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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嘉靖没根没柢，以一个外藩兼十四五岁孩子身份入主紫禁城，多年来的实践却证明，他是个控制力奇强的厚黑天才。初期，他巧妙而充分地运用皇帝身份赋予自己的条件，辅以坚忍和泼辣的精神，硬是将一度占据主流位置的反对派驱逐干净。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终于自己说了算之后，他迅速总结经验，悄然从前台匿身幕后，专事操纵、驭人。这一招最高明。在西内修道的他，就像一位木偶戏大师，十指提着细细的线绳，不时这儿抖动一下，那儿抖动一下，让那些前台的傀儡接受掌声或倒彩。该谁下台了，他毫不留情地松开线绳，想让谁粉墨登场，他就轻轻提起线绳，那玩偶马上活蹦乱跳地开始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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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29）
杨廷和走后，整个嘉靖朝的政界重要人物，没有一个不在他如此的掌控之中。回眸望去，四十年犹如一出构撰精密、机关巧妙、峰回路转、满宫满调的戏剧杰作。先是把张璁等特调来京，打倒杨廷和，却不急于重用他们，仍让自己所衔恨的蒋冕等掌管内阁。此后，宁肯招来退休的正德老臣杨一清接替首辅，也不用在“大礼议”中立下大功的张璁等。此之谓欲扬先抑，特意地冷一冷张璁等的心，好教他们不敢得意忘形。直到嘉靖六年十月，张璁才首次入阁，又过一年多，命桂萼入阁。但仅隔六个月，嘉靖八年八月，嘉靖找了个由头，忽然责令张璁归乡省改，命桂萼致仕。可是，张璁离京不久，九月，马上又接到宣召他重新入阁的旨意；十一月，桂萼也同样被召再次入阁。此后，单单张璁就被这样又重复折腾过两次，分别是嘉靖十年七月罢免、十一月复召，嘉靖十一年八月致仕、嘉靖十二年正月复召，末了，嘉靖十四年四月终于让他彻底退休，不再折腾。前后算起来，从嘉靖六年到十四年，张璁（他后来被赐名张孚敬，我们只需知道张璁张孚敬是同一个人，这里不另加区分）总共三起四落。嘉靖驭人手段之厉害，可见一斑。他明显是刻意的，以猫戏鼠的手法，擒而复纵，纵而复擒，“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张璁自己就曾深有体会地说：
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勿，作禁止讲，密勿之地犹言禁地】，易生嫌疑；代言【拟旨】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62｝
这种诚惶诚恐的心情，是共同的。
除了最后一任首辅徐阶，嘉靖还来不及收拾，其余所有人，几乎都是他亲手扶起来，然后再亲手打倒。罢官、致仕已是上佳结局，死于非命也并不新鲜。“大礼议”后，正德老臣杨一清重新出山稳定大局，仅三年，在内阁首辅位上被罢归，翌年更遭夺职，老年受辱，杨大恨，疽发背卒。张璁之后，夏言成为第一红人，备受信用，但嘉靖对其再施猫戏鼠之故伎，使之两起两落，终于嘉靖二十七年先罢官，再逮其下狱，斩首。因夏言被打倒而崛起的严嵩，老奸巨猾，赔着小心媚事嘉靖十几年，烜赫一时，最后解职、抄家、儿子被处决，自己则死于孤独和贫困。
严格讲起来，不是“鲜有能善终者”，而是根本没有善终者。嘉靖这么做，不是简单的性情之喜怒无常，而是保持对权力控制的一种高级手法———垂青于某人，扶上台，不久将其打倒，再重新挑选一位，不久再用人取而代之。不断走马换将，以这办法，既防止任何柄政太久、尾大不掉的情形出现，也随时宣示着他的威权。
他所精通的又一技巧，是运用自己态度亲疏远近的细微变化，挑起大臣间的矛盾，制造不和，使他们彼此牵制、损害与消耗，然后在最后时刻，由他从中选择一个对象，水到渠成地将其除掉。
张璁在“大礼议”立了首功，自然很想当首辅，嘉靖偏不让他如愿，把退休闲居多年的杨一清找了回来。之所以起用杨一清，也很见心计。杨在正德十年后即离开政坛，与北京没有什么瓜葛，资格又很老，颇著声望，搞这么个人来出任首辅，第一无害，第二很说得过去，第三正好借他压一压张璁等人的骄娇二气。杨到任后，自以为也领会了圣上的用意，在一些问题上与张作梗。张璁便很恼火，他本来就不把杨一清放在眼里，而这是有道理的———杨一清所不知道的是，嘉靖一面让他当首辅，一面背地里经常撇开他，跟张璁说“体己话儿”，例如有一回，嘉靖就这么悄悄对张说：“朕有密谕，卿勿令他人测知，以泄事机。”｛63｝不啻于暗示张璁，虽然首辅是别人，可我真正信任的是你。这很歹毒，张璁见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能不趾高气扬、根本不把老杨头放在眼里吗？在嘉靖的忽悠下，张璁果然按捺不住，公然地指责杨一清，嘲笑他“闲废之年，仍求起用”，控诉他搞一言堂，排挤不同意见。嘉靖的反应极阴险，他既不阻止张璁的攻击，也不怪罪杨一清，而是和稀泥，说一些“同寅协恭，以期和衷”｛64｝的不痛不痒的话，用意明显是鼓励双方继续争斗。杨一清果然上当，跟着上疏，反过来揭张璁的短，说他“志骄气横”，一贯“颐指气使”；一些科道官也闻风而动，起来弹劾张璁、桂萼（对张桂等的骤贵，许多人心里本来就不平衡）。嘉靖见状，心里笑开了花，马上顺水推舟勒令张璁“以本职令回家深加省改”｛65｝，桂萼致仕。谁都想不到，张前脚刚走，后脚马上接到让他回京重新入阁的圣旨。何故？盖因嘉靖的举动，纯属借端挫一挫张、桂的锐气，好让他们放聪明些，更乖更听话，绝非真想撵他们走。现在，嘉靖目的已经达到，杨一清的作用也宣告完结，所以张、桂回来不久，杨就失势，退休，一年后遭革职，死在家中。
嘉靖：万岁，陛下（30）
眼下，张璁变成了当初的杨一清，于是嘉靖马上也给他找来一块绊脚石，就像当初他本人是杨一清的绊脚石一样。此人即夏言，一颗冉冉升起的政界新星。他在一年内，由给事中升为侍读学士，再升礼部尚书，升迁路线俨然张、桂翻版，速度却更快，人评曰“前此未有也”。如此重用的效果，让夏言也像当初的张璁一样，自我感觉极好，不可一世。张璁自然要反击。这两个人斗来斗去，其间张璁几起几落，渐渐，将原先的心气销蚀殆尽，最后可以说死于嘉靖的折腾。
但是，张璁掌阁时代，嘉靖尚未将他拉一个打一个、令其自相掣肘、隔岸观火、隔山打牛、借刀杀人这套组合拳，使到极致。在退居西苑之后，他才亮出压箱子底的真功夫，从夏言到严嵩，再到徐阶，三代内阁在他的匠心独运之下，斗得天昏地暗，精彩纷呈，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非亡即败，再能翻筋斗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这当中，嘉靖运用之妙、拿捏之准、思虑之细，都让人叹为观止。
以下就以严嵩为主角，加以描述。
严嵩的悲喜剧
由于受旧小说旧戏影响，大家都把严嵩当做大奸臣，他在这个行列中的身价属于最高级别，跟赵高、李林甫、秦桧齐名。很多中国人的历史知识，是从旧小说旧戏里来的，我曾经也是。有一套《京剧汇编》，记得有三十多册，里面有成套的列国戏、三国戏、唐宋戏等，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全部读下来，还不止一遍，基本上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就从这里起步。以后再去读史书本身，发现不单人和事方面存在不少出入，旧戏的历史观更成问题，是非褒贬很值得推敲。这位严分宜（严嵩是江西分宜人，那时官场上有以籍贯代称其人的习惯，所以很多书上都叫他严分宜）遭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小说戏剧感染力强、传播快而广，以致现在人们一提起他就想当然地相信《打严嵩》里塑造的那样一个人，不再费心去细读各种史料。
以史书方式确定严嵩为“奸臣”的结论，是满清统治者做出的。清代初年修《明史》，最终把严嵩列在《奸臣传》里，从此严嵩不得翻身。然而，修撰过程中，史馆诸臣对此有过激烈辩论。阮葵生《茶余客话》记载了这个有趣的场景：
李穆堂绂，记闻最博，而持论多偏。在明史馆，谓严嵩不可入奸臣传。纂修诸公争之。李谈辩云涌，纵横莫当，诸公无以折之。最后，杨农先椿学士从容太息曰：“分宜在当日尚可为善，可恨杨继盛无知小生，猖狂妄行，织成五奸十罪之疏传误后人，遂令分宜含冤莫白。吾辈修史，但将杨继盛极力抹倒，诛其饰说诬贤，将五奸十罪条条剖析，且辨后来议恤议谥之非，则分宜之冤可申。”穆堂【李绂】闻之，目眙神愕，口不能答一字，自是不复申前说。｛66｝
李绂跟严嵩有老乡关系，但他之于明史馆“单挑”群僚，却并非感情用事。一则个性使然，不随同流合，更因他“记闻最博”，对史事了解较多。所以，就严嵩是否入《奸臣传》一事与大家舌战时，“谈辩云涌，纵横莫当，诸公无以折之”，都说不过他。然而，当杨椿发表一番议论后，李绂却突然缄口不言，就此放弃立场。
为什么？杨椿究竟说了什么而令李绂默然？
关键就在杨椿提到的杨继盛事。杨继盛是徐阶门生，他在嘉靖三十二年上疏猛烈攻击严嵩，列出五奸十大罪，这篇文章名为《请诛奸臣疏》。嘉靖得疏大怒，认为表面劾严，内里是冲他来的。下狱，严刑拷打，于嘉靖三十四年处死。嘉靖晚年，严嵩倒台，再后来嘉靖崩，他儿子隆庆皇帝继位，“恤直谏诸臣，以继盛为首。赠太常少卿，谥忠愍，予祭葬，任一子官。已，又从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名‘旌忠’”｛67｝。———此即杨椿“后来议恤议谥”一语所指。
杨继盛反严之初，即以“奸臣”称严嵩。杨先因此事被嘉靖杀掉，继之，严嵩又被嘉靖亲手搞掉。这样，否定之否定，因反“奸臣”丧命的杨继盛就成了忠臣，到隆庆时被表褒，赠衔赐谥，还在保定建了名为“旌忠”的纪念堂。这就是严嵩之为奸、杨继盛之为忠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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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31）
本来，这段故事的真正主角是嘉靖。他为保护严嵩（表面上）杀了杨继盛，然后，翻手又将当时的保护对象打倒、抄家，使得其中是非大乱。若无嘉靖在世时亲手打倒严嵩于前，后来隆庆皇帝也不便为杨继盛翻案，将他从罪人变成忠臣。所以，这里面的忠奸问题，都不过是嘉靖一手策划。照理说，改朝换代之后，清朝史馆诸臣可以不理会明代政坛的纠纠葛葛、恩恩怨怨，全面地考察史实本身，重新给出一个描述。
然而，要命的是，清代皇帝全盘接受了明代官方关于这段公案的结论，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主张。
顺治皇帝曾经专门指示，将杨继盛事迹写成戏剧《忠愍记》，还升了剧作者的官。请注意，这部戏剧的名称就直接取自隆庆皇帝给予杨继盛的谥号。顺治十三年，还以顺治本人的名义写有《表忠录序》和《表忠录论》，旗帜鲜明地把杨继盛树为大忠臣的典范，对严嵩则做出这样的评价：“逆臣严嵩父子，盗执大柄，浊乱王家，威福专擅，纪纲废荡。”｛68｝
乾隆皇帝也多次亲自写诗或发表言论，赞扬杨继盛。他写有《题杨忠愍集诗》《旌忠词诗》等；还亲口评论道：“朕几余咏物，有嘉靖年间器皿，念及严嵩专权炀蔽，以致国是日非，朝多稗政。”｛69｝
清代修撰《明史》，从1645年开设史馆，到17３9年刊刻告成、进呈皇帝，横跨顺治至乾隆四朝；作为官史，它的编写，始终处在君主“明加督责，隐寓钳制”｛70｝之下。
这就是为什么面对杨椿的质疑，李绂放弃争论的背景。杨椿的质疑，大部分对李绂不构成问题，比如“将五奸十罪条条剖析”，李绂当不难做到，他先前“谈辩云涌，纵横莫当，诸公无以折之”，显然已经在这么做，而且很成功。关键是这一句：“且辨后来议恤议谥之非”，令李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这哪里是辩“【隆庆】议恤议谥之非”？明明是议本朝皇帝已有定论为非。于是，瞬间闭嘴。
我还相信，李绂以外的史馆诸臣，不是不晓得把严嵩列入《奸臣传》，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然而，他们只不过较早明白了严嵩非入《奸臣传》不可的道理，不像李绂那样死心眼，还需要别人的开导。
回头再来说严嵩到底奸或者不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