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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工程系学员胡长吉领导的科研小组根据计算中遇到的困难，对综合线图进行研究，改进了计算层次，使这一重要而复杂的计算方法得以简化，这一成果受到系领导的通报表扬。
工程兵工程系有67名学员组成16个研究小组，完成了24项研究课题。彭磊石设计的火箭推送直列装药，用于雷场开辟通路，经过现场实验，效果良好；周培根、张兆骅和曹寿淦经过对工程兵部队的起重装备——万能构件的研究，提出五点重大改进意见，富有创造性；钱七虎用数学分析方法对平面和空间力系平稳方程的研究，颇有创见，表明了低年级学员也具有参加科研的潜能。
学员搞科研的热情感染着教师们，使他们愈加关心和支持学员的科研活动。
化学教授会主任曾石虞近来好像换了一个人，他平时喜欢找合得来的老教师聊聊天，海阔天空地“侃大山”，可自从炮兵工程系“学员科协”分会物理化学小组聘请他为导师之后，他把业余时间全部给了学员，下了班要么和学员们在一起讨论课题的选题问题和讲授研究思路和方法，要么去图书馆资料室为学员选参考资料，小组每次举行读书报告会，他必准时参加，细听报告和发言，发现了独到见解和点滴新思想，他都给予表扬和鼓励；有了争论，他也以民主的作风循循善诱，保护少数不同意见。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乌云骤起，“哗哗啦啦”下起雨来，豆粒大的雨点打在干旱的黑土地上，冒起阵阵尘烟。曾石虞打着一把破雨伞出了楼，迎面碰见炮兵工程系教育副主任沈正功教授。
“老夫子早啊！”沈正功问候道：“下大雨还出去？”
“到你们系看看！”曾石虞脚也没停地说：“学员有个实验。”
沈正功知道曾先生又是为学生科研的事，在背后喊道：“等雨停了再去嘛！”
曾石虞也不答话，独自朝文庙街东边走去，雨太大又刮起大风，他的破雨伞三下五除二，成了“聋子的耳朵”。走到炮兵工程系大楼前，老爷子浑身上下已淋成了落汤鸡，哨兵瞪着眼奇怪地看着他。
曾石虞上了三楼，走到一个实验室的门前，“咦！还关着门呢？”他推推上了锁的门，顺手脱下白衬衫，用手拧了拧雨水，身上还贴着湿透的破背心。今天上午物理化学小组要在这个实验室做一个实验，约他来指导，曾石虞看天色不好，想提前赶路，结果不歪不斜，正好赶上了大雨。
既然学员们还没来，他只好等了，进不了门，就在走廊里散步吧，他背着手，任身上滴着水，走来走去，走廊里满是他的湿脚印。
20分钟后，一群学员冲上楼来，大家看见曾教授，都惊讶得一齐叫着：“曾主任！”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老教授会冒雨提前赶到实验室，全身湿透，恭候在走廊里。
“都来了？”曾石虞眼睛一亮，高兴起来，“赶快准备实验吧！”
学员们抢着为曾石虞换上干衣服，大家只觉得胸中有一团热气在翻滚。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做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来的战略决策。作为军队代表，陈赓和刘居英出席了“八大”，陈赓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当年，陈赓当选为党的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时，他曾戏言道，自己是“屁股后面插党参——后补”，此次在按得票数排序的97名中央委员中，陈赓名列第25名，他在党内威信之高是不言而喻的。
31 进军科学 哈军工贯彻八大路线（4）
刘居英乘着“八大”的东风回到哈尔滨，迅速向全院人员传达“八大”文件。学习和贯彻“八大”路线，在哈军工蔚然成风。院党委关于1956～1957年度工作任务中明确指出，“八大”决议要成为学院建设和今后工作的总的方针。
贯彻“八大”路线的主要表现：一是提高教学质量，二是大力开展科学研究。院党委反复强调：“开展科学研究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根本环节，是我院长远建设的重要内容，任何轻视都是不正确的。”因此，1956年是哈军工科研丰收之年，心情舒畅的新老教师们，参加科研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教师会议后，有61个教授会制定了科研计划，提出了210个课题，几乎比1955年增加了5倍。1956年，哈军工与全国19个工厂、8所院校、3个研究所签订了科学研究协议和合同，帮助国防生产部门解决大小技术问题58个。炮兵工程系是五个系中第一个超额完成当年科研计划的模范系。
1957年2月6日，哈军工召开第二届科学技术研究会，对过去一年的科研成果做了一次大检阅，有43名教师宣读了45篇学术论文，其盛况已超过第一届科学技术研究会议。
令哈军工感到荣幸的是，这次会议特别邀请到中国科技界的三位名人，他们是数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华罗庚博士；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所长朱洪元博士；电子学专家、总参通讯部研究员吕保维博士。三位专家为会议做了专题学术报告，把哈军工的学术活动推向全国的范围。
孙本旺是华罗庚的学生，当年作为“五才子”之一赴美留学，曾仰仗华老师的支持。多年后老师肩披寒霜，登门造访，令他兴奋莫名，执弟子礼陪伴于侧，华罗庚的腿行走不便，孙本旺时时上前搀扶一把。三位知名专家第一次来到哈军工，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他们没料到哈尔滨竟有这么一所平地拔起的特殊大学，集中了这么多学界精英、八方骏才，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中，在教学和科研上取得如此显殊的成绩。三位专家一致认为这是教育史上的奇迹，看到各个工程系的实验室，令他们感佩不已。华罗庚对兵强马壮的数学教授会印象深刻，他与卢庆骏交谈甚欢，赞扬卢庆骏培养年轻教师的做法。
对这次会议上发表的45篇学术论文，吕保维提出一条意见：“没有电子学科的学术论文宣读，不能不说是个严重的缺陷。”专家的话引起刘居英和徐立行的格外重视，没过几个月，哈军工就成立了电子科学技术委员会，李宓为主任，周祖同、刘景伊、慈云桂为副主任。
1956年是哈军工政通人和、成绩斐然的一年，除了科研工作红红火火，教学任务也如期完成。以海军工程系组织学员参加海上实习为例，在两个月中，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共300名学员，到旅顺和青岛的海军基地登舰出海，先后动用海军各种舰艇33艘，涉及各基地下属机构和岸炮阵地等32个单位，在大风大浪中，哈军工师生团结一心，顺利完成了15门课程的专业实习，其间教学任务之繁重，组织工作之复杂，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在全军院校中，实施规模如此之大的教学活动，无出哈军工之左者。
1956年还是哈军工知识分子“三喜临门”的一年，一喜是老教师乔迁，红楼宿舍区建成后，住在斜纹二道街的老教授们都陆续搬进条件较好的新居；二喜是授军衔，大批教师参军，一身戎装，精神气儿十足；三喜是评学衔，年底学院公布了评为讲师的225名教员名单，在盖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关防”大红方章下，陈赓、刘居英、刘有光三人签发了这份命令，如此大范围、大力度地选拔人才，足见哈军工领导的魄力和远见。
1956年也有不足之处，“除四害”运动搞得沸沸扬扬，学员们在大院里敲盆敲碗，追打麻雀还不够，领导又让大家下乡去消灭那些可怜的小生灵，影响了学员的学习。
话分两头。1955年11月26日，陈赓初会钱学森后，飞回北京立即向彭德怀汇报，彭德怀大喜，他对陈赓说：“你代表我去邀请钱教授来国防部，我想和他谈谈。我是老粗出身，得拜人家科学家为师呢。” 彭德怀还几次给中国科学院打电话，询问钱学森回来没有。
12月下旬，钱学森回到北京，应邀来到彭德怀的办公室，陈赓陪同于侧。
钱学森第一次见到这位让美国人闻风丧胆的志愿军统帅，竟是那么平易近人，朴实得像个只知道扛枪打仗的老兵，没有半点名震三军的凛凛威风。彭德怀乐得眼角漾起了鱼尾纹，他十分敬重这位热爱祖国的大科学家，他单刀直入地请教道：“钱先生，我是个军人，今天找您来，想谈谈打仗的问题。我们不想打人家，但若人家打过来，我们也要有还手之力。在我国现有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如果研制一种短程火箭，比方说射程在300～500公里的，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钱学森考虑一下，问道：“这种射程火箭是以什么为目标呢？”
彭德怀说：“我们时时受到美帝国主义和台湾蒋帮的武力威胁，所以中国当前急需的是解决防空火箭和海岸对海上目标的火箭。”
钱学森说：“如果只是能够发射火箭，那用不了很长时间，费时间的是发射出去后能控制火箭的那一套东西，可以叫自控系统。完成自控系统应占工作量的80％，而弹体和燃料研制的工作量只占20％，当年二战时德国V…2飞弹命中率很低，就是自控系统不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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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进军科学 哈军工贯彻八大路线（5）
彭德怀沉吟半天说：“看来最重要的是自控系统了。我们当然要同时解决这个问题才行，要不然，导弹成了瞎子，乱飞一气，还怎么消灭敌人呢？”
钱学森又向彭德怀和陈赓详细解释了自控系统的原理和类型，技术上的难点等问题。
钱学森的渊博学识和深入浅出的解难释惑，让彭德怀和陈赓深入了解了发展火箭和导弹武器该从何处入手。交谈结束时，彭德怀和陈赓一直把钱学森送到小汽车旁。彭德怀兴致勃勃地对陈赓说：“我们的军队不能老是‘土八路’，也要学点洋玩意儿，你安排钱先生为在京军事机关的高级干部讲讲课，让大家都开阔眼界，长长见识。”
1956年元月，钱学森欣然应允做有关火箭、导弹技术问题的报告，在总政排演场连讲三天，盛况空前。听报告的有佩戴元帅、大将、上将军衔的军方高层领导人，陈赓也静静地坐在其中，认真记笔记。
20年来，钱学森从未做过这样的报告，他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发展自己火箭科技事业的发令枪已经打响了。
没过几天，哈军工任新民等三位教师给中央军委的建议书摆在彭德怀办公桌的案头。彭德怀对任新民关于研制火箭武器的建议很重视，阅毕当即批给黄克诚和万毅阅。根据彭德怀的批示，总参装备计划部长万毅亲自去征询钱学森的意见。钱学森认为，如果没有苏联或其他国家的资料，仅靠中国现有条件从头研究，可能要花费10年的时间。此外，火箭研制和试验，需要有大的靶场和专用设备，试验中的燃料添加、点火试飞、中途控制等环节都可能发生危险，因此研究工作不宜设在以教学为主要任务的军事工程学院里。
1956年元旦，一夜细雪，把北京城装点得银装素裹，柔情无限。大清早，陈赓就爬起来，让厨师弄点吃的。他匆匆喝点大米粥，吃两片炸馒头片和一块腐乳，就打电话叫车。傅涯披着棉袄追出来，奇怪地问：“今天放假啦，你还不在家里呆着，到哪儿去疯跑呀！”陈赓笑嘻嘻地说：“好事儿！今天叶帅要请客，让我操办，我得赶快去接钱学森夫妇俩。”
傅涯不吭气了，她知道说也没用，何况是叶帅交办的公差。自从年前在哈军工宴请钱学森之后，陈赓回到家里，张口闭口都是“钱学森”，连孩子们都知道中国有个大科学家叫钱学森。
陈赓是一把钥匙，是一座桥梁，他的历史作用是沟通科学家与中央领导人之间的思想。所以，除了处理繁重的日常军务大事，就是穿梭于总理、各位元帅和副总理、总长、副总长之间，向他们宣传钱学森和军工学院准备把导弹科研项目推上马的坚定决心。他做这一切都是“尽义务”，他在默默地构筑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基石。
前几天，陈赓跑到叶剑英元帅家里，向“黄埔老师”鼓吹了一通，说得叶帅心里发热，急不可耐地吩咐道：“阿赓啊，你就当个牵线人吧，请钱学森夫妇到我这里吃顿便饭，日子嘛，我看就定在元旦如何？”
“好哇！”陈赓一拍大腿，“大家在一起过新年，就更有气氛了！”
陈赓又风风火火地去给钱学森下请柬。
元旦的下午，一辆小汽车开进叶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