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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征安南起因于被愚弄。当时安南国内发生弑君自立事件，弑君者为骗取中国承认，诡称自己是前国王陈氏之甥，“为众所推，权理国事”｛152｝。朱棣信以为真，遣使前往，正式封其为国王。谁知不久前国王之孙成功逃至南京，朱棣方知被骗，特派征南副将军黄中等领五千人马护送该王孙回国继位，弑君者闻讯遂铤而走险，半道上设伏，杀了王孙，甚至连明廷使臣也一并杀掉。
弹丸小国胆敢愚弄、羞辱伟大的永乐大帝，竟然还杀死“天使”，朱棣的震怒可想而知。永乐四年七月，朱棣点起八十万大军，拜成国公朱能为大将军，分别从广西、云南两路进入安南。虽非师至捷闻，但小小安南，终不能当此大军；翌年五月，战争结束，罪魁祸首被生擒，随着南京受俘仪式完成，朱棣证明和恢复了他作为天朝上国君主不容挑战的荣耀。
事情到此为止，都还算理所应当。毕竟那个弑君者咎由自取，而且中国对于属国的责任与尊严，也确实应予维护。但接下来的事情，却超出了“正义”的范围———一个月后，朱棣以前国王家族尽被篡位者所杀、“无可继者”为由，将安南并入中国，改为交阯布政使司。
为什么这超出了“正义”范围？照说，历史上这块土地几次并入中国版图，到明代初年为止，脱离中国也只四百来年，朱棣的所为，蛮称得上“有史为证”。
问题在于明朝建国时，朱元璋对尊重安南主权，有过正式承诺。洪武元年，他在给安南的诏书中明确说：“中国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也。”｛153｝
朱元璋作此承诺，既非权宜之计，更不是耍心眼、说漂亮话以换取各国对明政权的拥护。他是通盘考虑方方面面，权衡利弊，而就明朝与周边“蛮夷诸国”的关系得出自己的结论。这结论是：“得其地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洪武四年九月十二日，朱元璋在南京奉天门临朝之际，对中央各部门负责人讲话，其中有这一句。｛154｝以后，《皇明祖训》里收录了朱元璋一段话，意思大致相当，文字则有区别，应该是另一次谈话———但“得其地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一句则一字不易，说明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而固定下来的基本观念。这句话中，“得其地不足供给”有鄙薄他人之嫌，但“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认识，却很清醒。他意识到，就算征服别国，由于民族心理与文化的不同，也势必使管理和统治极其费力，最终“徒慕虚名，自弊中土”，相当不明智。作为封建帝王，朱元璋有此认识，已属难能可贵。所以他在诏书中给予安南国的“非有意于臣服”的承诺，绝非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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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42）
有了承诺而背弃之，就很有点理亏了。
本来，朱棣替安南平乱，干得比较漂亮，但关键时刻他好大喜功的癖性却忍不住发作。就算王族陈氏的确全被杀光，也不能以此为借口吞并其国。
不出两年，安南人便为了复国而起来造反。镇压下去，再反，然后再镇压……如此反反复复，直到朱棣死，安南就不曾平静过。二十年中，安南人充分显示出其特有的顽强、桀黠。一如数百年后的法军和美军在越南的境遇，明军在安南亦陷于泥淖之中难以自拔：撤兵，面子不允许，不撤，又无法扑灭反抗，疲于奔命，焦头烂额。
不过，这样的局面势必要等到政策制订者本人亡故，才得消解；朱棣在世时，哪怕再难支撑，被派往安南的明朝士兵也只能硬着头皮顶下去。到了宣宗朱瞻基继位（中间仁宗朱高炽在位仅一年而崩），面子问题终于不是障碍，苦苦支撑再无必要，于是明军从安南脱身之事被迅速提上议事日程。
此事在朱瞻基心中必酝酿已久，以致刚刚上台，他就在与杨士奇、杨荣两位亲信大臣的密谈中，透露“三二年内，朕必行之”｛155｝。然而，未待朱瞻基设计好体面收场的办法，宣德二年九月，驻安南的明军即遭受毁灭性打击，“官军大溃，聚被执……七万人皆没”｛156｝。明军统帅成山侯王通被迫与安南军队签订退兵盟约，而安南方面则适当照顾明廷面子，上表以示恭顺。消息传到北京，朱瞻基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前明军统帅、英国公张辅以及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竭力反对，主张增兵安南。而两年前即知朱瞻基心事的二杨，不失时机地提出罢兵，说：“兵兴以来，天下无宁岁，今疮痍未起，而复勤之兵，臣不忍闻……今请抚而建之，以息吾民。”这实际上就是朱瞻基本人的观点，他立即表示：“卿二人言极是。”｛157｝持续二十年之久的安南战争，终于就此落幕。虽然此事收场方式不够体面，但朱瞻基在正确与错误之间，还是做出了勇敢的选择，这比他的祖父强很多。
征安南这件事，跟朱棣办的其他事，还不太一样。既有合乎情理的一面，又有蛮不讲理的另一面。最初，出兵也算应安南合法君主之后的请求，尽宗主国的义务，在当时总的来说是正义的。可是戡乱的责任尽到之后，朱棣却起了贪心，吞并其国，这完全是野心家本性的发作。这一点，一比较就很清楚———在他之前的朱元璋，和在他之后的朱瞻基，都不具备这性情，所采取的立场也都比他理性。
其次，对这件事哪怕我们宁愿从极端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不以为他不讲信义，反而称道他雄才大略、勇于拓疆———即便如此，二十年里国内百姓所承受的痛苦，和国家大量财力的抛掷，也是无法漠视的。征安南之首役，中国一次即动用八十万大军，超过后来北征鞑靼的规模，庶几举国兴兵，耗费之巨可想而知。钱从哪儿来？还不是从老百姓锅里、口里搜刮！这且不说，然后在安南一拖二十年，明明深陷泥潭，却为了个人面子死不抽身，而让国家背此沉重负担。永乐名臣解缙一度任交阯参议，比较了解安南的实际情况，他曾对朱棣“力言”，安南“得其地不足郡县”，只宜当做羁縻之国，与它建立“宾贡”的关系，但“文皇不悦”，听不进去。但最后结果证明解缙是对的，谷应泰评论道：“至是【指中国撤兵】言始验。”｛158｝朱瞻基做出撤出安南决定的理由是“息兵养民”，等于公开承认朱棣二十年的安南政策“兴兵害民”。专制君主的个人英雄主义，往往以民生凋敝为代价。
单单安南事件支出的军费已极庞大，再加上营建北京、造南京报恩寺及大琉璃宝塔———耗资二百五十万两、投入十万夫役，历二十年才完工———等巨型工程，以及郑和六下西洋这样的“壮举”，不可能不伴以横征暴敛。朱棣在位时，没人敢说真话；他死后，宣宗朱瞻基下诏求言，这时才有人敢讲真话。湖广左参政黄泽上了一道很长的折子，全面抨击永乐朝政，称“今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按：耕耘本男子之事，此语盖谓男子悉被抓丁充役，田间普遍要靠女人耕种】；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进而，就永乐之弊提出以下具体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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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43）
向也【一直以来，指永乐年以来】，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钜【巨】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指北京工程】，江南疲于转输【大量物资要从南方输往北方，以供营造和战争之需】……向也，料差日繁，饥者弗食，土木屡作，劳者弗休。养官马者或鬻子以偿驹【运输及战争对马匹需求太大，以致为官府养马者由于不能完成任务，只好卖掉孩子换回马匹】，佃官田者或典妻以纳税【由于同样的原因，租种官田者不得不靠典妻来完税】。｛159｝
显然，黄泽所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朱瞻基没有生气，而是“嘉纳之”，承认他言之有理。
就是在这情形下，朱棣居然双线作战，深陷安南泥潭的同时，又在北方连续发动五次对两大蒙古部落鞑靼和瓦剌的亲征。五次北征分别是：永乐八年征鞑靼，永乐十二年征瓦剌，永乐二十年征鞑靼，永乐二十一年征鞑靼，永乐二十二年征鞑靼。
连续对蒙古部落亲征有无必要？肯定地说，有必要———如果确实收获了有人所称颂的“妖氛残孽，荡焉廓清，几无孑遗”｛160｝的成果。因为明代大部分时间来自蒙古部落的威胁和骚扰，证明了这件事的必要性。然而“张皇师徒，穷追遐讨，深入漠北，以靖胡虏”，明显没有达到目的，否则绝不应该仅隔二十年就发生“土木之变”，英宗朱祁镇被瓦剌军队生俘的如此严重的危机。
五次北征，被很有气势地形容为“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像犁地一样把蒙古人的地盘连根翻了个底朝天。单看这些形容词，我们会以为朱棣给予敌人以何其具有毁灭性的打击，但细看随驾亲征的官员所做记录，则令人满腹狐疑。
翰林检讨金幼孜，跟随朱棣参加了永乐八年、十二年两次北征，其间，逐日记录经过，后成书《北征录》（亦称《北征前录》）、《北征后录》，是这方面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
永乐八年第一次北征，二月十日师出北京，一路游山玩水、狩猎赏景，所获者野马、狡兔、黄羊耳，金幼孜能够记录下来的朱棣谈话，也无非“汝等观此，方知塞外风景”。“汝等观此，四望空阔，又与每日所见者异”一类品鉴风光之语。在路上行了整整三个月，未遇蒙古部落一兵一卒，直到五月八日，才报第一次军情：某胡骑都指挥使“获虏一人至”。第二天，五月九日，再获“胡寇数人及羊马辎重”。之后，敌又无踪影。直到六月九日，总算见到一小股比较整齐的敌人“列阵以待”，“上麾宿卫即催败之，虏势披靡，追奔不十余里”。这“十余里”的追逐，竟然就是朱棣惊天动地第一次北征之最大战役。后面，仅偶遇“游虏”而已。六月十四在一河边发现“游虏”，“虏怆惶渡河，我骑乘之，生擒数人，余皆死。虏由是遂绝”｛161｝。七月十七日，朱棣率大军回到北京，第一次北征结束。
“获虏一人”、“追奔不十余里”、“生擒数人”……这就是永乐大帝从二月十日到七月十七日，历时长达五月有余、用兵五十万，如此波澜壮阔的北征，所取得的“自古所无有也”｛162｝的辉煌战果吗？而且最奇的是，“虏由是遂绝”———只抓了几个俘虏，怎么会“绝”呢，又怎么“绝”得了呢？
跟第一次比，永乐十二年第二次北征，战果堪称“巨大”，但也不过“毙贼数百人”｛163｝，且是以“五十万之众”对“可三万余人”｛164｝极悬殊的兵力所取得的。
以后三次，就近于搞笑了。
永乐二十年的北征，三十万大军未至，鞑靼首领阿鲁台率部望风而逃，朱棣完全扑空。即便一贯极尽粉饰之能事的《太宗实录》，在添油加醋编造“杀首贼数十人，斩馘其余党无算”之余，也还是闪烁其词地透露了实情：“丑虏阿鲁台闻风震慑，弃其辎重牛羊马驼逃命远遁。”｛165｝既称“远遁”，当然连影子都见不着了，何来“首贼”可杀，且至“数十人”？彼此矛盾，其说不攻自破。真实情况如何呢？此次北征系因阿鲁台的鞑靼部寇兴和（今属内蒙）杀明朝守将王焕而起，可是阿鲁台听说朱棣亲统大军来伐，就溜之大吉，朱棣根本没有跟他所欲“惩罚”的鞑靼人交上手。没找着鞑靼人，他就拿另一部落即东部蒙古的兀良哈人出气，所杀数百人亦属该部落，而且多为老弱平民。时任礼部郎中的孙原贞随军参战，他描述说，蒙古人在明军将至之前，“各先远避，保其种类，是以天兵如入无人之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并获其马牛羊以归”｛166｝。如入无人之境，杀俘老弱平民，这也算“盖世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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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44）
第四次即永乐二十一年的北征，如出一辙，阿鲁台又使用“敌进我退”这一手，朱棣则再次扑空，再次“如入无人之境”。他正懊丧之际—— 《明史》的说法是“帝方耻无功”｛167｝———另一蒙古部落首领前来归附，朱棣总算可以搪塞一把，就像前一次杀俘兀良哈部老弱以充战果那样。
永乐二十二年最后一次北征，索性空手而回，连可以冒充的“战果”也没有。整个过程从头到尾，“弥望荒尘野草，虏只影不见，车辄【应为“辙”字之误，抄者所错】马迹皆漫灭，疑其遁已人【应为“久”字之误】”。“英国公张辅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无一人一骑之迹”。｛168｝无奈之下，朱棣只好“班师”，行至榆木川（今内蒙多伦）一命西归。
如雷贯耳的“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实情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