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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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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真相的传播加以禁止以后,还需要再编造假话。永乐年间重修《太祖实录》,只修一次不够,又修了第二次,才算比较满意。明代诸帝实录,均由继任者负责修定前任的事迹,朱允炆已经修过《太祖实录》,但朱允炆搞的东西,自然靠不住,必须重来。目的有两个:一是把所有有利于朱允炆的记述删减干净,二是添加直至杜撰对朱棣涂脂抹粉的内容。当然还有一点,由他朱棣来修《太祖实录》,等于否认朱允炆是朱元璋的合法继承人。两次重修后的《太祖实录》,朱允炆被批判为数典忘祖、奸恶浊乱;实在不能丑化的,例如建文时代良好的政绩,就讳莫如深,只字不提,让它们蒸发掉,好像压根儿没发生过。而一切涉及朱棣自己的地方,不止是丰功伟绩、高大完美,也不止是凭空吹嘘(如《奉天靖难记》所谓朱棣出生时“云气满室,光彩五色,照映宫闼,连日不散”这样的鬼话),尤有甚者,他不惜在自己亲生母亲是谁的问题上也撒下弥天大谎。
  关于朱棣的生母,《明史·成祖本纪》写道:“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这说法,首先由朱棣授意在《奉天靖难记》中提出来,再写入篡改后的《太祖实录》。清朝初年,官方修编《明史》,不顾历来的许多疑问,将《实录》的这套说法全盘接受。殊不知,历史的本质是透明的,天王老子也难一手遮天,就算一时勉强遮住,其实也不过是纸糊的灯笼,终究会露出窟窿。其中一个比较靠得住的窟窿,是《南京太常寺志》中记载,在南京旧太庙,供奉着一位妃的神主(牌位),上面明确写着是她生了第四子朱棣。{57}这一说法曾由明代的一位野史作者潘柽章在其《国史考异》中披露。《南京太常寺志》是一份官方文件,现在虽已亡佚,在明代却不止潘柽章一个人见过,至少还有一个人,即万历至崇祯年间的名士何乔远也见过,他很谨慎地写道:“臣于南京见《太常寺志》,云帝【朱棣】为妃所生,而《玉牒》【指《天潢玉牒》,成文于永乐年间,载述朱氏皇族谱系】则为高后第四子。《玉牒》出当日史臣所纂,既无可疑。南太常职掌相沿,又未知其据。臣谨备载之,以俟后人博考。”何乔远话虽说得含蓄,但由于《天潢玉牒》大拍特拍朱棣马屁,臭名昭著———此书居然声称懿文太子朱标“为诸妃所生”,只有朱棣和周王二人的生母是马皇后,所以,连清代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都斥之多为“当时谀妄之词”、“与史实不符”———他提出应该允许《南京太常寺志》之说存在,“以俟后人博考”,意思明显认为后者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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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17)
不过,无论潘柽章还是何乔远,都只是从《南京太常寺志》读到相关记载,本人毕竟无缘亲见妃神主,所以向来大家也不便轻信。
  但到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终于有了直接的目击者,他们是礼部尚书钱谦益、大理寺左丞李清。他们都读过《南京太常寺志》,但事实究竟如何,连以博闻著称的钱谦益“亦不能决”。但在弘光元年元旦这一天,乘祭祀之机,他们终于开启孝陵寝殿,发现妃神主确在,且一切均如《南京太常寺志》之所云———李清的原话是:“及入视,果然。”{58}《三垣笔记》清代一直被禁,清末才重见天日。它的证词让史家大为兴奋,孟森先生称,朱棣身世“以前为疑案,《明史》中纪传自相矛盾。自《三垣笔记》出而证明《南太常志》之文”。
  不过,我在读张岱的《陶庵梦忆》时,意外发现,早在钱谦益、李清之前,就有目击者,而且时间早两年,发生在崇祯十五年七月。目击人一个是张岱本人,另一个是当时主掌南京太常寺的朱兆宣。朱主持祭典时,张岱随观,得以见之,他写道:
  壬午【1642年,即崇祯十五年】七月,朱兆宣簿太常,中元祭期,岱观之。飨殿深穆……近阁下一座,稍前,为妃,是成祖生母。成祖生,孝慈皇后【高皇后】妊为己子【对外宣称自己所生】,事甚秘。{59}
  不知为何,这条记载孟森先生不曾注意到。
  关于朱棣这样干的目的,孟森先生的分析是透彻的:
  明初名教,嫡长之分甚尊。懿文太子以长子得立,既死则应立嫡孙,故建文之嗣为一定之理。燕王既篡,无以表示应得国之道,乃自称为马皇后所生,与太子及秦、晋二王为同母,明太子及秦、晋皆已故,则己为嫡长,伦序无以易之矣。{60}
  说来说去,还是因为心中有鬼。
  这“鬼”,就是自知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又无勇气独自在黑暗中去挣扎,还想把黑洗刷掉,仍然回到光明的世界,做一个见得人的人。
  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世上当然没有鬼,敲门者不是鬼,是自己的内心,或者说,人间的公信力。这种力量是巨大的,再不可一世的人,也没法与它抗衡,也难当其一击。朱棣厉不厉害?应当说很厉害。只为一袭黄袍加诸己身,就让几十万人赔上性命,半个中国遭兵燹之祸。这可不是一般的枭雄,这是一个能干惊天动地的大事的人。但只一条,他所干的事,没有一丁点儿正义性,而是完全违背正义的,结果虽然大获成功,却没有因此高大起来,反而在内心渺小下去,从“弯弓射大雕”的豪气一下子走向小偷小摸,连自己的亲妈也不敢认了。他手忙脚乱地掩盖真相,编造假话,就是可怜巴巴地向人间公信力低头,指望靠“瞒”和“骗”,重新混到“好人”的行列里来。可哪有这种好事?恶只能去除,不能洗刷;作了恶,只能老老实实去纠正,正义才可放过之,倘若想的是掩人耳目,用“瞒”和“骗”糊弄过去,便又陷于新的恶。人间的事情,就是这样环环相扣。
  对于作恶之人来说,朱棣是有关这类人必受惩罚的一个上佳例子。对于天下善良的人来说,朱棣一生走过的路,也适足给他们以做“好人”的信心和自豪感。从富且贵的角度看,朱棣已极人寰,但又怎样呢?一辈子说着谎话,心惊肉跳地享受着偷来的东西,视给了自己生命的母亲为羞辱———这样的人,何尝有片刻安宁?
  据说,永乐年间南京最大的工程“大报恩寺”,即朱棣为抚平内心不安而下旨兴建的。此工程极为浩大,动用人力十万,自永乐十年(1412)开工,直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死时仍未竣工。规格也高得很有些破例,朱棣明确批示大报恩寺“梵宇皆准大内式”,也就是说,这个佛教建筑群可以享受皇宫的标准与规制。显然,大报恩寺对朱棣是有特殊意义的,绝非普通的宗教建筑。当时,对外美其名曰此寺之建是为报答太祖和马皇后的养育之恩,但民间历来的说法,都相信朱棣建这个东西,是出于对生母妃的赎罪心理,所以在当地人口中,大报恩寺的大雄宝殿不叫大雄宝殿,一直俗称“妃殿”。{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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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18)
事情没完,只刚刚开了个头而已。
  对朱棣,孟森先生有个概括,道是:“盖篡弑之为大恶,欲济其恶,必有倒行逆施之事。”{62}“欲济其恶”四个字,是要害。恶,也是一种活泼泼、有生命的东西,就像病毒一样,既顽强,又有惊人可怕的自我复制之能力。一旦激活,它就疯狂地繁衍生长,胃口越来越大,显示出吞噬一切的难以满足感。“欲济其恶”,讲的就是恶的那样一种难以满足感,或者说一种不可遏止的惯性,一种对能量充分释放的需求。
  西方中古世纪的浮士德传说,用一个宗教故事告诫人,千万不能被“魔鬼”诱惑、和它签约,否则会永世沉沦———所谓“魔鬼”,其实是人内心的恶。对于朱棣来说,他不单受了“魔鬼”的诱惑,并且在协议书上签字画押,所以,他是无法摆脱它的纠缠的了。
  恶之花一:精神戕害
  古代中国的人文精神,遭受过两次严重戕害。一次是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第一个皇朝秦帝国。一次就是朱棣篡夺政权,自立为永乐皇帝。
  秦灭六国,害怕各国人民怀念自己的文化历史,或者干脆是为了强行统一思想舆论,秦始皇就下令烧书,只留下实用技术类的书籍,其余一概搜出烧掉。为防止没有搜到而漏网的情形,又明令严申,绝对禁止流传。这样,秦以前的各国史书,除了秦自己的官方史,其余统统被毁灭了;学术方面也一样,除秦官方的博士官所掌图书,凡是私人收藏的诸子书一概上交官府烧毁,下令三十天内不上交者,罚筑长城四年(肯定会送命死掉);聚谈诗书者斩首,是古(六国)非今(秦王朝)者灭族;不准许民间办学(私学),孔子以来形成的教育普及的好局面生生地被禁止,历史倒退了好几百年;人民求学以吏为师,换言之,教育以服务政治为目的,与自由的思想和学术绝缘……这些极端的文化专制措施,终结了此前何等灿烂多姿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百家争鸣”时代,而它自身造成的后果,更是接近于葬送文明———秦灭亡后,面临着经典旷无的局面,许多年后,主要自汉武帝时代起,才靠着从废墟中发现的当初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匿存下来的少量典籍,复经许多学者的艰辛整理、疏证,一点一滴、丝丝缕缕地重新续上文明之脉。汉代经学,之所以那样发达,起因就在于秦对文明的毁灭。整个两汉对于中国历史,实有不亚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意义。伟大的学者从司马迁、刘向到郑玄,对中国文化实有再造之恩。饶是如此,中国历史和文明虽万幸未致湮灭,后遗症却也相当严重。例如经学中的“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之间打得一塌糊涂,耗去太多的精力和财力,直到清代仍脱不得身。
  顺带说一下,秦朝其他的政治经济措施,如车同轨、通水路、去险阻(平毁各地要塞)、统一币制器具、以秦篆统一文字等,客观上的作用虽然利于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但其主观出发点,其实也是压制人民、消解各种隐患。
  与秦代的专制暴政不同,秦的许多举措尽管具有反文明的性质,但毕竟尚可促进中国民族、政治的统一,所以历来对秦代的评价,褒贬分歧很大,有认为其善不足以抵其恶的,也有认为其恶远不能掩其善的。这样的分歧,各依尺度不同,谁也说服不了谁。然而,朱棣篡政一事,却谈不上有什么积极面。他篡位以前,中国已处在稳定的统一的局面中,倒是他的叛乱,将中国抛入战祸中,让天下百姓白白品尝离乱滋味。他篡位之后,政治不是变得清明,相反,恢复了许多被朱允炆所改革、连朱元璋晚年亦自我否定掉的苛政,更刻意与建文时期反其道而行,对朱允炆实施的各种明明从士大夫至平民阶层都广泛表示好评、认为是利国惠民的政策,加以否定。就连他好大喜功的对蒙战略,以及征越南这一类似乎可以炫耀一下的“武功”,史家也是疑问多于首肯,因为它们大大违背了朱元璋对明帝国的周边战略设想,而后者却比较合乎明帝国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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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19)
从表面上看,朱棣没有造成嬴政那样严重的后果,也没有轰轰烈烈地搞“焚书坑儒”那样骇人听闻的运动,所以很少有人在这个方面把朱棣与嬴政相提并论。其实,朱棣干的一点也不比嬴政少,对他的打击目标的决绝狠酷,更一点不逊于前者。只不过,相较于嬴政,朱棣更伪善,事办得更狡猾,手段也更高明些罢了。
  “焚书坑儒”动静闹得那么大,名声那么坏,实际上杀了多少人呢?只有四百六十多人,主要是孟子学派的儒生(东汉赵歧说)。
  可永乐元年,单单方孝孺一案,朱棣就杀掉八百七十三人,而且“诛十族”这前所未有的惩罚,特地加上的第十族,就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方孝孺的朋友和门生,只能是知识分子)。其余各案,受害主体也都是读书人。姚广孝力谏不要杀掉方孝孺时,讲得很清楚:应该替天下留存“读书种子”。连最亲信的人的话朱棣也听不进去,他要杀的就是读书人,因为这群人所坚持的精神价值,对他最不利。
  嬴政杀掉四百多个儒生,背上千古骂名;而杀人数倍乃至十几倍的朱棣,却好像没有挨过什么骂。嬴政很冤,他应该从棺材里跳出来,要求平反。
  相反,朱棣非但没有挨骂,还因为那部据说是当时世界上部头最大的《永乐大典》,被许多不明就里的人视为文化的保护神。这就是朱棣的狡猾处。一面对读书人大杀大砍,锢言禁说,一面搞了这个历史上最大的“文化形象工程”,来树立君威、炫耀文治。可实际上,《永乐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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