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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朱允炆削藩，历史学家多以为不明智，就连我素仰的明史大家孟森先生也略有微词。《明清史讲义》这样讲：
削藩一事，古有明鉴。正学先生【即方孝孺，其书屋号曰“正学”，所以后人也称他“方正学”。】以学问名世，何竟不能以古为鉴，避其覆辙！汉初强宗，与明初同，贾谊痛哭而谈，未见用文帝，至景帝时，晁错建议削藩，遂有吴、楚七国之变，以师武臣力，仅而克之，天下已被涂炭，且祸本未拔。至武帝时，用主父偃【一位大臣】推恩之策，诸王之国，不削自削。
孟先生虽未直斥朱允炆，但借批评其师方孝孺，间接批评了建文年间的削藩决策。意谓：古有前鉴，汉初削藩，削出“七王之叛”，后来武帝变换方法，不用武力，通过权术阴去藩王势力，反而“不削自削”。
可实际上，若非景帝削藩在前、重创诸藩，武帝时代主父偃的推恩之策能否收效，我看本就可疑。况且，汉明之初的态势，看似相类，细察却很难等量齐观。汉初诸藩势力远不能与明初相比，内中更无一人，危险强大且野心勃勃如朱棣者。
朱棣之叛，迟早而已。远在朱元璋在世时，他的种种迹象即已不掩，即使他篡位后不遗余力销毁、焚埋各种证据，我们仍可从幸存下来的稗史里看到不少这类记述。如，朱允炆被朱元璋正式宣布为皇位继承人后，朱棣有一次见到朱允炆，竟然手抚其背戏谑道：“不意儿乃有今日！”｛25｝
有这样一位枭雄叔父在，朱允炆削藩是削亦反、不削亦反，削得削、不削也得削，并无别的选择。但凡读读《奉上天靖难记》，便没人怀疑，朱允炆被推翻的一天，迟早会到来：
今上皇帝【朱棣】初生，云气满室，光彩五色，照映宫闼，连日不散。
他是这样以“真命天子”自居，朱允炆削与不削，结果有何不同？或许不主动削藩，朱允炆可在皇位上多坐三五年？或许等朱棣觉着时机成熟时将他推翻，朱允炆的下场会体面些？这有意义吗？
等待和忍耐，并不能救朱允炆，反将使他更干净利落地束手就擒。削藩，虽然冒险，虽然胜算不大，却至少还有那么一点机会。
这机会一开始不单出现过，而且显得很大。倘若燕世子朱高炽及其两个弟弟高煦、高燧不被纵还北平，倘若朝廷布控得更严密些，任用于北平的文武官员处事更果断、能力更强，倘若事先早做周密准备，而能在朱棣起事之初立即将其扑灭……历史都可能被改写。总之，削藩绝非不可为之事，只是没做好，搞砸了。朱允炆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禀性里又欠缺狠辣元素，更兼所信赖的大臣俱书生之辈，并无一个能撑得住局面，｛26｝而当朱棣叛帜既树，朝廷派去讨剿的将领又极低能（本事大的将领早在朱元璋生前被一一除掉）。显而易见，凡实际而重要的方面，朱允炆比之朱棣皆落下风，空有正义在手，顶什么用？
建文元年（1３99年）七月初四，朱棣起兵，至建文四年（140３年）六月十三日攻入南京，时仅四年。这四年，燕军如何节节胜利，王师如何节节败退，都是老套子，不说也罢。唯有一件，所谓“战争中胜利者总是正义一方”，所谓“顺民心者得天下”，在朱棣、朱允炆叔侄间，似乎这一回给出的是别样结论。朱棣篡位后，极力封杀言论，以致后人难窥当时真实景况。不过民间口口相传，终于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一直到1628年的晚明，顾起元在其《客座赘语》里，仍记述了故乡“父老”间一种代代相传的深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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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9）
及燕师【朱棣军队】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27｝
从1402年至1628年，时间已流逝二百余年，上述传说仍旧不泯，仍旧为“父老”（代指民间）津津乐道，足见1402年那一次的改朝换代，绝非“战争中胜利者总是正义一方”，绝非“顺民心者得天下”。也难怪顾起元在引述“父老”所传之后，发了这样的慨叹：“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
“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一语，可由《建文皇帝遗迹》《革除逸史》《革除遗事》《致身录》《姜氏秘史》所述得到佐证。南京未破之前，在抗击、抵御燕军的四年中死难的守臣便已不少，尤可瞩目的是，朱棣既下南京、建文下落不明以后，不降、不合作直至慨然赴死的例子比比皆是。朱棣大开杀戒前，何尝不欲以怀柔之术揽归人心？可他却一再碰钉子。从方孝孺、黄子澄、齐泰这三位近臣，到铁铉、陈彦回、姚善、郑恕等，凡是当初坚定反对朱棣的，被执逮后，虽经劝诱，竟无一人肯降。如兵部尚书铁铉，“太宗【朱棣】践祚，用计擒至，正言不屈。令其一顾【正眼相看】，终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顾【视】，乃碎分其体。至死，骂方已”｛28｝。甚至朱棣刚刚兵临南京城下，一个名叫龚泰的普通官员（户科给事中），就当众从城上跳下自尽以示抗议，给朱棣一个下马威，“燕王闻泰死，大怒，命剉【碎】其尸”。朱棣破城后，官员投水、自刎、自经、自焚的消息更从各处纷至沓来，举家死难者也不少见。其余，或弃官，或消失，“变易姓名、隐迹山谷者，不可胜纪”｛29｝。这样的故事，虽经朱棣全力掩埋，但有名有姓流传下来的，至今仍存数十件，可见当时实际所发生的，实远不止此数。
天启年间，徐兴偶然发现当年史仲彬所著《致身录》（约写于永乐初年），读后写下这样几句话：“顾文皇讳禁森严，当时隐秘不传之事何限？即吾郡叶给事福，守金川门，首犯燕锋【燕军进入南京首先是由金川门而入】，死之。林御史英，闻国祚已移，遂自经死，而妻宋氏亦自经死———吾郡传之，而革除诸史所不及载，始知逊国之时，就死地者如鹜，而名湮没不称者多矣。”｛30｝
六月十三日南京城破，朱允炆虽下落不明｛31｝，但首都之为朱棣所控制，则确定无疑。此后数日，便开始上演一台明显经过策划的劝进好戏。城破翌日也即六月十四日，诸王及朝中文武官员纷纷以个人名义上表，请求朱棣即位；六月十五日，仍是上表劝进日，但采取行动的人，齐刷刷地换成朱棣手下随征的北平诸将；六月十六日更有趣，前两天分别上表的两拨人，携起手来，将劝进变做同心协力的大合唱。
这就是所谓的“三推让”。被劝的一方坚持推辞，劝的一方则要坚持劝，非凑足三个回合，前者方才依允，以示他是出于万般无奈而被迫接受了大家的拥戴。尽管这早已是程式化的游戏，朱棣的玩法却仍然过于虚伪，令人作呕。
“三推让”游戏一结束，六月十七日，朱棣就迫不及待地以新君身份进城了。他起了个大早，虽然几乎一夜未眠，却毫无倦容，亢奋不已。一切皆布置停当，他将率众将士，在文武百官的夹道拜迎下，正式入城，登上那个已属于他的帝座。指令发出后，征服者的队伍浩浩荡荡向城门进发。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路旁迎迓的人群中，站出一人来，拦住队伍请求面见燕王。此人姓杨名子荣，当时官居翰林院编修。他被带到朱棣马前，只问了一句：“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这一问不要紧，朱棣倒出了一身冷汗，忽然意识到自己演了几天谦抑辞谢的戏，却险些在最后时刻露出马脚！———由于践祚心切，他竟然把应该首先前往太祖寝陵告祭之事忘在脑后，一旦这么不告不请，直通通地奔皇位而去，先前所有姿态岂不全被识破，留下永世的笑柄？不过，朱棣原是做假做惯了的人，此时一经杨子荣提醒，心内吃惊，脸上并不动声色，反而顺水推舟道：“此去正为谒陵。”于是拨转马头，往朱元璋墓地孝陵而去。杨子荣因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从此受重用，引入内阁充当宰辅，并由朱棣亲自为之更名为“杨荣”，与杨士奇、杨溥一道并为永乐、洪煕年间有名的“三杨”。
伪君子朱棣（10）
在最后的小插曲之后，当日，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朱棣在南京即皇帝位，明年改元为“永乐”———永乐皇帝诞生了。
尽管从史料来看，朱允炆在历代君主中，身上负面的东西不太多，但说到底，明朝帝座上坐着的究竟是谁，这件事本身并非我们所关心的。朱允炆坐得，朱棣坐坐又何妨？谁坐那个位子，都是朱家的皇帝，都无改乎那权力的本质，旁人犯不着拥护一个，反对另一个。
就此论，朱棣撵走朱允炆、夺了金銮殿，本无所谓对与错，只要这种改变对国家、人民和历史不带来损害或问题，就没有任何讨论的必要。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也不可能如此。
撇开朱允炆这个人具有一般帝王身上某些不多见的积极面不论，他的被推翻，也反映出极权制度已发展到令人悲绝的地步。如前所述，“靖难事件”可以说是由朱元璋一手造成的，是其咎由自取；而进一步看，则是中国古代帝权这种国家权力形式，到朱元璋手中完完全全发展成“家天下”之后，所必然要有的恶果。
虽然“天子”这丑陋的事物在中国已经存在了许多许多年，虽然社会权力一直越来越远离“公”的范畴而向“私”的范畴集中，但是，权力变成彻头彻尾“大私无公”的东西，确确实实是在朱元璋手中完成的。他完全视权力为自家私有之物，不容他人稍稍分享。为着这极端自私的权力观，他尽戮功臣、裁撤中书省、使军队与将领相脱离、用诸王子为藩镇……这些措施，固然可以让他所视为一己之私的权力杜绝被社会或他人分享，然而恰恰也造就了朱棣那样的野心家，以及自家骨肉相残的局面。
我们当然不去为朱允炆被亲叔父所推翻而叹息，但不能不为这样一种极端自私的权力观，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而扼腕。朱棣篡权这件事之所以罪恶，实质不在于叔父干掉侄子、自己去当皇帝，而在于它宣示了极权制度必将鼓励、煽动人性中最坏的那些东西，诸如贪婪、残暴、迫害、奴役和独裁。
明朝一亡，黄宗羲即写下中国思想史上的不朽之作《原君》。非有明代的三百年历史，出不了这种文章。汉唐不能出现，甚至宋人也还写不出，必经明朝历史之后，才能达到像黄宗羲这样痛切的认识。文章所探讨的，是权力这事物如何从远古的“天下为公”，异化到当下的“家天下”。它抨击了君权的理念：
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32｝
这段话，锋利无比，每一个字都直捣君权邪恶之要害。至若“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一人一姓乎！”“至废孟子而不立【朱元璋曾因孟子的反对“独夫”的民本思想，下令撤去孟子配享牌位，并删订《孟子》】”，“而毅宗【崇祯皇帝朱由检】之语公主【长平公主】，亦曰：‘若【你】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等句，更将矛头直指朱明皇室。
黄宗羲指出，这种“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的极端主义君权，是拿天下人为仇雠，而置自己为“独夫”。因为独霸一切，结果也就处在极度的危险之中。“一人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
也许写这些话时，黄宗羲脑海里就曾想到过朱允炆的悲剧。
朱允炆的悲剧，纯粹是制度的悲剧。就个人品质来论，他并不该被推翻赶下台。关键是，他所继承的权力，既过于诱人，又非他这样性情的人所能掌控。朱允炆与祖父朱元璋交给他的权力之间，天然存在一种矛盾———一个缺乏“独夫”素质的人，被安排到了“独夫”的位子上。这非但可悲，且尤荒唐。于是，另一个人杀了出来———他迟早会杀出来———这就是朱棣。那“独夫”式的极权，既令朱棣垂涎三尺，他自己又生性极适合这权力。于是，朱允炆时代短短四年便迅速崩溃。朱元璋自己虽未选对接班人，但他所设计的权力体制却准确无误地找回最正确的接班人人选。
伪君子朱棣（11）
罪恶是一种本质性的力量。
罪恶一经种下，就将同生命一样，要生长，而且无法遏止。
从朱元璋设计的极权体制，到朱棣取代朱允炆充当这种权力的继承人，有必然性。从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