：“亲爱的副院长同志，对不起，你还记得我曾为五系学员谭国玉的考试成绩问题与你打赌吗？我想说，我输了，按我们的约定，我要请您和夫人来吃饭。”说罢，两人相视大笑。
陈赓慧眼识英才，他看准谭国玉是块好钢，为哈军工竖起一位刻苦学习的标兵。谭国玉后来成为我军的高级将领，为工程兵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谭国玉的事迹早以定格为哈军工历史中的一部分，并影响着后来众多的哈军工传人。而作为杰出教育家的陈赓，以人为本，因材施教，4次找谭国玉谈话，苦口婆心地开导启发，已成为中国军事教育史上流芳百世的传奇故事。
当时哈军工各个系都十分注意树立各自的“谭国玉式”的标兵。
空军工程系一期学员郭群芳，是个性格开朗的女同志，由于文化基础较差，参军后又没有机会复习，进入预科后成了“困难户”。但她不向困难低头，以顽强的意志刻苦攻读，一遇到困难，她就想起在朝鲜战场上的那次生与死的搏斗。
第五次战役时，在20军当文工团员的郭群芳才19岁，她奉命从火线上护送十几个伤病员回后方医院，她自己的脚伤还没好，又发着低烧，可她一直咬牙坚持着，他们昼伏夜行，常常遭遇敌机轰炸，整整走了五天五夜，没有东西吃，靠小河沟的水维持生命，经过千难万险，她终于把伤病员安全护送到指定地点，她自己也昏迷过去。
经历过生死考验，郭群芳认为眼前学习上的困难算不了什么，关键是功夫不到家，方法不对头。她勤学苦练，不断改进学习方法，成绩稳步上升，经过5个月的文化补习，扭转了被动局面，闯过了入系大关，第一学期的考试，郭群芳成绩都在4分以上。
哈军工学员队的干部中流行一句口头禅：我们科的学员只有成绩高低之分，而无用功不用功之别。
哈军工的学员们对时间的珍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有的学员平均每天学习时间长达10多个小时，如果不是军号声约束着，学习时间还会更长。中午不休息是普遍现象，星期天叫“星期七”，节假日更是难得的学习机会。相当多的学员整个学期不上街、不看电影。有的学员从大学到毕业，不知道松花江畔的斯大林公园和江心的太阳岛是个什么模样。在现代青年人看来，当年哈军工的学生无异于“清教徒”和“苦行僧”，在宛若花园的校园里，花前月下、曲径回廊，见不到谈情说爱、卿卿我我的男女，只有谈论思想进步，交流学习心得的战友和抓紧点滴时间研究、布置工作的班干部。他们视学习为战斗，把学院当阵地，他们须臾不敢忘怀的是党和人民的重托，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完不成学业，毕业后不能胜任军事工程师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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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地学女杰 刘恩兰笑傲东海浪（7）
这就是现代青年人难以理解的当年哈军工学子纯真圣洁的精神境界，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哈军工学子以“人在阵地在”式的忘我拼搏，成为那个时代的强者。
有人会说，“谭国玉式”的学员是因为基础差，才玩命苦读的，曾上过大学、数理化基础很好的学员总会轻松一点吧？罗培林是海军工程系船舶设计科学员班班长，共产党员。他是一期学员中的另一类先进典型。
罗培林是湖北黄冈县人，1928年生于大别山，从出生到少年，罗培林都是在逃难中度过的。抗战时期，姨母领他逃到四川宜宾，在一家难童教育院读书。教育院是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所创办，刘校长是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在抗战初期被日本人暗杀了。此时的教育院由刘校长夫人维持着，她对孩子们说：“如果谁好好学习，我就供他上中学。”罗培林特别用功，成绩名列前茅，他如愿考上江津九中，刘夫人一直资助罗培林读书，不求任何回报，罗培林对老太太的施教之恩感铭不忘。
1947年秋，罗培林投考湖北国立师范学院，读了两年大学，就迎来了解放大军。1949年，他在武汉参军，1953年底成为哈军工第一期学员。
尽管罗培林有很好的文化基础，可是对待学习依然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始终保持踏实认真和刻苦钻研的精神，作为学员班长，他的社会工作多，时间比别人更紧，但他善于合理安排时间，仍然保持优秀的成绩，头两个学期各门功课都是5分。
1954年7月，他们班第一次出海，上军舰实习。最初的海图作业是用三标测舰位，速度太慢。心细脑勤的罗培林总结出三条改进措施，又快又好地完成海图作业，取得优秀成绩，他又带动全班，使每个同学都取得优良成绩。同班同学夏剑晖在《工学》报上发表了一篇《班长罗培林同志》的文章，赞扬罗培林不仅自己处处以身作则，还能组织留苏预备班调来的同学，向班里的“老兵”们介绍经验，扭转全班在俄语学习上的被动局面。
第三学期结束时，罗培林除了物理是上等（4分）外，其余课程都是优等。这样好的成绩，他本人是满意的。
那天中午回到宿舍，罗培林看见专科主任冯捷坐在床边的凳子上。
罗培林忙问：“冯主任，你找我有事？”
冯捷说：“小罗，你这次物理考试没考好呢，怎么是个4分？你应该取得全优的成绩，你是上两个学期的全优生，这个学期也不应该例外啊。”
罗培林笑着说：“其实4分我也挺满意，这学期我的物理学得不太理想。”
冯捷一脸严肃，坚持自己的观点：“你是老班长，现在又是党支部书记，应该带头补考物理，争取全优，为同志们做个高标准、严要求的榜样。”
“补考？”罗培林没想到科主任是来动员自己补考的。从小学到大学，只见过成绩不及格的学生补考，从来还没有听说过良好的成绩也要补考。然而，冯捷主任那殷切的眼神打消了罗培林心中些许犹豫。
通过一个假期的复习，罗培林参加补考，物理主考教员岳宗五把他的上等改成了优等，写上一个大大的“5”字。
补考全优的事不光在海军系有，在其他系也有，实行了几年之后，学院不再提倡了。但补考的事给罗培林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要自觉树立起一个精益求精的高标杆，做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罗培林毕业后，成为哈军工第一批留苏研究生。
哈军工的学生读书特别刻苦，成了薪火相传的老传统。各级领导干部和教员们不是担心学员不用功，而是担心学员的身体会累垮；基层干部不是督促学员的学习，而是督促学员好好休息。每逢期末考试，学员食堂都变着花样做出好饭好菜，可满桌子的美味佳肴没有人动筷子，队长和指导员们急得团团转，和颜悦色地劝学员们多吃点。
在哈军工，学员放假不回家，是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1957年寒假，空军工程系六科三年级学员集体行动，寒假都不回家过年，他们写信给孙本旺教授，请求他利用寒假帮助补学专业学习所必需的数学知识。孙本旺欣然应允，天天去给学员们上课。楼外是冰天雪地，孙本旺披着满身的雪花走进教室，摘下帽子拍打几下，再用手抹去眉毛上、下巴上的白霜沫儿，笑眯眯地登上讲台，圆圆的脸盘透着红晕。他气定神闲，娓娓而谈，复杂的数学问题变成兴趣盎然的科学故事，深深吸引着凝神忘情的学员们。
教室里春光融融，此刻是孙本旺和他的学生们最快乐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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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陈赓履新 实习教员扬波胶州湾（1）
陈赓履新 实习教员扬波胶州湾
中苏友好 赫鲁晓夫关注哈军工
1953年年底，陈赓突然感到胸闷气短，随之面色煞白，嘴唇发紫，头冒冷汗，他终于挺不住，痛苦地躺倒了。学院的医生们闻讯赶来，紧急抢救，病情开始缓解。院党委决定立即向周总理和中央军委报告。很快，周恩来从北京派来了心脏病专家黄宛为陈赓会诊，结论很明确：心肌梗死的前期。专家们要求陈赓必须节劳，绝不能大意。
陈赓点头称是，似乎很听医生的话，然而病情刚刚好转，他就躺不住了，又在大院里四处转悠，警卫员根本看不住他。
那几天，陈赓专门去检查食堂，食堂主任向他汇报，最近节约了多少粮食，多少菜金。
陈赓不以为然，他说：“粮食能节约多少算多少，但菜金得按国家的规定，要全部用在就餐人员的身上。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尽量搞好伙食，提高饭菜质量，做好服务和卫生工作，不要光想着节约。”他还开玩笑说：“你们要是把我的学员喂瘦了，我可要和你们算账。”
陈赓这一指示传达下来，就餐的学员和教员们好不开心。
冬至以后，陈赓特别惦记着老教师们，每周总要抽时间到斜纹二道街转转，路上有冰，他腿脚又不好，不得不拄着根手杖。家家户户的暖气热不热，下水道通不通，墙上有没有结霜，他都知道，一发现问题，就打电话叫人来修，他曾对营房处的干部说：“你要给我冻坏了一个老教师，我可饶不了你！” 陈赓的心中装满了全院人，唯独没有自己。
春节前夕，院领导们再三催促大病初愈的陈赓回北京过年，好好休养一下，他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学院。刚到家，傅涯就对他说：“开了春，我要向安部长请个长假，我想带孩子们去哈尔滨住上一段，你看好不好？”
身心疲惫的陈赓强打精神，笑嘻嘻地调侃道：“哈尔滨春天刮大风，女同志都包着脸走路，你不怕把脸吹成土豆皮？”
傅涯嗔怪地瞪了陈赓一眼：“你以为我是去游山玩水呀？我是去盯着你，你自己照照镜子，什么脸色啦？现在不是打仗的时代，我不能让你再把身体当儿戏！”
陈赓心里升起一丝如酥如蜜如梦幻般的温情，他拉着傅涯的手，在她耳边轻声说：“还是我老伴儿心疼我啊。”
没想到过了春节，傅涯自己却病倒了，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陈赓想为她换个环境，以利于恢复健康，就决定来个“临时大搬家”，陈赓领着小建、小进，傅涯抱着不满一岁的小庶，一家五口人来到哈尔滨，在省博物馆后面的吉林街58号住下来。
安排好小建和小进就读后，陈赓从小平房里搬出来，傅涯忙了几天，新家总算有模有样了。陈赓每天和孩子们打打闹闹，心情极好，不久二刘上任，他暂时忘掉了学院工作的压力。
春天来了，陈赓陪着傅涯到学院里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