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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26）
令两京、布政司、府州县，各修官女学。设庙，奉先代女师【女性杰出历史人物】之神【牌位】。傍有廊，为习女工之所。中一堂，为听教之堂【课堂】。选行义父老掌其事。每年十月开学，十二月止。其教矇瞽【比喻尚未启蒙】之人以《女训》一书，教令讲解背诵，量与俸给【适当发工资，以为奖励】。提学官【教育督导者】岁考阅之。又欲选大家有家法之人为媒氏【官方媒人】，凡女七岁以上入学，习《女训》者，书其年月名籍，令之收掌。国有大嘉礼【遴选后妃】，按籍而取之。则太子必得圣女，诸王及士大夫家亦有士行之女配矣。
不知这是不是历史上中国第一份开建“国立女校”的建议书？谁说我们传统上无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这可是明代一位总理级人物亲自提出的构想。假如撇开拍马屁的性质不论，平心而言，桂萼在这份建议书中还真展示了他头脑新锐、能够开拓进取的素质。开设妇女学校，借助教育手段培养掌握太后思想的专门人材———这样的思路，在现代也许毫不稀奇，可如果它出现在16世纪，你就很难不表示惊讶和佩服了。不但如此，建议书甚至连学校的规制、教学内容、考核方式、“毕业生”去向，全部一一考虑停当，看上去完全可行。只可惜，桂萼把这副脑筋用在了歪门邪道上，倘若施之于正经事，其才良可用也。
嘉靖原只想替母亲出一本书，却触发了这么辉煌宏大的马屁变奏曲。桂萼所拍的这个马屁，是我所知道的古今中外最具创意的马屁；其他常见的马屁，写颂诗颂文也好，立生祠搞偶像崇拜也好，刻碑勒石记载丰功伟绩也好……都不如这个有想象力。不过，有一点桂萼不够负责任。真要将这马屁实施，需要国库掏一大笔钱。在他，双唇上下一碰，哇里哇啦一通宏论，不费吹灰之力，嘉靖却拿不出这笔钱来。或因此，“蒋太后思想女子专科学校”终于并未办起来。
可能，这才是桂萼极其无耻之处。他明知吹牛不上税，而放胆把马屁往极致处拍，只赚不赔。时人谓之：“欲谀悦而迂诞不经，令人齿冷。”又道：“古人云：人之所死，其言也善。验之此公，殆不其然。”｛54｝拍这马屁是桂萼去世前一年的事，人们诧异于已然没几天好活的人了，他为何不能释意宠辱，还干这种丑事。
对此，笔者倒有一解。嘉靖年间歌功颂德的风气，有一些属于投其所好、希图进用，另一些则别有原因。后种情形，尤其发生于官居高位、功成名就者身上。这些人其实无利可图，如果一定要探究他们图什么，我以为也只是图身家性命可保而已。他们太了解皇帝陛下的禀性，对他的顺从、歌颂和崇拜是无止境的，必须达到“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地步，这是他们在嘉靖时代混碗饭吃的宿命。否则，不能“爱君”，恐“不能有其身”｛55｝。
桂萼的马屁拍得是很过分，但显而易见，主要含意都是用心揣摩过嘉靖本人的内心，从中提炼出来的，譬如“天启中兴，圣贤继出”这句话，实际上反映的正是嘉靖的自我评价。有件事明确证明了这一点。蒋太后死后，追其谥号时，嘉靖授意定为“安天诞圣献皇后”。“诞圣”云云，特指蒋氏生产了他这么一个“真龙天子”。耐人寻味的是，嘉靖同时将朱元璋高皇后的谥号也改掉，从“承天顺圣”改作“成天育圣”，这个“育圣”是指高皇后生下了成祖朱棣———这究竟何意？普遍的看法是：“盖其时，世宗自谓应运中兴，功同文皇之靖难。”｛56｝高皇后“育圣”，他母亲蒋氏“诞圣”，他是以此自比为“再定天下”的朱棣。
所以，桂萼的马屁并非乱拍，那正是嘉靖屁股的痒痒处。当他下颁《女训》于阁臣，明智如桂萼者，一眼瞧出嘉靖此举之“痒”痒在何处，就挠了个他舒舒服服，如此而已。其实大家都这么干。即以改高皇后谥号一事论，原来的谥号，着重表述的是高皇后对朱元璋开国立业的“助赞”之功，嘉靖一改，重点却放到诞育朱棣的层面，其间为私忘公之弊非常明显，假使大臣仍有责任感，无论如何要据理抗争，但当时政府中的几位显要，李时、夏言、严嵩，都不曾道半个“不”字，“但知逢迎上意，容悦固位而已。宗庙大体，彼岂暇顾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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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27）
可是倘若不这样，就要冒屁股被打烂的危险。嘉靖是很喜欢打人家屁股的。“廷杖”这折辱士大夫的刑罚，明代历朝都用，但只有嘉靖年间才是家常便饭，而且严重程度往往不止乎屁股被打烂。我们固然能从“杀身以成仁”的角度，去鄙薄桂萼抑或夏言、严嵩们，那是他们品行不够高大完美，但这并不足以令我们把他们看成坏蛋。假如皇帝本来不恶，臣子却把他教唆恶了，自然是奸臣，但如果皇帝坏在前头，臣子只是没有胆量阻止他的坏，那么，责任显然不应该由臣子来负的。
嘉靖所奉行的，正是“两条腿”方针：歌功颂德，如若不然，就打屁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动辄打屁股，不好指望有太多的勇夫。
《国榷》作者谈迁，是一位很严谨的史家。他在论述嘉靖统治的历史影响时指出：“狡伪成风，吏民相沿，不以为非，亦一代升降之关也。”｛57｝作为对全部明史做过大量而透彻研究的学者———他“对史事的记述是十分慎重的，取材很广泛，但选择很谨严，择善而从，不凭个人好恶”｛58｝。———谈迁的意见应该是颇具分量的。其以上所论，清楚点出：世风大坏自嘉靖年始；“狡伪成风”而“不以为非”，且自上而下，从士林一直影响到民间，在明朝二百七十八年历史（截至崇祯自缢）中是个转折点，对此，嘉靖可以记头功。
自从左顺门事件成功压制知识分子声音之后，朝廷内外基本上处处歌舞升平，没有批评，没有敢于或愿意说“不”的人。这样，到了嘉靖末年，突然冒出来一个“骂皇帝”的海瑞，让人稀罕，成为一个事件，乃至五百年后还被演成戏剧。其实在正常情形下，海瑞那道“骂皇帝”的本章，算不了什么，单说明朝，先前就不知有多少，而且火力也不知强多少。海瑞所为之构成一个事件，应该说是拜嘉靖之所赐，是他将“犯颜直谏”这历来的寻常之举，变做弥足珍贵的现象。
在收拾臣子、令他们敬畏服顺的方面，嘉靖乃不世出的高手，不单明代诸帝没有手腕可以比得了他的，在两千年整个帝制史上也鲜有堪相颉颃者。南面为君之术，到得他手中，才炉火纯青。他的这一特长，历来人们认识得很不够，强调得也很不够。可以说，从高超的“政治艺术”角度讲，嘉靖是权术史上一个被埋没了的大人物。
对于士大夫，只来硬的，效果其实不理想，尤其里面一班“刺儿头”、倔脾气，自以为气节铮铮，你越跟他动硬的，他就益发来劲。过去，曹操很厉害，说杀人就杀人，但碰到弥衡这把硬骨头，也就没有好办法，不过曹孟德还算聪明，知道杀之无益，把弥衡推给刘表，让刘表去承担杀士之名。本朝皇帝数朱元璋、朱棣最有能耐，但在对付士大夫上，手段却也平平，无非是狠与杀，两人在位，都杀了不少，可是士大夫的气节好像并没有因此磨损多少，刘基、宋濂、方孝孺这些大儒，内心仍是不屈的。
朱厚熜并不拒绝狠硬的手段（我们说过他对打屁股的热衷，超过前代），但这只是他收拾士大夫的“外家功”。他内外兼修，全套功夫远非止此一端，耍得铁砂掌、通臂拳，也擅长葵花宝典、九阴真经之类。他死后，隆庆年间的一位进士李维桢讲了几句很有味道的话：
世宗享国长久，本朝无两。礼乐文章烂焉兴举，斋居数十年，图迥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其英主哉！｛59｝
“图”，谋划；“迥”，在这里作遥远、辽阔讲，不是一般理解的“差别很大”那个意思。合起来，“图迥天下于掌上”，是说天下虽大，却尽在他掌握之中。“中外俨然如临”，更具体地针对着“斋居数十年”，意谓“休看世宗皇帝几十年匿而不出，可大家却觉得没有哪一天他不曾亲自临朝”。“礼乐文章烂焉兴举”则讲他重视、狠抓意识形态，成功控制文化领导权。分析了嘉靖的皇帝经之后，李维桢由衷赞叹了一句：了不起啊！
的确了不起。嘉靖不单享国长久“本朝无两”（他死后才出了一个超过他的万历皇帝），他的统治术，同样“本朝无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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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28）
过去历史上，以及明朝本身，都不乏因为荒嬉或沉溺于私趣而“不理朝政”的皇帝，正德、天启两位皇帝就很典型。朱厚熜的行径，乍看跟他们很像，他在统治晚期埋首求道，藏在西内基本不露面，许多臣子甚至二十年不曾睹“天颜”一次。如果就此以为，他也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则大错特错矣。
《世宗实录》论及此，道：“晚年留意于玄道，筑斋宫于西内”，但“宸衷惕然，惓惓以不闻外事为忧。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穆而威柄不移”。｛60｝什么叫威柄不移？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印把子嘉靖始终攥得牢牢的，根本不曾松手。他虽然深居简出，但对一切都保持高度警惕（“惕然”），从来对外面发生的事放心不下，也没有什么能够逃过他的耳朵；不仅如此，他虽然不公开露面，省去所有公务活动，却不曾放弃对文件的批阅，重大决策都由他本人亲自做出，经常召见少数重臣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直接过问每件事情。
《实录》所述，表面看像是对嘉靖的吹捧，其实倒是真正的“实录”。这里有一个佐证。当时有人在徐阶（嘉靖年间最后一任内阁首辅）家中，亲眼见过嘉靖的手谕和所批阅过的奏章。他说道：
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宗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览窜定……虽全当帝心，亦为更易数字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再拟。……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揽朝纲如帝者，几何人哉！｛61｝
徐阶代拟的所有旨意，嘉靖不仅亲自审阅，而且“一一”作过改动———注意，是“一一”，全部如此，无一例外———即便拟得很称他心意，也仍会更动几个字，其认真如此。然而，这不止是认真而已，更主要的，是作为权力归属的标志，作为对大臣的无声的警示和提醒：我是皇帝，权柄在我。这就叫“威柄不移”。本朝太祖、成祖二位皇帝，对权柄都抓得很牢，但那是宵旰忧劳、起早贪黑换来的，何如嘉靖躲在幕后，足不出户，神龙见首不见尾，照旧一切尽在掌握中。难怪上述这位嘉靖手迹的目击者，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样而将朝纲尽揽怀中的皇帝，能有几个啊！
嘉靖做皇帝，做得聪明，做得心机深刻。作为高明的权术家，他参透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权力稳固与否，与是否勤政爱民根本无关，关键在于控制力。控制力强，哪怕躲到九霄宫静养，照样操纵一切；控制力弱，就算废寝忘食、没日没夜扑在工作上，该不济还是不济，白搭。论到这一层，正好有现成的例子。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便是后一类皇帝的典型：他做皇帝十几年中，累死累活，不可谓不勤恳，可内内外外，事情一团糟，尤其不知用人，不该用的偏重用，该用的不用，或用而没有章法，明明是自己控制力太弱，临死犹未省悟，说什么“君非亡国之君”。
什么是控制力？简而言之，就是如何用人———抑或说得更黑心一些———驭人。
与民主政体将权力以制度和法律“程序化”、“客体化”不同，专制时代，权力的本质是人，是掌握及分享权力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在人际关系的基础上，专制时代的权力弹性十足，可大可小，可强可弱，可聚可散；同一个位子，由不同的人来坐，分量可有天壤之别。汉献帝是皇帝，曹孟德是他的丞相，但谁都知道那个坐在丞相位子上的人，能做得了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