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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何意？”
“若无王，那还有什么勤王可言呢？”
“算了！我要走了。”
毕永年起身离去。
与自立会有别，另有一个组织叫做中国国会，会长是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翻译过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的著作而拥有广大影响力的严复是副会长。唐才常则被任命为总干事。
此会专门收容在北京遭镇压的维新派人士，乃因上海有租界，所以才能做这类事情。
自立军的起义因军费迟迟未能筹齐而一拖再拖，最后竟然遭人密告。
一网打尽。
唐才常在汉口被逮捕，当天便遭处决。湖广总督张之洞施行残忍的处罚手段，死刑犯据说成千上百。
保皇会对自立军的起义持着犹疑态度。
保皇会的大掌柜梁启超曾一度在长沙的时务学堂担任总教习（教头）一职，在他去到上海后，继任者便是唐才常。当时唐才常尚未与康有为见过面。保皇会既然是康有为的私党，则唐才常便不能算是保皇会派。只能说他是“变法派”，在当时敢公然主张变法的，放眼全国就只有湖南一地。
唐才常之所以无法离开康有为，也正因康有为紧抓住军费不放。
但康有为似乎不曾汇钱给自立军，纵然曾汇过，其金额也仅是小量。
——那伙人所说的勤王令人起疑。莫非是图一时之便，想从我这里取得资金？
在新加坡的康有为接到各地传来的军费请求，反而更加捏紧荷包。
（假勤王之名而已，我焉能相助！）
康有为在内心中如此暗忖。
对自立军的军费并非是拖延，而是根本无意支持。
参加自立军的秦力山等人曾在天津与义和团的首领会面，试图说服对方将“扶清灭洋”的口号消去“扶清”（扶持清朝）二字。但义和团方面认定他们是“二毛子”（崇洋媚外的中国人）而欲加以迫害。于是秦力山逃至汉口，加入了自立军。
“假勤王者太多，若不仔细调查清楚恐遭欺骗。我可是刑吏刀下逃生之人，岂是如此好骗？”
康有为挺胸自夸道。
极机密的工作资金流动原本就非外人所知。依朱和中的《欧洲同盟会纪实》所载，新加坡的邱菽园曾拿出三十万两，但交到唐才常的手中仅只二万两，据说余款皆遭康有为吞没。
康有为的家产应该早就全数遭清朝政府没收，更何况新加坡的金主邱菽园不久之后也宣告破产，但康有为却仍能继续过着优渥的生活。
自立军的唐才常是在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于汉口遭处斩。就在同一天，孙文搭上了从横滨开往上海的船只。
八月二十八日，船抵上海，戒严令当然已经公布，因而无计可施，只得就这样再折回日本。
革命派打算以清朝的权势所不能及的台湾为起义的司令部。孙文等人在九月二十八日抵基隆。
在这之前的九月二十六日，日本的山县有朋内阁总辞。
孙文等人已获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答应提供支持的保证。然而，后任内阁的首脑伊藤博文却变更了此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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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健将（6）
日本的选项有二。
第一，既然逃至西安的清廷无能，则支持中国南方数省独立，并以孙文当首席人物的这一新政权为对手。这就是儿玉所主张的支持孙文方针。
第二，守旧派失势，但在实务派例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努力下，清朝尚能苟延残喘。在进行交涉时，疲累困顿的对手对日本而言较为有利。这是伊藤博文的看法，而伊藤此时已是首相。
不久，伊藤便下令，禁止台湾“总督”跟大清国的反体制组织接触，并不准派军事顾问团到大清国。
那么是否能靠自己的力量行事呢？
孙文等人之前为起义所准备的武器弹药因一时之间尚派不上用场，所以就先借给有急用的菲律宾独立运动使用。然而，由日本参谋本部所发给的武器弹药装载于向三井物产购入的布引丸，该船因老旧而不幸沉没于宁波海边。
菲律宾再度订购，由代议士中村弥六以六万五千元的代价代为调度，但因独立战争的局势不利，这批武器便暂时封存不用。
菲律宾的阿奎那度（EmilioAguinaddo）为回报前次人情，决定将库存武器弹药提供给孙文。不幸的是，随即发现这完全是无法使用的一堆废铁。
如此一来，想要靠一己之力起事便成了空谈。
孙文等人所计划的惠州起义正一步一步进行各种准备工作。
起义的指挥官是郑士良，他在孙文进香港西医书院前曾一度是孙文在广州博济医学校的同窗。在孙文去了香港后，他便在故乡惠州的淡水墟一地开了一间“同生药房”，积极和秘密结社三合会的成员交往。他的拳术相当高明，同生药房不仅卖药而已，也对顾客施以简单的医疗。
与孙文相似，郑士良也是基督教徒。在进入广州博济医学校之前，他就读于广州德国教会所设的教会学校，名为礼贤学校。
与孙文不同的是，郑士良自小便与非法组织中人为伍。他的家庭与三合会渊源甚深，家中还开设拳术道馆。
起义地点选在三洲田，三合会人士陆陆续续集结到附近。
最初当然是谨守秘密，但当基本人员达六百名之众后，消息便不胫而走。然而，清朝当局摸不清底细，只敢低调从远处将三洲田团团围住。
儿玉源太郎的支持已经无望，而阿奎那度友情提供的武器弹药又是一堆普通的废铁，因此只能暂时解散三洲田的人员，另待再起之日。
为跟孙文取得联络，郑士良到香港走了一趟，只因能拍电报的地方就只有香港。三洲田方面的指挥权便委交给黄福。
为说明事件详情，孙文派了日本同志山田良政等人赴三洲田。
山田良政年为三十二岁，生长于弘前这地方，其父是津轻藩的武士。从青森师范毕业后，他又进入东京的水产讲习所研习并毕业，然后以北海道昆布会社的驻外员身份被派到中国任职。在日清战争时，他入伍当通译官，对语言学颇为精通。
戊戌变法遭挫，梁启超等人逃命至日本的公使馆，当时也是由平山周等人和山田良政掩护梁氏一行离馆并引领他们上了军舰大岛号。
他认为自己对此次的事件负有责任。
居中替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孙文等人进行交涉斡旋工作的主角，正是津轻男子山田良政。但因内阁方针改变，孙文和儿玉的合作终究无法实现。对山田而言虽然是件苦差事，但此一事件的原委无论如何都得告知三洲田的同志。
孙文和儿玉的合作是由自己居中主导，如今未能实现，导致三洲田基地必须解散，山田自认该负起责任，所以愿意充当传达此一消息的使者。孙文原计划由台湾赴大陆，亲自担任第一线指挥，如今也只能徒呼负负。
。。
众健将（7）
“大事当前，竟然遭到如此重大挫折……”
孙文用力紧咬嘴唇。
在接受美国记者林奇（）的访问时，孙文将惠州起义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弹药不足。不论这当中如何曲折离奇，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日本的台湾“总督府”未提供援助一事。他又对林奇说，日本在维新后三十年间所成就之事，中国至少应该能在十五年之内达成。
说起来，此事的罪魁祸首是提供与废铁无异的村田步枪和弹药之人。
这批武器原本是菲律宾为了与宗主国西班牙作战，阿奎那度等人接受美国的援助而用以发动独立战争的武器。
但在美西战争中美国获胜，通过在巴黎的会谈，由美国支付两千万美金而取得西班牙承认割让菲律宾。菲律宾独立党的领袖阿奎那度参与了美军攻击马尼拉一役，结果却只换来宗主国由西班牙改为美国而已。
阿奎那度感到泄气，便决定将库存的武器转让给孙文。然而，菲律宾的库存武器很快便被发现根本是废品。而且居中代为采办的代议士中村弥六申请了六万五千元的货款，却只花五万元向小仓商会购得，自己从中侵吞了一万五千元。
——余实食背山（中村弥六的号）之肉而啜其血，犹且不慊。
滔天如此写道。
没有道理要死守三洲田，因为手中的武器仅有步枪三百挺和子弹一万发。
基本人员有六百名，若造反成功，要聚集更多人也不是难事。广东沿海颇多对政府怀有敌意的私枭，他们彼此之间常有联络，一声令下便能集合起来，而要解散时也是立刻便能散去。事实上，在全盛时期约有“叛徒”两万名聚集此地，导致粮食不足的难题。
两广总督德寿授水师提督何长清四千兵士进驻深圳，又遣陆路提督邓万林在惠州之南布下阵势。
在郑士良赴香港进行联络事宜时，副司令黄福率八十名敢死队发动突袭，清军不战而溃走。掳获俘虏三十人，但未砍其脑袋，仅剪去辫子。
在惠州唯一一场像样的战斗就是此战。之后虽也有零星的枪战，但在郑士良的一声令下，革命军立即化身为农民而消失在三洲田一带。
解散时人员独自离去，因皆对当地熟门熟路，只消乔装为农夫或樵夫向附近的居民打声招呼，便不会启人疑窦。
然而，在三洲田的人员解散后，只有充当使者传信的山田良政一人突然音讯全无。或许是因为人生地不熟而迷了路。虽然他会说中国话，但那是北方的官话，在此地无法与人沟通，也或许因而遭清军逮捕并遇害。另有一说，他是在交战中死于枪子之下。
在《三十三年之梦》中，宫崎滔天记载如下：
——革命军之迫惠州城，日本同志山田君来投助之。及军返三洲田，失其踪迹。实堪忧虑，尔来二星霜，杳无音信。
此段记载写于惠州起义之后的两年，宫崎并写下结语：
——彼逍遥于如何之天地？愿其健在。
宫崎认为，山田自请充当使者，是导因于他拍电报告诉孙文说菲律宾独立运动所用的武器等于是废铁一事。
未拥有武力的孙文意欲和李鸿章合作，也企图借重儿玉源太郎的力量，其实这些似乎都是出自山田良政的献策。他是仅次于宫崎滔天最获孙文信任的日本人。
关于惠州起义失败的原因，孙文将之归咎于武器弹药不足，其实也等于是多多少少含有责难日本未提供援助之意。而孙文的身边，也有怪罪他过于信任日本的不满声浪出现。这些不满者必须加以安抚才行。
倘若武器弹药不足是惠州起义失败的主因，那么委托日本政商加以调度一事就必须受到究责。对于此事，难怪滔天也要写出欲啖中村弥六之肉并饮其血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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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健将（8）
中村弥六因此事而遭宪政本党劝其退党，但中村拒绝接受规劝，遂遭开除党籍处分。
史坚如在兴中会里被称为是继陆皓东之后的“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但在他之前尚有唐才常的殉难。唐才常虽非兴中会会员，但以为共和殉难而言，身为谭嗣同好友的他也应该被列入才是。
另外，虽非中国人，山田良政也可称为“为中国共和殉难的外国人”，是一名令人难忘的健将。
在革命成功并建立共和国的两年后（一九一三），孙文来到日本视察铁路。当时他还为山田良政立了一个碑，地点就在东京谷中的全生庵。“山田良政君碑”的墓碑铭共三行五十一字，其后并刻有署名：
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孙文 谨撰并书
“撰”是写文章之意，“并书”是指这篇文章非请他人挥毫而是亲自执笔书写之意。
山田良政君，弘前人也。庚子（一九○○）又八月，革命军起惠州。君挺身赴义，遂战死。呜呼！其人道之牺牲。兴亚之先觉也。身虽殒灭，其志不朽矣。
有人评孙文之墨宝中以此为最佳。
另外，“庚子又八月”是指在旧历中庚子之年恰值闰八月，又八月是第二个八月之意。以革命成功的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为民国元年一月一日，之后便改用新历，但此事件的日期是在革命成功之前，故仍以旧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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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时代（1）
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从台湾返抵横滨的孙文住进了尤列在横滨的租屋处。
尤列在香港被称为四大寇（四大造反者）之一，是个生龙活虎的名人。当然，与同是四大寇之一的孙文交情甚好。
在惠州起义时，他协助郑士良与长江的会党进行联络。当时不知何故，清朝方面竟然公布了逮获尤列并已在武昌处决的消息。此事是以湖广总督之名发布的。
“哦，那他岂不是成了无法升天的孤魂野鬼了？真可怜！……”
有友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