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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之总和———史书上说，这以后，韩文“家业荡然”｛72｝。不过，韩老爷子也如刘、谢二人一样硬朗，挺过了刘瑾倒台，挺过了正德驾崩，直到嘉靖五年，八十有六高龄的时候与刘健同年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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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22）
李梦阳：执笔“倒八”奏疏，字字见血，状若飞刀，但这酣畅淋漓的檄文也注定了他此后的命运。收拾韩文后，刘瑾即拿他开刀，先谪贬到山西，随即勒令退休，不久，又制造事端将其逮于狱中，准备杀掉。这时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故事，当时另外有位大文豪叫康海的，与李梦阳并称“十才子”。康海文名既高，又与刘瑾同乡，刘瑾大概觉得与这样一位闻名海内的同乡交好，很有面子，所以有意罗致；然同一事自康海看来，却很没面子，一直敬谢不敏。再说康李二人，同为当世文苑重镇，不免有些“文人相轻”的意气，“各自负不相下”。及梦阳下狱，将死；这时有人告诉他，唯康海可救之。无奈，梦阳以片纸，仅书数字致康海，曰：“对山救我。”（对山，康海之号）再无他言。康海见书，二话不说就去刘府求见。刘瑾得讯大喜，“焚香迎海，延置上座”，而“海不少【稍】逊【谦让】”。坐定，康海劈头便问刘瑾知道唐玄宗命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的故事否，刘瑾以为他是以李白自居，忙道：“瑾即请为先生脱之。”不料，康海却说：“李梦阳高于李白数倍，而海固万不及一者也。”刘瑾这才知其来意，他不能不给面子。“海遂解带，与之痛饮。梦阳遂得释归。”但五年后，刘瑾败，康海却因与之结交故，“罹清议”，坐其党而被免职。｛73｝事颇豪迈，令人荡气回肠。梦阳虽免一死，却从此历尽坎坷，越十余年即死，年仅五十七岁。
焦芳：那个以告密扭转乾坤的小人。人生能得几回搏？他这一搏，搏进内阁，“以本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辅政”｛74｝，入阁拜相的同时，还保住了吏部尚书的位子，以后又“累加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尽得风流，并证明“恶有恶报”的说法从来只是善良之辈的一厢情愿。明代士风的特征在于两面性突出：士大夫中硬骨头非常多，历朝少有俦匹，而同时也频频出现极端无耻下作、堕落腐烂的例子，焦芳便是后一情形的代表之一。焦芳有子名曰黄中，一如其父，不学无术，却偏偏要在廷试中被内定为状元，李东阳觉得说不过去，拟其为二甲头名，已很过分，焦芳却由此衔恨李，数次在刘瑾面前谗詈。一日刘亲自以诗试其子，事后将焦芳叫来训道：“黄中昨在我家试石榴诗，甚拙，顾恨李耶？”连基本可以说没文化的刘瑾都觉得焦黄中所做之诗“甚拙”，其不学无术的程度可想而知。后来，焦芳与另一刘党张彩（一作綵）争宠不利，失势，“乃乞归”；刘瑾事败，与张彩同被处死刑，焦芳却幸免于外，据说刘瑾死前发牢骚说：“今彩与我处极刑，而芳独晏然，岂非冤哉。”焦一生卖官无数、广受贿赂，赚得钵满盆满，“居第宏丽，治作劳数郡”（意思是，他的宅第极豪华宏大，筑建时动用数郡之力）。起义者曾攻下彼乡泌阳，入其府，“发窖多得其藏金”。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无良小人，最终一生平安，难怪《明史》亦不禁惊叹：“芳父子竟良死！”
李东阳：弘治顾命三大臣的幸存者。参与了“倒八”运动全过程，并在失败后与刘谢联名请辞，独被留任，且在以后刘瑾罗织的“奸党榜”里不见其名。对此，有人认为正德不便将父亲嘱托的顾命大臣“一锅端”，而手下留情。但《继世纪闻》提出了如下指控：“【刘】瑾素与李阁老东阳有旧，重其诗文。密以韩文等所劾【指“倒八”奏章】询之东阳，得其大略，瑾等惊觉……”这个指控相当严重，倘果有其事，则李东阳所为不逊于焦芳。但此记载不见于别书，仅为孤证不可轻信，官史《明史》未予采纳。不过，当正人君子纷纷见逐、罹祸之际，李东阳独超然无恙，实为奇事。《明史·李东阳传》对这位“不倒翁”的描述，用词讲究，大有深意，很堪玩味。有这样两个场景：场景一———当时他与刘、谢共同疏劾“八党”，刘、谢持议欲诛瑾，词甚厉，“惟东阳少缓”；场景二———刘、谢辞职获准离京时，李来饯行，“泣下”，刘健嘲讽道：“哭什么呢？当初阁下如果也坚决抗争，现在自然就能够和我们一道被恩准辞职了。”史家写道，闻此语“东阳默然”。从这些细节来看，李虽未必屈膝附恶，但在大节大义之前，他选择明哲保身是无疑的。以后，在整个刘瑾当政时期，他的表现基本可以概括成三点，一是忍辱负重、“委蛇避祸”，二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一些清正之士，三是为刘瑾的胡作非为擦屁股，“凡瑾所为乱政，东阳弥缝其间，亦多所补救”，令国家不致崩溃。因此当时人们对李东阳有截然相反的两种反应，有人认为“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然而相反的是，“气节之士多非之”。他的一位门生、礼部侍郎罗玘，上书劝其从污泥浊水中早早抽身而退，否则自己深感耻为东阳门生，“请削门生籍”｛75｝。我一直想找到这封信，多年搜阅，最后在《玉堂丛语》里发现了它，照录于下：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23）
生【罗玘自称】违【离开】教下，屡更变故，虽常贡书【晚辈给尊长写信，谦辞】，然不敢频频者，恐彼此无益也。今则天下皆知，忠赤【正派人】竭矣，大事亦无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终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献谄以为常依依【环绕不舍】者，皆为其身谋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岁之后，史册书之，万世传之，不知此辈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指自己，罗玘虽为学生辈，年龄却并不轻】，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谁复言之？伏望痛割旧志，勇而从之【听从内心忠赤之声的召唤】，不然，请先削生门墙之籍【逐出师门之意】，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诚积直有日矣，临椷【书信，信函，通“缄”】不觉狂悖干冒之至。｛76｝
读此信，方知是时罗玘病重，将不久人世，而以此谏语为诀别，诚感人也。还有一个读书人，献给李东阳这样一首诗：
文名应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77｝
诗中讥以“行不得也哥哥”、“不如归去”之意。刘瑾倒台后，御史张芹即对李东阳提出弹劾，指责“当瑾擅权乱政之时，东阳礼貌过于卑屈，词旨极其称赞，贪位慕禄，不顾名节”。这都是确凿的。其实李东阳这一类政治家也算中国历史的特产，从古到今并不鲜见。他们都聪明过人（李幼时即是神童，为天子召见，过门坎时太监笑道：“神童腿短。”小东阳随口对以“天子门高”），身在官场，当政治极黑暗之际，他们八面玲珑、委曲求全，同时折冲尊俎、周旋揖让；从某种角度看，他们像中流砥柱，是乱世中仅存的良知，但换一个角度看，他们也实在难免同流合污之嫌。这种政治家所起的作用，究竟是避免国家和人民陷入更深的苦痛，还是在客观上助纣为虐、令暴政维持得更久更稳固？刘瑾专权之下，朝政是因有李东阳而幸，抑或反之？诚一言难尽，就连同他们的人品，也无法一概而论。正德三年发生了针对刘瑾的“匿名书事件”，刘瑾一口气将三百余名官员投入大狱，是李东阳力救得免。这样的事情他做得很多，刘健、谢迁、韩文、刘大夏等一批正派“老干部”，以及像杨一清这样的能臣，所以没掉脑袋，或者还能继续在政坛发挥作用，均与李东阳的拯救和保护有关。但既与黑暗同行，做“伴食政治家”，他们无可避免地在自己身上留下这样那样的污点，被人所诟病与不耻。如李东阳，政变后“八党”鸡犬升天，人人祖上受荫封迁坟，而所有祭文“皆李东阳撰”；刘瑾在朝阳门外创玄真观时，李东阳又为之撰碑文，“极称颂”。｛78｝———此等作为，在古代士林属最丑之事，不单对刘瑾和“八党”，就是对走卒焦芳、张彩之流，李东阳也加以巴结。｛79｝刘瑾败后，李上疏罪己，内云“委曲匡持，期于少济，而因循隐忍”。此数语，可作为古今此类政治家所共有的贴切、绝妙之写照。虽然活得很累，也饱受争议，但不管怎么说，李东阳立朝五十年而不倒，生前身后都荣显非常，七十岁那年去世，“赠太师，谥文正”。
整个事变，到翌年三月公布“奸党榜”，才算尘埃落定。“奸党榜”的意思相当于后世的“反党集团”。中国自宋代起，政治上有了一种新罪名，即所谓“党祸”；过去臣下或黜或诛，只是个人罪名，而“党祸”则开创了用有组织有纲领的所谓“结党营私”的小集团罪名打击某种政见的形式，并且从此成为在政治上处理统治层内部不同政见的主要思路。从明代来看，除了贪污、渎职等行政犯罪，只要涉及政见分歧，基本都被定性为“奸党”。这一思路对后世中国政治影响颇深，一旦发生政治见解的冲突，似乎便非要揪出某某集团方能作罢，而且不如此似乎也就不足以彻底搞倒搞臭政治见解相左者。
正德二年由胜利者宣布的“奸党”名单，共计五十六人。其中，宰相级二人，尚书四人，宦官三人，科道官四十一人，其他部员六人。这些人全部被勒令致仕（退休）、免职或被发配，其中一些人在不同程度地面临死亡威胁时却最终化险为夷，只有两名宦官王岳、范亨在解送途中被秘密处死。解读这份名单，能清楚地看到政变所带来的政治格局的两大变化。首先是朝廷人事的剧烈动荡，内阁成员三去其二，各部首长六去其四，内廷核心位置易人———可以说国家权力高层发生了一次大清洗、大换血。其次，名单中科道官（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的比例之高，逾七成以上，意味着司职监察、纠劾和言论的朝臣是朱厚照及其近幸势力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意味着政治由此转向一个言路不畅、更有利于专制独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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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24）
豹房秘史
今人往故宫观光，由天安门进入，行至巍峨的午门，向右看为东华门，由此径东可达繁华的街市王府井，向左看则是西华门。出西华门一直前行，穿过南长街，便是中南海。
中南海，连同今之北海，在明代原系一体，统称“太液池”，全是皇家园林西苑的组成部分。历史兴替，慢慢模糊了明代皇城的格局。在当时，今之故宫到中南海整个的广大区域，统属“大内”，所以西苑又称“西内”，其间并无百姓杂居，北长街、南长街也尽是宫殿和皇家各种办事机构。天启年间太监刘若愚的《酌中志》在《大内规制纪略》中，叙说详尽。
现在游故宫，打从西华门出来，折往中南海，沿途所见已是商厦林立的现代化景象。而在当年，这一带全属禁地，虽未必有“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盘盘焉、囷囷焉”｛80｝之盛，但的确是宫阙连绵，气象森宏。
整整五百年前———公元1507年———正德皇帝朱厚照又在此大兴土木，耗巨资修造了宫廷史上独一无二的怪胎，完全为他个人专用的宫殿群“豹房公廨”。
所谓“豹房”，是宫廷豢养观赏动物的场所，此外如虎房、象房、马房、虫蚁房等。至今，不少北京地名犹存遗影，如“虎坊（房）桥”、“报（豹）房胡同”、昌平区的“象房村”等。珍禽异兽，自古为中国皇帝所好，这爱好兼有几重意义：一是珍禽异兽往往被视为“祥瑞”，二是它们作为夷狄属国的“贡物”，象征“天朝上国”的威势，当然，更是宫中皇族消遣娱乐的对象。历代宫廷均有驯兽师，调教动物，作兽戏以娱君王，更有不甘寂寞之君如正德者，喜欢亲自下场与兽角力｛81｝———好像他的老前辈商纣王也很乐于此道。
由于不断有臣子进献、属国朝贡，加上历朝皇帝自行搜罗，豢养珍禽异兽之费实际已成朝廷一大负担。成化间，内官梁芳“进白水牛一只，每岁支费千余金”｛82｝。《治世余闻》有条记载，说正德之父弘治皇帝继位后，因见“蓄养四方所贡各色鸟兽甚多”，而首次提出将其放纵，“以减浪费”，但又怕“所司白虎豹之属，放即害物”，于是下旨：“但绝其食，令自毙可也。”不知是否真正如此实行，总之，皇家养兽玩兽其风之盛可想而知，单单豹房就不止一处两处，笔者所知，现在东单的“报（豹）房胡同”是其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