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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朱棣上台的头一年】九月乙巳，命武康伯徐理等往北平度【丈量】地，以处民之以罪徙者【因犯罪而流徙的人】。｛137｝
永乐元年八月己巳，定罪囚北京为民种田例。……今后有犯者，令于彼耕戍，涉历辛苦，顿挫奸顽。｛138｝
永乐元年十一月戊戌，谕世子曰：朕念北京兵变以来，人民流亡，田地荒芜，故法司所论有罪之人，曲垂宽宥，悉发北京境内屯种。意望数年之后，可以助给边储【指边防军需】，省馈运之劳【人力物力取诸本地】，且使有罪者亦得保全。｛139｝
【永乐五年十月】己丑，谕刑部尚书吕震，凡戍边，各从南北风土所宜。闻北人苦炎瘴，其改佃北京，全活之。｛140｝
从这些记载来看，北京之于永乐年间的中国，颇类乎澳洲之于19世纪的大英帝国，是安置罪犯并有赖罪犯而发展起来的土地。当时北京在三四十年内，接连遭遇两次大的战乱（元亡和“靖难之役”），连朱棣都说“北京兵变以来，人民流亡，田地荒芜”，可见凋虚之极。而重建北京，即以罪囚为生力军：先派人去丈量土地，以待发配至此的“罪徙者”；然后制订“罪囚北京为民种田”的正式法规，同时规定经司法部门审定有罪之人，“悉发”（全部发往）北京境内屯种，到永乐五年又以“照顾”的名义指示刑部，将以往流放在南方的所有北方籍罪犯，统统转来北京开荒。虽然我们无从得到罪囚移民的官方数字，但从以上谕旨来看，这一政策既是全局性的，又是持续性的，可以猜想这个过去叫“大都”、“北平”，而重建后叫“北京”的地方，其人口来源，罪囚恐占相当比例。这个做法的实际好处显而易见———这部分人，身处人生绝境，将他们输移北京、由囚转民，确如朱棣所料他们会有因朝廷降恩“得保全”、“全活之”的感恩戴德心理，正堪驱策，在即将开始的巨大工程中充当苦力。
伪君子朱棣（39）
第六个小动作：朱棣利用巡狩、北征等名义，开始用更多的时间在北京居住，有意冷落南京，削弱它的政治地位，使权力中心实质性地北移。资料显示，从永乐七年起，至永乐十二年，朱棣的活动中心一直是北京。《寓圃杂记》说：“及上【朱棣】登极，即广旧邸【从前的燕王府】为皇城，频年驻跸。当时群臣不知睿意所向，屡请南还。因出令曰：‘敢有复请者，论以妖言。’”｛141｝他用这个办法让人们渐渐习惯北京成为一个发号施令的地方。
第七个小动作：永乐五年七月，徐皇后病逝。这同样成为朱棣的一个机会。他毫不犹豫地将未来的皇家陵寝定在北京，以展示终将迁都北上的决心。《太宗实录》载，徐皇后临终之时，留下这样一段最后遗言：
近闻皇上将巡狩北京，意愿从行，将请恩泽及之，而吾今不逮矣，尔能体吾心，九泉无恨！｛142｝
她说：“闻知皇上就要去北京视察，本来是想跟着去的，好离皇上近些，如今我是不能追随皇上了，倘皇上能念及此意，那就死而瞑目了。”这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就是徐皇后为了与朱棣寸步不离，要求葬于北京。不是说皇家夫妻就不可以卿卿我我，但朱棣并非其人（朱棣后宫的情形详后）。考虑到他一贯喜欢在历史中造假的癖好，这段本就别扭的情节看上去很可能是编造的。那么，替徐皇后编造这样几句“临终遗言”意义何在？盖因皇家陵寝，总在国都附近，以便奉祀。徐皇后之死，意外地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朱棣可以通过确定陵址来为将来迁都北京做铺垫。这点心思，明代的观察家已看得很透，例如沈德符说：“永乐五年，仁孝皇后【即徐皇后】崩。文皇圣意，已不欲立封域【陵墓】于南方，故迟迟未葬。至七年幸北京，始得地于昌平县。”｛143｝他派风水先生廖均卿等直奔北京，得“吉壤”于“黄土山”，而改其名为“万寿山”｛144｝，此即现在明十三陵所在地。永乐十一年正月，陵寝建成，是为“长陵”，二月十七日，葬徐皇后于此。
朱棣不断搞这样一些小动作，目的很明确：使迁都之事不可逆转。到了永乐十四年，他觉得时机成熟了，重提营建北京问题。论理，“营建北京”十年前就已做出了决定，朱棣为什么要再讨论？不外乎两点：一、统一思想；二、要国库正式拨款。第一点是关键。十年来，他搞了那么多小动作，做足铺垫，除了特别“不识时务”者，群臣岂有不知此事，说是要讨论，其实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且，明里是讨论“营建北京”，背后的文章却是迁都。按照《明实录》的记载，这次的讨论，没有反对的声音，朝臣一致拥护皇帝的英明决策，并争先恐后论证（建都于）北京的种种好处，什么“河山巩固”，什么“水甘土厚”，什么“民风淳朴”，什么“物产丰富”，乃至夸之为“天府之国”，显系溢美之辞。还有一些人，尽管也顺从，也拣好听的说，比之前者却较为实在：
陛下重于劳民延缓之今【从永乐四年首议至今，整整十年了】，臣等切惟宗社大计正陛下当为之时，况今漕运已通【指京杭大运河的疏通和整治】、储蓄充溢【国家财政充足】、材用具备【采木采石等建筑材料准备工作完毕】、军民一心。营建之辰，天宝启之。【“辰”，日、月、星的总称；“天宝”可有二解，一指“天然之宝”，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一指秦穆公所获神瑞之物“陈宝”。二句的意思，无非称颂营建北京的决定是很吉祥的。】伏乞早赐圣断，勅所司【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择日兴工，以成国家悠久之计，副臣民之望。｛145｝
其言语中不免有一点这样的含意：“既然皇上准备了那么久，万事俱备，臣等还能说什么呢？”似乎这次廷议没有一丁点反对的声音，只有几个傻乎乎不明就里的地方官———河南的左、右布政使周文褒、王文振和参议陈祚———联名上疏，强烈反对迁都北京，被朱棣直接打发到湖广均州农村当“佃户”｛146｝，从此再无人出面表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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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40）
曲线迂回十年，定都北京之事终得确立。名义上，北京兴建从翌年即永乐十五年六月动工，《明实录》也是这么记载的，实际上这个日期宜理解为北京升格为第一首都的时间，真正动工则早于此，因为先前我们在《明实录》中曾多次看到朱棣就北京工程的负责人任命以及工匠管理等问题，作过指示，说明工程早在进行之中；这一次，不过是在“国务会议”上借讨论之名为批准迁都以及工程开工，走个过场。否则，仅用三年时间，到永乐十八年即建成规模如此宏大的紫禁城，将是一个无法解释也根本不可能的奇迹。
后世称道朱棣营建北京———这座当今世界大都会的骨架和基础，确由他塑造与奠定———之功，以及对宏伟壮丽的紫禁城啧啧称奇时，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并且指出这一事实：明代初年，中国居然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内，先后承受了在南北建造两座都城的巨大负担。要知道，这两座都城中的任何一座，在当时世界上都堪称最为奢费的大城。南京修造了十年，而北京的工程前后耗时二十年。
国家显然为此投入了惊人的物力和人力。我们虽然不知道营造北京究竟耗资多少，因为朱棣不屑于向他的人民公布这样的统计数字；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每一个铜钱都是从赋税中来，亦即都是由当时的普通百姓来承担。
我们可由紫禁城昂贵的材料来想见它的奢费———当时，三大殿的柱子全部采用巨大的楠木｛147｝。因为珍稀，这种木材被冠以“金丝”的形容词。它所以昂贵，除生长周期长，更由于皆处深山之中，砍伐及运输甚是艰难。一根运抵北京的楠木，甚至包含了许多人的生命代价。为了给紫禁城置备足够的木材，几位采木大臣在从山西、四川、两湖、江西直到浙江的广大区域内，足足滞留了十几年。例如被派往四川的工部尚书宋礼，永乐四年赴任，直到永乐十七年才“自蜀召还”，除了中间短暂地在别处处理一些事情，他在四川的采木延续了十三年之久。
如此浩大的工程，人民为此承受了怎样沉重的赋税，我们虽无法知悉真实的数字，却一定是惊人的。在回避或不屑于记载这些数字时，史书偶尔会提及一些局部性的劳动力使用情况。单两湖一地为采木而投入的人力，即达十万之众｛148｝；当时共五大采木地，如以规模不等做一平均估算，仅采木一项，征用民夫总数约四十万上下。至于正式营建北京和紫禁城所投入的人力，不久前，央视在其制作的纪录片《故宫》中指出：“据说超过百万之多。”它还举例说，仅保和殿后的一块巨型汉白玉石，“开采就动用了一万多名民工和六千多名士兵，而运往京城则更为艰巨。数万名民工，在运送石料的道路两旁，修路填坑。每隔一里左右掘一口井，在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日子，从井里汲水泼成冰道。两万民工一千多头骡子，用了整整二十八天的时间，才运到京城。”｛149｝虽然我没有直接掌握这些数字的来源，但出自作为国家电视台制作并有明史专家参与的作品，大约是可以采信的。
回到恩格斯那句话：“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无论如何，在评价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泯灭公正与爱心。关于迁都北京的战略意义，关于重复建设两座首都的必要性———也就是说营建北京算不算“进步”或包含多大“进步”意义———这些争论都可以先放下不说，但当后人称颂北京和故宫的宏伟，并视之为朱棣的一件丰功时，我们该怎样面对当时那一百多万先后为此付出血汗乃至生命的劳工？怎样面对举国为此背负沉重的赋税负担、苦不堪言的普通百姓？难道说，只因为营建北京的过程中没有诞生一个类似孟姜女式的传说，我们对当时人民的苦痛就很难想象？在一些藏头露尾的记载中，其实仍可看到人民因为难以忍受而至于反抗的事例：如师逵在两湖督办采木，过于“严刻”，激荡民怨，民“多从李法良为乱”，此事被一个监察官员报告到中央，却“以帝所特遣，置不问”｛150｝。
伪君子朱棣（41）
至于迁都北京的所谓“战略意义”，不仅落空，而且实践证明，朱棣此举所依据的地缘政治认识，全然错误，是不自量力、自我膨胀的表现。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称“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对迁都北京的后果，有一段盖棺论定般的全局性评论：
有明都燕【明朝以北京为首都】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妄入，擅自进入】，崇祯间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敝【疲惫，困乏，衰败】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以上论迁都北京过于靠近边防前线，极不利于国家安全，并数度造成严重危机】？江南之民命竭于输，太府之金钱靡于河道【这两句是批评北京远离经济发达地区，致大量物力空耗于输送过程，在道路和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这的确会额外增加巨额费用而造成浪费】，皆都燕之为害也。｛151｝
对外用兵
明朝近三百年历史，大部分时间对外取守势，唯永乐年间主动出击。朱棣在南北两个方向，都发动大规模战争。南面战争的对象是安南（今越南北部。当时越南分为两国，北部是安南国，南部是占城国），北面则是老对手蒙古人。
秦汉唐三代，安南为中国所统治，宋以后脱离中国的直接统治，变成接受中国皇帝册封的属国。朱元璋时代的政策是尊重安南的独立，他开列过十五个“不征之国”的名单，安南就在其中。
朱棣征安南起因于被愚弄。当时安南国内发生弑君自立事件，弑君者为骗取中国承认，诡称自己是前国王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