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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元节死的那年，“宫中黑眚见【现】，元节治之无验，遂荐仲文代己，试宫中，稍能绝妖，帝宠异之”｛121｝。黑眚，是古人所认为的一种由水气而生的灾祸，以水在五行中为黑色，称“黑眚”。《铁围山丛谈》：“遇暮夜辄出犯【伤】人，相传谓掠食人家小儿……此五行志中所谓黑眚者是也。”这件事，肯定是邵、陶二位老友之间串通好，联手出演的一幕魔术。邵元节临死前，需要找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替代自己，继续控制嘉靖，从而保护自己的家人（其孙邵启南、曾孙邵时雍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朝中做官），而陶仲文正想接替他的事业，两人一拍即合，设计了这个节目在嘉靖面前表演，使陶仲文轻而易举获得嘉靖信任。
读这段故事，我油然想起当初在巴黎，李斯特为了将肖邦引荐给法国上流社会所用的手法：那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夜晚，在专为巴黎名流准备的钢琴独奏沙龙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钢琴大师李斯特用他的绚烂技巧，迷住了在场每个人。整个大厅，只有一盏孤烛在大师的琴台上照耀，突然，一阵风吹过，蜡烛熄灭，然而琴声丝毫未断，当烛台再次点亮时，所有人都惊呆了———在钢琴前演奏的人，不是李斯特，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人。这是不可思议的。试想，竟然有人可以悄然取代李斯特大师的演奏而骗过了所有人的耳朵！一夜之间，肖邦这个名字传遍巴黎……
邵元节以陶仲文代己，跟李斯特以肖邦代己，手法如出一辙，只不过需要额外玩一把魔术罢了，而这样的魔术，对邵、陶来说不算什么。比这更复杂、难度直追现代魔术大师大卫·科波菲尔的魔术，嘉靖年间的道士也曾成功上演过。《万历野获编》记载，与嘉靖同样热爱道教的徽王朱载埨，“尝于八月十五日凝坐望天，忽有一鹤从月中飞下殿亭，鹤载一羽士【道士】，真神仙中人也，王喜急礼之，与谈大快……”大快之余，道士成功骗得万金而去；后一日，“有司擒道士宿娼者来，疑其为盗”，徽王一见，正是跨鹤自月中来的“神仙”。对方供认，他们其实是武当山道士。沈德符的评论非常正确：“总之，皆幻术也。”｛122｝这样的大型魔术都能玩得，可见明代中国魔术水平之高，邵、陶的“黑眚魔术”岂非小菜？
当然，仅有瞒和骗是不够的，他们也必须在某些方面拿出“真才实学”，让嘉靖通过本人，在自己身上切切实实看到效果。他们可以一显身手之处，是“进方”。方者，药之配伍也。道家修行者有个别名叫“方士”，即因他们以长生不死为最高愿望，孜孜以求，不遗余力去发明“长生不死之药”，而得了这样的称呼。
他们的目标虽然是虚幻的，但在致力于这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却也的确对药物的种类、性质、作用有所了解，而普遍拥有医药家的知识和技能。中国古代，除职业医家外，对医药学贡献最大的，就是道家方士。例如东晋高道葛洪记述过天花、肺疾、麻风病的病状，也研究出一些治病的药物和方剂，名气很大，至今还有一种治疗脚气的药水打着“葛洪脚气水”的旗号。南朝炼丹家陶弘景撰写了七卷《本草经集注》，是药物学名著。孙思邈以“药王”名垂史册，其实他也是一位炼丹家。有学者指出：“整个看来，中国古代医药化学成就主要是从炼丹的活动中取得的，人工合成的矿物药剂的最早丹方也主要见于炼丹家的著述。”｛123｝
嘉靖：万岁，陛下（46）
然而，因为目的全然错误，道家方士的医药家这一面，真真假假，经验与邪术并存，不全是外行，但绝对不是货真价实的医生，他们在取得你信任的同时，往往把健康和生命的巨大风险不知不觉地带到你身边。
历史记载中，有几次嘉靖或太子朱载垕患病，经邵、陶等祷祀痊愈，极可能是暗中用药的结果。这属于通过消病免灾来换取嘉靖对其“法术”的笃信。此外还有一种情形，即无病状态下，以“养生”的成效，让嘉靖获得神奇体验。
其中，性体验或与性有关的生命体验，是最突出的内容。性，在人生命中显而易见的盛衰过程，本身具有对健康状况的极大心理暗示作用；性功能强劲，是生命力旺盛的表征，反之，人普遍认为自己精力趋于衰竭。正基于此，道家十分重视这方面的修炼，既以性行为为改善和增强生命机能的手段，也把改善和增强性机能当做修行效果的检验标准。因此，道家一直以来既保持着研究“房中术”的传统，同时，也从男女两性生理出发，臆想了许多奇怪神秘的理论，从中进行药物学的发掘和实验———把这两个层面简单概括一下，分别是“性交技巧”和“春药”，而这两者的一致作用，据说都有助于养生和长寿。
邵、陶之流恐怕在两个层面都有贡献于嘉靖，而以“春药”更突出。由于这种事特有的隐秘性质，我们实际无从确知他们提供的“春药”真实详尽的内容，因而也无法用现代实验手段证实它或否定它。不过，从当时的记载看，效果竟然是确凿的。《万历野获编》有两条记载：
时大司马【兵部尚书】谭二华纶受其术于仲文……行之而验，又以授张江陵相【指张居正】……一夕，【谭纶】御妓女而败，自揣不起，遗嘱江陵慎之。张临弔【吊】痛哭……时谭年甫逾六十也。张用谭术不已。后日亦以枯瘠，亦不及下寿而殁。【陶仲文之术】前后授受三十年间，一时圣君哲相，俱堕其彀中。｛124｝
“行之而验”，很明确，且非孤证，嘉靖之外，尚有名臣试之见效。第二条说得更具体：
嘉靖间，诸佞倖进方最多，其秘术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少女初潮】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顾【顾可学】、盛【盛端明】则用秋石，取童男小遗【尿液】，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进。此二法盛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饵此及他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性交】耳。至穆宗【朱载垕，隆庆皇帝，嘉靖第三子】以壮龄御宇，亦为内官所蛊，循用此等药物，致损圣体，阳物昼夜不仆【倒】，遂不能视朝。
沈德符很谨慎地指出，真正的配方已“不可知”，他所叙述的，乃“相传至今者”。但对这些春药的奇效，他相当肯定，尤其隆庆皇帝用后“阳物昼夜不仆”一语，令我们想起同样成书于嘉靖年间的《金瓶梅》对西门庆之死的描写，应该说不是虚言。
更有力的佐证，来自以下史实———嘉靖年间，多次从民间征选幼女入宫。我们在《国榷》中找到了几例这样的记载：
二十六年二月“辛丑，选宫女三百人”。｛125｝
三十一年十二月“配朔，选民女三百人入宫”。｛126｝
三十四年九月“戊戌，选民女百六十人”。｛127｝
仅三笔记述，即达七百六十人。这些女孩，在八岁至十四岁之间，年龄分布很符合取“红铅”的目的，有立等可取者，也有蓄之以充后备军者，同时，这时间段正好是陶仲文为嘉靖所倚重的全盛时期（陶卒于嘉靖三十九年）。
王世贞有一首《西城宫词》，阴指此事：“两角鸦青双结红，灵犀一点未曾通。自缘身作延年药，憔悴春风雨露中。”
一切迹象表明，嘉靖年间，尤其嘉靖中年以后，宫中长期、持续而有计划地执行焙炼及供应“红铅”的任务。嘉靖必定感觉“药方”奏效，方才形成如此长期的需求。但所谓有效，实质不过如沈德符所言：“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亦即，在性事方面显出了效果，与“长生”并无关系。但是，道家偏偏对性事与长生之间的关系，独有一套神秘主义理论，嘉靖很容易从性事的有效而相信此必有助于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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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47）
嘉靖所能看到的，只是服药后在床笫之间雄壮有力，抑或身轻体健而已，他根本不知道吞入腹中的究竟是什么，各种成分的药理作用如何。在现代，任何受过一定教育的普通人，都懂得用药安全问题，都明白只能服用经过严格动物、人体实验，被证明确有疗效并且安全可靠的药物。可叹嘉靖身为皇帝，人间至尊，却勇于尝试一切完全不知来历的药物，承担连现代药物实验志愿者都不可能承担的风险。念及此，人们与其羡慕那些皇帝，倒不如好好地可怜他们一番哩。
世事真是奇怪。嘉靖此人，一生“图迥天下于掌上”，谁也斗不过他，但命运还是给他安排下一个劲敌，一个死敌，那就是他自己。当把所有人收拾得服服帖帖、唯唯诺诺之后，他似乎无事可做，于是开始跟自己较劲。他把自己分作两派，一边是皮囊，一边是灵魂。皮囊循着自然和上帝的旨意，生长、衰老、走向终点，灵魂却恐惧地大叫：“不！”灵魂一边不停地嘶喊，一边搬来援兵———五花八门的长生不死之药。这些援兵，非但未能延缓皮囊老去的步伐，反而加速了它，以至于最后从结果来看，简直是引狼入室———这些援兵成了皮囊坏朽的最大帮凶。
嘉靖就这样自己把自己整死了。
不必留待现代医学的检验，对嘉靖之死，当时的看法便非常明确一致：药物中毒。“其方诡秘不可辨，性燥热，非神农本草所载。”｛128｝例如《明史》提到，方士所进药物之中，居然有以水银制成｛129｝。如此剧毒成分，都是摄服对象，危害可想而知。没有人能够回答，他这一生究竟把多少种毒素请入自己体内，但相关记载却足够让我们去想象他的疯狂：
帝晚年求方术益急，仲文、可学辈皆前死。四十一年冬，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访求方士及符箓秘书……上所得法秘数千册。｛130｝
对这数千册“法秘”，他居然如获至宝，大大赏赐姜、王二人。他的确已经癫狂，连内侍悄悄放在其床褥案头的药丸，也信为天赐，郑重其事地吩咐礼部举行“谢典”。｛131｝直到最后时日，死神走来，他才若有所悟：“朕不自谨惜，致此疾困。”
《明史纪事本末》以专门一卷，单独叙述嘉靖崇奉道教之事。作者谷应泰，终篇处以如下话语具结：
语云：服食神仙，多为药所误。又云：君以此始，必以此终。
吁！可慨也夫！｛132｝
“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精彩真精彩。他又说：
世宗起自藩服，入缵大统，累叶升平，兵革衰息，毋亦富贵吾所已极，所不知者寿耳，以故因寿考而慕长生，缘长生而冀翀【鸟直飞升状，借喻成仙】举。
天道诡异。历来，做皇帝能做得这么顺当者，凤毛麟角。倘嘉靖无此爱好，我们看不出有何原因能够妨碍他享受“清平乐”。然而一股奇怪的力量偏偏让他自滋事端，且沉溺如此之深，在毒素的攻逼下了却残生。
其实，最终被自己坚信不移的东西所击倒和戕害，往往是唯我独尊者无法逃脱的命运。嘉靖爱道教，我们也因为他爱道教而爱道教。感谢道教，感谢嘉靖狂热地信仰它，感谢邵元节、陶仲文等所有向嘉靖进献毒药的道士们。否则，世上还真没有其他什么东西，能让这个被海瑞在《治安疏》里骂得狗血淋头的皇帝，略微遭到些许的报应。
【注释】
①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五章。
②《人民日报》，1959年6月16日。
③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五章。
④《明史》，列传第七十八。
⑤⑥⑦《世宗实录》，卷一。
⑧原为明清皇城第一门，清代改称大清门，民国称中华门。原址在今正阳门之北、毛主席纪念堂一带。毁于1954年。
⑨土木之变后，英宗朱祁镇为瓦剌俘虏，由皇太后指定，郕王朱祁钰奉命监国摄政，后经廷议，即位为君。这属于危难之时为应付紧急情况而发生的事情，并非正常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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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48）
｛10｝《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世室。
｛11｝《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触忌。
｛12｝｛13｝｛14｝｛15｝｛16｝《明史》，列传第七十八。
｛17｝｛18｝《世宗实录》，卷一。
｛19｝程颐：《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论濮王典礼议》，《河南程氏文集》，卷五。
｛20｝《明史》，列传第七十九。
｛21｝《明经世文编》，卷一百七十六，张文忠公文集一。
｛22｝欧阳琛：《王守仁与大礼议》，《新中华》，1949年第12卷第7期。
｛23｝｛24｝《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
｛25｝｛26｝《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大礼议。
｛27｝【美】苏均炜：《大学士严嵩新论》，《明清史国际